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30%,到底难在哪里?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为60%至70%。
科技创新成果如何从实验室的橱柜里走出来?如何将科研成果从高校的“装饰品”变成落地的新产品?科技成果转化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
《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地方政府都在尝试不同策略,寻找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2021年末成立的郑州技术交易市场,期待培育技术交易生态体系,推动各类创新要素汇聚和高效配置。安徽省合芜蚌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也获批,联合沪苏浙成立长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联盟。加上此前批复的河北京南、宁波、浙江、山东济青烟、上海闵行、江苏苏南、吉林长吉图、四川成德绵、广东珠三角、湖北汉襄宜示范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将成为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改革的突破口。
据了解,目前各地之所以聚焦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建设,主要是近年来,在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之际,科技成果转化中,“转什么”“怎么转”“谁来转”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掣肘。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前景分析报告统计,中国前沿科技成果只有10%-30%被应用于实际生产中,能够真正形成产业的科技成果仅为其中的20%。
五年前,北京大学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组成的跨学科团队,成功研制出新一代高速、高分辨、微型化双光子荧光显微镜,重量仅为2.2克。这一科技成果是世界成像仪器领域的重大突破,为生物医学、脑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工具。该研究成果获得国内外神经科学家的认可。
据了解,此项技术之前,研究脑科学的专家,用双光子显微镜只能观察死的、麻醉的或者固定的动物。而现在,经过训练的小鼠可以戴着只有2.2克的探头自由活动。可以实现对自由状态下实验动物的大脑进行长时间的观测,并观测到单个神经元细胞以及突触的程度。
在医学领域,该项技术更是在病理检验、手术治疗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北京大学教授王爱民是此次研发项目团队中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为推动该项科技成果产业化成立的北京超维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他告诉《财经》记者,传统的显微镜由于设备复杂、体积大,只能观察离体病理,但现在这项技术可以将复杂的设备做得非常小,可以实现观察活病理,这对医学检验技术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然而,这项技术的市场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爱民表示,从技术研发成功到成立公司对接市场,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如今,推动科技成果进一步对接市场、实现产业化的问题依旧是最大的难题之一。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当前,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难”的问题普遍存在,诸多科技成果长期“藏在深闺人未识”。 让科技成果走出“围墙”、走向市场,实现科研单位、企业、市场、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是摆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一道难题。
走出“深闺”匹配市场需求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对接市场需求并不是他们的长项。
对于微型化高分辨率双光子显微镜的研发人员来说,市场并不是他们熟悉的领域。王爱民告诉《财经》记者,市场化是一个需要培育的过程,研发成果出来后,团队花费了大量精力去转化、对接市场,从2016年做出一套整机,到2017年发出论文、成立“超维景”公司,再到接下来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市场化,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
为了推进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微型化高分辨率双光子显微镜研发团队2017年成立了一个小型公司——“超维景”,开始生产整机。王爱民说,“一开始我们对市场的具体需求和客户的想法并不完全了解。在与市场不断对接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不同的单位主体对产品的具体需求是不一样的。”
针对这种情况,公司意识到产品并不适合做成固定的标准化整机,于是将整机做成模块式,根据客户不同需求修改模块。这样就能够更快地推出产品与客户接触,从而根据市场信息最后定型。2018年完成了产品的功能化定型,2019年、2020年产品实现了一定数量的销售。
超维景公司运营总监韩颖对《财经》记者回顾,对目标客户需求和使用引导考虑得不完善,往往会导致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对接时出现一个漫长的市场认知期。多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当前很多科研项目在立项阶段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缺乏问题导向和市场意识,导致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最终科技成果在实验室被“束之高阁”。
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主任张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我们常常碰到一些问题,比如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过于前沿,企业在当下用不上;而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技术难题,高校和科研院所又不愿意去做。”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很低,仅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为60%至70%。在业内看来,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是造成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华美浩联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徐冰玉告诉《财经》记者,科研成果只有满足市场需求,才有转化的价值。科研项目在立项之前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论证十分重要,找准需求再去匹配相应的技术进行研发,可以很大程度避免资源浪费。
一方面是科研供给端对市场需求端的掌握不够;另一方面也存在市场对科技成果的了解和认知不足的问题。超维景公司市场部经理张晋鹏告诉《财经》记者,当前公司已经具备了大批量生产的条件,但是需求还没有跟上来,这与市场对产品技术的了解和认知不足有很大关系。公司一方面推广,一方面还要推动市场认知。
“例如,在与医院对接时,不仅要满足医院精细化的需求,还要突破医疗人员固有的认知,普及我们的科研成果对医学的巨大价值,解释能够给医学检查手段、手术治疗带来什么样的巨大改进,解决对方对于新的检查手段能否带来价值的疑问。”张晋鹏说。
多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
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难其实很大原因在于双方的信息共享不畅、了解不够。对此,要通过各种方式打通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的沟通障碍,提高信息交流效率,实现精准化匹配。
对此,徐冰玉表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应搭建沟通的桥梁和平台,让研发人员与市场有更多碰撞的机会。此外,政府也应该为科研院所与企业创造更多对接交流的机会,让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机会介绍自己的成果,让市场及时了解最新的技术。
韩颖告诉《财经》记者:“我们团队的力量毕竟是比较小的,希望政府能够在科技成果的宣传推广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创造更多的机会和环境,这会对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起到巨大作用。比我们自己一家一家企业去找,效率会更高。”
转化过程需要大量长期资本的陪伴
在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过程中,资金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多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当前科技成果转化仍面临资金不足的严重问题,这也是大量科技成果止步于实验室“展示品”、转化率低的核心原因之一。
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朱希铎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活动,尤其在医疗领域这一特点最为突出,科技成果若想走向市场、形成产业体系需要大量长期资金的支持。“但很多时候我们是熬不下来的,一个项目需要投资20亿元,时间长达十年,谁会投?尤其是医疗器械领域风险最高,谁愿意承担如此高的失败率?如果没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研发很难做。”朱希铎说。
据了解,当前科技成果市场化中,社会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北京疆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王赤坤告诉《财经》记者,对于社会资本来说,转化过程中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是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时最大顾虑。以医疗科技为例,医疗科技成果转化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医疗科技成果转化相关计划、医疗科技成果临床前研究、医疗科技成果临床研究、医疗科技成果的申报与审批、医疗科技成果监测等多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包括众多复杂的分项研究,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为了保证医疗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概率,相关机构要持续加大投入。王赤坤表示,即便如此,在这个系统过程中,每个环节出现差错或意外,都可能导致后续无法开展。“有的需从头再来,有的则前功尽弃,有的无功而返,有的则直接终止。此外,相关政策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影响因素。”
正是由于科技成果转化中不确定性太大,很多风险投资公司不愿意承担风险,多倾向于投资成熟期的项目,这使得很多早期的技术创新项目不能受到关注。对此,朱希铎说,科技成果若想实现产业化必须进行资本化创新,培育良好的投资环境,让资本市场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撑持续性投入。
在超维景下一步发展中,公司也考虑在不同阶段引入更多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但王爱民担心,资本是把“双刃剑”,公司希望引入的是具有长期价值型投资理念的资本注入,能够站在民族科技走向世界的高度为企业赋能,陪伴企业发展成熟。“如果资本一味追求短平快,很可能对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利。当前坚守长期价值、愿意陪伴企业长期发展的社会资本比例比较少。”
市场是趋利机制,纯粹靠市场的引导并不现实,朱希铎认为政府应该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率先往里投,尤其是政府基金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项目早期的资金需求,通过政府基金带动社会资金支持初创型科技企业,激励风险投资公司对早期技术创新企业的投资。
徐冰玉告诉《财经》记者,医疗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漫长、系统的工程,首先要跨出转化的第一步,需要政府在前期的孵化阶段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让社会资本看懂这个阶段,引导其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参与投资。
《财经》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有几家明星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就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基金的孵化和赋能。2016年,科技部与国投集团联合发起设立了百亿规模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并按照市场化方式专门设立了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国投创业。几年来,聚焦“服务国家创新战略、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国投创业在研发早期投资布局了寒武纪、奇安信等标志性项目,发掘并培育一大批自主创新领军企业,成为推进重大专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悉,在微型化高分辨率双光子显微镜项目研发的初期阶段,也曾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程和平是该研发项目的主导人,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启动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在基金委鼓励下,团队申请了微型化高分辨率双光子显微镜项目,经过评审、考察等各项程序,项目获得了7200万元的支持。“可以说,如果不是基金委的顶层设计,我不会离开自己原本的研究领域,来组建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大团队,并且完成这一工作。是7200万元资金给了我们试错的资本和底气。”程和平说。
在朱希铎看来,除了资金的支持,政府也要在宣传推广方面进行帮助,助力科技成果被市场和资金认知,被各级政府认知,如此就不愁项目做不起来。“科研人员专注的应该是研究工作,不能让科研人员天天到外头去搞宣传工作。”
专业的转化服务系统还未建立
据了解,为支撑成果转化落地,目前安徽省科技、发改、经信、教育等部门建设创新平台共3250家(国家级创新平台170家),基本建成多元投入的科技创新基地网络。
安徽采用“科技团队+成果转化+政府参股+股权激励”模式扶持320个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在皖创新创业,省级财政投入12.63亿元,带动地方及社会投入80余亿元,孵化出恒烁半导体等一批上市企业。
对接市场、寻找资金、寻求政府支持,第三方转化服务平台的作用更加重要。
朱希铎告诉《财经》记者,科研成果在转化过程中所需要的要素条件太复杂,需要多元化的资源配置、常态化的服务、巨大的投资等,这是科研人员、院校机构甚至承建企业所做不了的,并且也不应该他们来做。科技成果转化一定需要市场化的专业第三方服务平台,让这些平台去沟通、联络、设计、撮合,帮助项目完成转化、对接市场、找到政府支持、找到投资基金参与。
超维景公司在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这是以科研为主导的团队很难高效应对的。
而第三方服务平台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的作用应该是全方位的。对于科技成果来说,中国科技成果“好而不熟”,有诸多国际领先甚至填补国际空白的技术成果。服务平台需要做好“熟化”服务,帮助判断科技成果哪里不“熟”、怎么做“熟”。朱希铎说,当前,了解掌握企业的技术需求基本是通过各地政府征集的方式,企业报需求,政府征集后对接相关单位的需求。但是企业和地方产业项目的科技创新需求不是报出来的,也不是通过征集的方式可以做到位,而是要通过专业的团队用服务的方式帮助企业和地方产业园挖掘和梳理需求。
不过,这样专业的服务平台并不多。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告诉《财经》记者,近年来,医疗科技成果第三方转化平台已建了不少,但相关平台得到各方认同的并不多,加上服务本身存在不少问题,这些平台的运行也十分艰难。
朱希铎说,目前专业的第三方转化服务系统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中国科研成果转化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当前,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最需要做的就是打造高端复合型的服务生态系统。
据了解,朱希铎为了实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目标,从2013年底开始筹备组建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服务平台,在2014年正式挂牌启动一家在民政局注册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非”机构——“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开始了他的“成果转化实验”。通过九年探索,形成了科技成果转化数字云网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活动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平台等一整套的生态赋能服务体系,并积累了众多科技成果转化的案例。
“近几年转化服务平台十分火热,但到底是大平台还是小平台、真平台还是假平台?在我看来,真做事、做成事的平台非常少。对此,政府要加强对转化服务平台的引导和管理。”朱希铎说。
当前众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主要存在三大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银行战略研究部总经理杨海平向《财经》记者介绍:一是小而散。不同层级、不同主体成立的平台资源集中程度低,辐射面、吸引力有限。二是割裂明显。许多科技成果服务平台各自为战,开放程度不够,横向与其他同类平台未打通,纵向与科研成果供给单位、科研成果使用单位联系弱。三是功能不完善。有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仅仅有信息发布功能,专业化的评估、中介服务、专业技术转让、金融孵化服务等的提供程度不足,平台功能比较弱。
对此,杨海平认为,要将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框架,重点从三个方面优化:一是强化整合,改变小而散的状态。二是加强开放性,横向纵向强化与其他主体或平台链接。三是以平台为基础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生态体系。以信息平台为基础,搭载咨询服务、中介服务、撮合服务、金融服务,实现与创新创业平台的链接,提升信息的正向和反向传递效率。特别是科技成果在转化服务平台上的反馈信息要及时传递给科研主体,以此解决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不一致的问题,提升科研成果的市场导向、产业导向。
此外,服务生态体系的构建必然需要专业的人才。徐冰玉告诉《财经》记者,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大量有交叉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医学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性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人才需求与人才供给的时间差一直存在,如何缩短这个时间差?需要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想途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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