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年龄歧视：硅谷有多偏爱年轻人？

硅谷中许多人有着多年行业经验和充足天赋，但他们就因为不再年轻，创业时无法争取到风投，甚至应聘时，也没法通过面试。

就像大学扩招带来学历歧视一样，硅谷也有说不清道不明年龄方面的歧视。一方面，年龄歧视和学历门槛不一样，前者是违法的，另一方面，年龄带来的问题确实存在，可能要操心孩子、住宅地址离公司远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应聘者面试综合评分。但矫枉过正真的有理吗？记者诺姆经整理了八个月内在硅谷的 采访经历 ，从五十年间硅谷年龄歧视的形成，引出了一位标新立异辞职做天使投资人的思科公司高管沙因曼，然后以沙因曼的合作伙伴——曾成功创业两次、如今 44 岁、仍在创业的工程师企业家斯塔莫斯——联系和争取风投的过程，告诉了我们硅谷的年龄歧视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身体里的肉毒杆菌浓度，是正常人的十倍。”今年 2 月，赛斯·马塔拉索（Seth Matarasso）医生在体检室中这么跟我说。

马塔拉索是个美容外科医生，但他有一颗真人秀制片人的心——举止傲慢，骨子里透露着粗鲁。在我们一小时的谈话期间，他会时不时地像我女儿一样提出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一般去哪个健身房？你的背部长得怎么样？你鼻子的手术是谁做的？”在告别时他并没有说再见，而是边走边大声说，“要真心实意地爱我哟”。

二十年前，当马塔拉索的美容店在旧金山开业时，他发现患者年龄大多数在中年以上：比如曾经同学会中的女王，另一半出轨、或是自己正在准备出轨的人。到了现在，他的患者群体远比原先要大得多，需要整容的人来自各个年龄段，平均收入和可支配资金也远比原先要高得多。马塔拉索说，他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肉毒杆菌药剂师。（ 注 ：肉毒杆菌是……毒性最强的毒素之一。……军队常常将这种毒素用于生化武器。“肉毒杆菌素”若施打正确，是非常安全、有效的除皱及改善脸形、腿形的利器。）

但是，从开业到敢于自称“世界第二”，这种增长与马塔拉索本人的风采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湾区文化革命的影响。

硅谷已经成了全美年龄歧视最严重的地方之一，科技行业这些标榜精英主义的杰出人士们，嘲笑并不算老的从业者和创业者时从不犹豫。“年轻人确实更聪明，”2007 年时，Facebook CEO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斯坦福大学这么说。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大型 IT 服务提供商 ServiceNow 的“职业生涯”页面明晃晃地写着：“我们希望那些有雄性壮志的年轻人加入，而不是早就成功过的那些人。”

这两个案例只是能够被公开的歧视而已，近期有一位 40 岁的工程师告诉我，有个科技行业 CEO 准备收购他的公司，“你已经老了，”CEO 这么对他说，CEO 大概二三十岁，“然后我看着他，淡淡的说，‘不，我只是比你们成熟而已。’”

最近八个月我一直在与硅谷内的各种人交流，工程师、企业家、金融家、以及那位做派让人很不舒服的整容医生，我发现硅谷和上世纪 80 年代完全不一样了，若是想要好好在其中生存，让人感觉自己天真而幼稚才是更好的策略（注 1）。许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马塔拉索的客户们都想要变得更年轻一些，拥有更像是属于办公室的长相，“现在这些人都变了，他们来到美容店就这么说，‘嘿，医生你好，我今年四十岁了，帮我整个娃娃脸吧。我不想像现在这样，一看就像是结了婚有孩子的人。’”

不出所料，马塔拉索从这种社会变迁中得出了几个结论。首先，对整容手术有需求的人群平均年龄正在下降，不过马塔拉索每次碰到年轻人都会循规蹈矩地拒绝他们。几个月前，有个 26 岁的人来找马塔拉索，他有点若隐若现的秃头，想要做毛发移植手术，“我跟他说，你想都别想，发型都还没成型，就想做手术？”马塔拉索还提到，这些科技行业的人算盘打得很深，“他们不想突然变得年轻”，所以每个周五都是马塔拉索最为繁忙的一天：科技行业的“老龄化患者”们来到他这儿，到周一早上，他们就成了比上周五显得稍微年轻一些的自己，如此反复。

整容群体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马塔拉索的病人中，男人占了大部分，马塔拉索发现这些男人比女人更害羞，“他们会说，‘你看，我这里有个痣，你觉得要不要处理一下？’”也更愿意听他的建议，“在我说完之后，他们通常会回答‘好吧，就听你的，做手术吧’，他们不会想着去货比三家。”

马塔拉索告诉我，按照流行程度升序排列，男性技术人员最青睐的手术依次是：清理破裂血管和皮肤斑点的激光手术，集焦超声波手术、尤其是收紧皮肤的超声波手术，“当然了，我每次都能按时完成任务，第二天继续工作，从没有因故停工。”，以及收紧皮肤效果胜过所有新技术的老式毒素，那是男性科技行业人员中最常见的治疗方式，他们通常要求在眼睛下方、嘴附近和脖子上注射少许肉毒杆菌，“男人们很喜欢让脖子皮变得紧致”，马塔拉索指着我的颈阔肌说道。

是否曾经在马塔拉索的办公室出现过，也许能算是个极端的、衡量中年科技行业人员是否在意自己目前工作的标准，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疯狂，不过它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相关。一位三十多岁的朋友告诉我，他有个在 Facebook 的朋友，曾经略带严肃地宣称过自己要避免阳光暴晒，因为那会导致皮肤青年早皱。求职顾问罗伯特·威瑟斯（Robert Withers）曾帮助超过 40 个人在硅谷找到工作，威瑟斯表示，如果年龄稍大的人想要在硅谷找工作，那 LinkedIn 页面上的照片一定要经过专业处理，表现得年轻而有活力，不能露出任何疲态，威瑟斯还建议这些人多去面试现场，看看其他人是如何着装的。

不难看出这一事实的讽刺意味，“硅谷”在美国经济中代表着不折不挠的乐观精神，创新和革命是硅谷至高无上的使命，但如今硅谷中有了庞大而且不断增长的、训练有素的、充满才华而雄心勃勃的群体，因为年龄问题被边缘化，不得不沮丧地离开企业面试处，来到美容院的候诊室，这其中原因没有人能合理地解释，带来的后果也是让人抑郁非常。

第一次与丹·沙因曼（Dan Scheinman）见面时，他警告我说，自己是奇怪的人。果不其然，有一回遇见他研究两个创业公司的案例，我眼睁睁看着他像猛兽般撕咬着一块百吉饼。之后心不在焉地把餐巾上一颗颗罂粟种子塞进嘴里。

沙因曼在思科干了 18 年，曾经担任过思科并购部门主管，尽管如此，他感觉是自己的怪异阻止了进一步升迁。沙因曼的想法很新奇，他的措辞技巧也很特殊，“我是个蹩脚的主持人，”他这么跟我说，“这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能够给人带来很好的第一印象，一分钟内就打动别人，但我需要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早在这个世纪初，沙因曼就建议思科收购虚拟虚拟化软件公司 VMware，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思科是个硬件公司，”西服笔挺的同事们这般拒绝了他，一家硬件公司和软件有什么关系？

这没有动摇沙因曼对自己的信心，他只是简单地归因于思科内部官僚主义，如果没有这种气氛，他能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毕竟，后来 VMware 成功了，市场估值达到 500 亿美元，于是沙因曼在离开思科、成为一名风险投资者后，也成功吸引了沙山路多家老牌企业的注意力。

被拒绝一事同样没有让他烦恼，他开始相信，硅谷中大多数投资者就像思科中那些同事一样：很容易受到偏见影响，无法正常思考。“保罗·格雷厄姆说过，”——世界上最有名的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创始人——“最成功的投资者能够在 24 小时内作出决定，”沙因曼风淡云轻地说，他也准备这么做。

对沙因曼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投资方向了。“现实是，我有两种选择，”沙因曼告诉我，“第一，我可以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但如果没有巨大的资本优势，这就是个失败的策略。”第二个选择是从那些乍看起来不太靠谱、对投资者不太有吸引力的创意中大浪淘沙。最终，在一次与两名令人生厌的扎克伯格崇拜者会面后，沙因曼做出了决定：老牌企业家们是“那些被低估的创意的启蒙人”。（注 2）

事实上，在风投失败案例中排名第一的失败原因就是对年轻盲目人迷信，“投资者们对年龄设置的门槛是 32 岁，”2013 年格雷厄姆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一旦创业者超过 32 岁，他们就开始质疑了。”

风投行业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排名的原因，投资创业公司是非常有风险的行为，即使是最好的风投公司，在大多数时候也会失败，这样一来，对于创业公司的投资，成功回报的要求就非常高了。通常 500%（“5×”）回报率可以算是比较喜人的，而 Facebook、Google 这类“超级独角兽”带来的成百上千倍回报率，正是大型风险投资基金得以维持的原因。

当金融行业与硅谷小社会——实际是神秘主义——相汇，风投机构们发现自己正在追求千百倍的回报率时，他们总是会让自己去想年轻人们的故事。“他们绝大部分人倾向于选择年轻人的原因是，年轻人有潜力打造出黑天鹅的故事，”一位业内这样描述他的同行，“这显然是脱离了现实的偏见。如果我在 Google 工作五年，我成为黑天鹅的希望有多大？显然，那比为人知晓的可能性还要低。”

自然地，沙因曼选择了少有人走的那条路，他成为了一名天使投资人，这意味着他会在创业者们用光了家庭成员储蓄和信用卡透支额度后，提供一些资金帮助。如果天使投资人的选择是正确的，创业公司能够开始成长，那么这家公司一般都会进行“A 轮融资”，获得大约 200 万到 1000 万美元。沙因曼假设，有了这足以维持一到两年开销的资金，有经验的中年创业者就能打造出让风投机构们刮目相看的产品，让他们克服偏见，开始想象也许这个产品会成为下一个十亿美元级的成功。

不论如何，这只是假设和理论。在 2012 年底，沙因曼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MBA 学位的妻子开始担心，家庭银行账户中财产会随着一笔笔投资消失，“她问，‘你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沙因曼履行了称职丈夫的职责，为妻子做了个 PPT。PPT 分两页，第一页标题是“策略”，列出了风投行业的问题和他的投资策略。“为什么别人都不会这么想？”但是妻子问，“为什么你是唯一一个？”

然后沙因曼用第二页打消了她的顾虑，第二页标题是“结果”。沙因曼已经投资了 9 家创业公司，其中三家至当时已经成功融资数百万美元。有一家名叫 Tango，由年近 50 岁的前任以色列坦克指挥官创立，“当时有几家非常著名、非常有影响力的风投机构告诉我，这家伙没希望，”沙因曼说，“‘他看起来就不像是个开公司的料，’他们这样评价。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他形象很不错。”到今天，Tango 已经获得了超过 2 亿用户，融资额超过 3.6 亿美元。（注 3）

在沙因曼的投资组合中，有一名尚未成功、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工程师企业家，叫做尼克·斯塔莫斯（Nick Stamos），斯塔莫斯 40 多岁，在本世纪初，斯塔莫斯曾经担任过一家创业公司的 CEO，那家公司市值一度达到 10 亿美元，然后他与人联合创立了又一家年收入数千万美元的公司。所有和斯塔莫斯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夸他技术高深、坚持创新和营销。“就是那种记忆犹新的感觉”，沙因曼说。

斯塔莫斯离开了他的第二个职位没几个月后，他创立了 nCrpted Cloud 云服务公司，为客户提供信息加密的私人信息存储服务，就像是加密版 Dropbox 和 Google Drive 一样。沙因曼认为这是个革命性的突破，他把 nCrypted 告诉了思科和微软里那些眼高于顶的朋友们，并且开始在硅谷里谈论这家公司。他觉得，nCrypted 的成功、他和斯塔莫斯的成功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要打破这 50 年间硅谷形成的偏见。

计算机并不一直是前瞻性思维的象征，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计算机都是政府官员的标配工具。社会批评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那么长的文章，谴责计算机成了隐藏在幕后的官僚们的工具，用来遏制创新、让社会变得同一化。

一个典型案例是 IBM 位于纽约市的总部，穿着笔挺的白衬衫的工作人员们摆弄着大型机，这些大型机将卖给会计、人力资源等行业的公司。IBM 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发展着，打孔卡从没有停歇的时候，简直是有如神助。

但不过多久，计算机终于变成了加州北部的时尚。如果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去参观设立了个人电脑的研究实验室，你会看到里面都是长发的青年，光着脚丫坐在懒人沙发上吞云吐雾。这些年轻工程师会在办公室上挂海报，谴责尼克松和越南战争。在出差时，他们常常还会带上宠物。

科技行业渐渐形成了两种趋势，一是对于权威的反叛精神，一是认为年轻人是救赎的象征。出现了类似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 PCC）的公司，PCC 在门洛帕克租了一个门面，为所有想要编程和玩游戏的人提供计算机终端。根据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在描述上世纪 60 年代反文化嬉皮士运动与个人计算机之间联系的《What the Dormouse Said》书中记述，PCC 老板原先是一位工程师，有时候还兼任老师，他认为孩子们面对计算机无所畏惧，而成年人却“有着各种各样的顾虑”，他的座右铭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975 年，一位 PCC 的常客认为，是时候邀请湾区所有计算机爱好者聚会和交流思想了。于是爱好者们在一个车库中聚会，并一致通过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这个命名，形成了一个松散而具颠覆性的组织。每次聚会时，俱乐部成员不仅会交流关于科技世界的思考，还会交换微芯片和软件。在这里，年龄和社会地位都不是重点，“17 岁的年轻人可以和工作经验丰富的中年工程师平等交谈，”史蒂芬·利维（Steven Levy）在《黑客 : 计算机革命的英雄》中写道。俱乐部有一位叫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的年轻成员经常参与聚会，他总是能在聚会时成为年轻人们的中心人物，俱乐部聚会是他测试自己设计和组装的 Apple 个人计算机的地方（注 4）。有时候他会带一位名字也叫史蒂夫的高中同学来聚会，后来他们一起创立了一家公司。

我们回到现在，至今，在湾区都很容易看出当年 PCC 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深远影响。2011 年，著名的风险投资者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说过，“超过 45 岁的人，基本上不可能有新创意了。”红杉资本的（Michael Moritz）迈克尔·莫里茨有时候吹嘘，自己“对二十岁的天才创业者们非常有兴趣”，莫里茨的逻辑很简单：“他们有很大热情，他们不会被家庭、孩子或者其他什么事情分心，能够一心工作。”但是，年轻人和风投机构的根本目标不一样，前者想要把 IBM 大型机利用起来，让每个人都能用上其中蕴含的能量，而后者想要把年轻人们利用起来，在万亿美元级的科技行业为他们服务。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现在的结果是，硅谷对于年轻人的迷信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年轻人发挥的作用。以 Dropbox 为例，2007 年，MIT 毕业生德鲁·休斯顿（Drew Houston）创立了 Dropbox 公司，起因是他频繁因为 U 盘忘记拔出而丢失档案，随后 Dropbox 很快就获得了一大批用户，开始获得风投。但是 Dropbox 公司内部从来都没有脱离学校寝室的气氛，就算是现在，公司数百名员工都在一个大约 85000 平方英尺的狭窄空间内工作，这个空间内有全功能的工作室，每周五是公司的“威士忌周五”。Dropbox 的应聘者们曾经抱怨过面试用的会议室，这些会议室名字叫做“分手室”、“兄弟情会议厅”什么的。（一位 Dropbox 发言人表示，会议室最近改名不叫这些了。）

休斯顿至今还戴着 MIT 的班级戒指，他会主持公司每年一次的“黑客周”，黑客周进行时，整个 Dropbox 总部就变成了世界上资本最密集的娱乐室。员工们用滑板和踏板车在其中飞驰，玩乐高积木，或者其他任何感兴趣的玩具，公司鼓励他们在这周内抛下工作。“我已经在这 40 个小时了，”一位工程师告诉正在拍纪录片制片人，“虽然这活动看起来很疯狂，但我觉得很值得！”

可以肯定的说，Dropbox 公司内蔓延的气氛，正在征服科技行业的每一个角落。乒乓球可以随便玩，约会可以多来点，“他们都这样说，‘今天可真是度日如年，我得出去找点妹子玩，’”一位 40 岁的、多家创业公司的顾问如此描述。

而且，整个科技行业都开始变得“男性化”，另外一门大约 40 岁的工程师告诉我，他最近在一家众筹公司工作，随时都需要看同事的工作成果，“你知道的，在写代码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临时的变量，然后他们就取这样的名字，‘dick××’、‘ball××’什么的……”（注 5）这一切都让将近中年的群体感到恐慌，“我们这里有乒乓球台，”一位 30 岁的人说，他是纽约一家资金状况良好的创业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司有几个人想处理掉它。”而那位从众筹公司逃离的工程师告诉我，进入这类公司就是个错误，自己居然还在那工作了九个月。

在去年十月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到了旧金山市中心区一间公寓里，那是一家社交媒体类创业公司的据点，几个创始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CEO 让我感到如沐春风，整个下午他都在向我介绍工程师团队、解释公司商业模式，到了晚上 7 点 30 左右，一名员工出去买批萨，其余所有人都跑进厨房开始做准备工作，这似乎也是每周一次的仪式。一名联合创始人在他之前的公司曾经被每周的“威士忌和雪茄”活动所困扰，所以团队决定避免这种情况重现，“我喜欢威士忌和雪茄，”CEO 告诉我，“不过你想想，一群小伙子坐着抽烟喝酒算个啥事儿？”

晚餐结束后，整个房间又变得空旷起来，两个程序员讨论起罗姆尼的经济计划，这点燃了办公室内的辩论气氛。“如果你是第三胎，你就应该交更多税。”一个程序员说道。这种酒醉心明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原先大学时的美好记忆，然后我开始想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比较符合办公室里这种大学寝室一般的气氛。谈着谈着，话题从罗姆尼跑开了，讲到比较淫秽的东西，辩论双方都有不少“深刻的”证据，最后辩论以一位辩手举起自己的手作示范为结束。几周前，还有个年龄稍微老些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告诉我，在他那年轻人居多的团队中，“还是要留一点私人空间比较好”，重新记起这话时，突然感觉其中蕴含着很深沉的智慧。

斯塔莫斯创立 nCrypted 加密云服务的原因是，曾经有个朋友向他描述：公司里所有人都在用 Dropbox 存储和共享工作文档，以方便随时随地访问，但公司 IT 部门认为 Dropbox 对于敏感文件的保护力度不足。斯塔莫斯觉得这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斯塔莫斯已经有二十多年解决科技问题问题的经验。1990 年时，他还没有 Tufts 大学的双学位项目毕业，就开始在早期的软件制造巨头之一 Lotus 工作。有一天晚上他离开公司时，一位主管问他，是否知道其他比较靠谱的同学们能来工作。Lotus 的程序员白天些代码，晚上测试代码，但测试难免会出错，所以主管想要个大学生来做重启机器的活儿。

“然后我就说，‘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做个盒子来实现这个功能？’”斯塔莫斯向主管提问，然后他沉浸到了工程实验室中。两周后，斯塔莫斯带回来了一个细长的蓝色盒子。没过几天，主管拿了一张 18000 美元的支票给斯塔莫斯，让他再做 60 个同样的盒子。“我可真是亏大了，”斯塔莫斯说，“不过我还是完成了任务，十年之后都有人告诉我，那些东西还在使用中。”

1995 年 Netscape 公司上市时，一天内公司市值就达到了 30 亿美元，这让斯塔莫斯觉得，他掌握的计算机工程类技能价值也许远远不只 18000 万美元，“我觉得，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到 90 年代末，他

注册成立了 Phase Forward 公司，为制药公司提供了临床试验结果表格化的在线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节约了不菲的人力成本（在这之前，制药公司的研究者们都是手工写下研究数据，一式七份）。斯塔莫斯打造了一个工程师团队，公司上市时，团队规模达到了 100 人。到了 2002 年，斯塔莫斯辞职创业，创立了 Verdasys，为公司们提供数据保护，以防入侵或内部泄密，通用电气、杜邦公司和美国司法部都成为了 Verdasys 的客户。多次成功的创业为斯塔莫斯积累了许多财富，让他过上了优越的日子，不过他没有迷失自我。

必须承认，第一眼看到斯塔莫斯时，绝不会想到他是个创业者，也不是那种穿着连帽风衣、肾上腺素含量很高的程序员，他已经 44 岁了，身材强壮、外表毫不起眼，就像是酒吧服务生一样。几个月前我们在波士顿金融区见面时，他带着我走过了一段迷宫般的走廊，来到他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我以为那是等待区，结果那是他和另外两名同事的办公室。二十分钟后，他提着一个白色塑料外卖袋回来，带着我到公用厨房，打开外卖袋中的盒子，把其中看起来像是意大利食品的东西分了一半给我。

午餐时的交流表明，斯塔莫斯明显受到了年龄的困扰——并不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都喜欢年轻人，同时，对于那些他认为很值得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年轻人很少会有深入了解，他抱怨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倾听真是个很难得的技能。”

然后斯塔莫斯将起了一位年轻工程师的故事，年轻工程师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了他，咨询职业生涯建议，“我和那孩子见面时，他大概 21、22 岁吧，”斯塔莫斯回忆道，“他很聪明，在哈佛大学读计算机科学专业。”那孩子说，他已经成功创业了两次，目前在寻找第三次的机会。之前他的公司是个网站，为女性用户推荐避孕药，用户需要输入一些医疗信息，然后网站就会挑出最合适的、最少副作用的一种，网站能够根据网路公告板、聊天室的信息自行改善算法。

“你给这网站找到了资金？”

“对。”

“这模式显然行不通。”

“是的。”

“你收集了很多数据，然后发现，那么多数据太可怕了，而且你根本无法从中推断出任何信息。”

“确实是这样。”

“你可能找过 CVS 药店想要和他们合作，他们觉得网站不错，但最后合作没法谈成。”

“……是的。”

“然后你终于意识到，所有一切都绕不开 FDA 监管，就连做药品推荐都需要 FDA 批准。”

不过此时这孩子就不淡定了，他想知道，斯塔莫斯是怎么猜出这一切的。

“你看到我脑袋上头发的颜色了吗？”斯塔莫斯说，“（做医药相关创业公司的）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一步，我是在创立 Phase Forward 后遇到这些问题的。”

尽管太过明显的年龄歧视被视为非法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它永远不会发生。在 2011 年，Google 就为此付出了数百万美元赔偿金，诉讼的另一方是一位 54 岁时被炒鱿鱼的工程师布赖恩·里德（Brian Reid），里德称，公司里的同事和主管们都经常叫他“那个老男人”、“那个老古板”，认为他的想法“简直没有任何意义”。一名劳动法律师告诉我，他最近有了一名 30 岁左右的客户，客户在一家创业公司做主管，认为自己的工作很有风险，因为她手下的团队几乎都是 20 出头的年轻人，常常因为她的年龄而不服从管理。“她被手下们称为‘女训导’，”律师说，“如果没人听你指挥，你还算什么主管。”

不过，硅谷里的年龄歧视体现得更加微妙，而且中年人们除了这之外，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所以中年人们更难去面对和克服年龄歧视。“（公司里那些 20 多岁的年轻）人们觉得我们这些老一辈工程师掌握的技能，都是五到十年前流行过的东西，然后啃老本至今，”一位 40 多岁的工程师说。

1999 年时，一位名叫芙瑞德·克莱恩（Freada Klein）的顾问启动了一项对 22 家创业公司的匿名调查研究，研究主题是“工作质量”，为期五年。她发现，只有其中少数能够克服年龄偏见，大多数在评价应聘者时都会有年龄相关指标，比如婚姻状况、是否有孩子、房屋位置，已婚者在这方面被扣分了，就需要更高的水平才能够竞争上岗。

剩下的几个案例中，中年人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古板的人，不会组织孩子用玩具枪或是扼杀创造力——换句话说，当了父母的应聘者有限制。“不少公司接受调查时都表示，‘我们不想要做了父母的人来应聘’，”克莱恩说，“‘年龄足以做我父母的人，向我汇报工作，这太奇怪了。’”这些公司指的是 40 岁左右的中年。

通常情况下，硅谷的年龄歧视可以用科技行业另一个概念来隐晦地表达：公司文化。最近硅谷招聘趋势是这样的，应聘者在通过一系列流程后，还需要和与他年龄相仿或稍年轻一些的程序员聊天，表面上看，这一做法是为了确保应聘者能够融入整个团队，似乎是一步拾遗补漏的妙棋，但实际上，它通常用于淘汰年龄大的应聘者。

淘汰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一位 40 岁左右的工程师参加某个知名公司面试，他觉得自己做对了所有题目，面试问题也回答得非常得体。然后到了最后一步，他和一位公司中的年轻工程师通过 Skype 聊天，“他就是向我解释，‘我司’气氛是大学校园性质的，员工们会把校友带来参观，会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这位中年工程师说，“在这其中，他会说好几次‘文化’这个词。”于是中年工程师能够推断出，他进入公司的机会基本为零，“其他都是铺垫和套话，他就是在说，‘老兄，你太老了，不适合这儿。’”

11 月时，斯塔莫斯飞往硅谷，和沙因曼一起去联系风投。两个月内，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进展还算比较顺利。尽管很多风投早已把资金给了斯塔莫斯的竞争者，但他们都承认了产品质量，“你的产品比他们好多了。”就连业内领先的风投也对其产品印象深刻，“当时红杉资本的态度很惊讶，‘你到底是谁？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第二次去硅谷时，他们拜访了十家风投机构，斯塔莫斯预计能够获得大约 500 万到 100 万美元。但事实是，他们空手而归，没有一家机构愿意投资，有些机构嫌弃他们在波士顿，有些则不认可斯塔莫斯先前的成功创业经历。

最让他们烦恼的是，很多风投都看重一个叫“可获取的市场规模”（Total Addressable Market，TAM）的指标，也就是产品能够获得的利润总和。“这是个非常愚蠢的问题，”斯塔莫斯抱怨道，“说白了，我们做的就是提供安全保障的 Dropbox，谁会不需要这种产品呢？谁没听过爱德华·斯诺登的事情？难道不是所有公司都需要保护敏感数据吗？所有公司都是可获取的市场啊。”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斯塔莫斯保守地估计，世界上排名前 2000 的最大型公司，每年为数据安全支出 200 万美元，这样一来 TAM 就达到了 40 亿美元，这些假设和估计非常直观。

“当他们间接地问出这种问题时，我就怀疑，他们针对的也许不是产品，而是我这个人？”斯塔莫斯说，“年龄是个禁忌话题，双方都不方便谈它。他们想说年龄问题的时候，就用其他问题来遮掩。”另外一位成功获得风投的创业者表示，斯塔莫斯对他们的印象很准确，风投们谈起 TAM 的时候，就不是在说 TAM 的问题了。

斯塔莫斯告诉我，在见过十家风投机构中，有四家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其中两家充满着敌意，“他们心里早有决定了，”斯塔莫斯说，“和我们见面时，眼睛不会看着我们，而是盯着自己的手机。”另外六家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兴趣，但是其中有两家对波士顿有偏见，要求斯塔莫斯把公司迁移到加州来，斯塔莫斯表示会考虑这个问题。两家突然就单方面终止了邮件往来，“所以最后只剩两家机构了，”斯塔莫斯说。

沙因曼也感到沮丧，他辞职做中年创业者的天使投资人，就是在做一场赌博——中年创业者能够从市场中脱颖而出，打破风投们的偏见。尽管沙因曼担心斯塔莫斯的产品优势不大，不过他始终认为，斯塔莫斯的年龄才是决定因素，“换个 28 岁的人来……或者让斯塔莫斯装作只有 28 岁，我们肯定能够获得很大规模的风投。”

毫无疑问，仅因为年轻就能获得投资是没有道理的。假设市场上有个定位是青少年群体的公司，它创始人也挺年轻，它能获得投资还算稍微说得过去。但实际上，目前这些寻求资金的创业者通常是世界级的程序员，他们在青春期之前就开始接触互联网，“他们 20 岁时候就是行业专家了，投入工作的时间有上万个小时。”Netscape 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说过，安德森是硅谷最受尊敬的风险投资家之一，“其他行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没有人能在 10 岁就开始设计桥梁。”

和硅谷风投家们提及风投行业对中年企业家不温不火时，他们会大谈特谈所谓“变革”。所有人都承认，这些企业家们在年轻而无畏的时候改变了世界，但是风投家们随后会补充，那么这些人老了、累了，就只能带来微小的改变了，不能真正的改变世界。

但即使我们承认，年轻人确实更有创造力，我们也不应该把年轻当作最重要的指标。首先是小规模增长的问题，程序员、作家本·哈默斯利（Ben Hammersley）曾建议英国政府在伦敦设立技术中心，他指出，增量模型很大程度解释了德国经济实力的来源。“在德国经济中，大多数都是轻工业公司，它们由家族控制，有长期规划，”哈默斯利说，“‘我们下一个百年计划……应该做些什么，来保证每年 5% 的增长率呢？’”相对来说，硅谷公司经济模型就很有些泡沫经济的味道——风投机构们花大量的资金投机。

另外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在风投给企业家们的建议中，最常见的一条，是建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某个问题。不幸的是，这些问题都来自同一个群体——20 多岁、单身、经济状况良好的程序员——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了《Angry Birds》、《Flappy Bird》、《Crappy Bird》……那么多游戏，一名创业者把这些游戏归纳为“周六晚上出去玩时让朋友觉得你更酷”的东西。

或者以 Outbox 公司为例，Outbox 提供每月 4.99 美元的收费服务，为客户提供传统实体邮件转换服务，把“蜗牛邮件”扫描成电子档发送到用户电子邮件帐户中，Outbox 获得了 500 万美元风险投资。“在这公司工作，一周里有三天在出差，去用户家里拿邮件，”去年 Outbox 一位 40 岁的工程师向我抱怨，“只有精力充沛、无需操心生活琐事的人才能干这种活儿。”换句话说，美国经济最具活力的行业中，最活力的那部分，正在复制美国政府已经做得很好的服务。今年 1 月时，Outbox 宣布停止服务。

以此来推测极端情况的话，这样一个歧视中年、钟爱青年的科技行业，也许能够为全世界的娱乐方式带来改革，让人们 24 小时都能保持联系，但是这样会减慢其他依赖计算机科技的重要行业的发展，比如生物工程、医疗保健。

马克·戈登森（Mark Goldenson）在 30 岁生日前创业了两次，其中一次是在线游戏节目直播网站，共计融资额超过 2000 万美元，但两家都在融资成功后不久关闭了。到了 30 岁，戈登森又创立了一个网站，帮助人们在线寻找和接受心理辅导。全国数百万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治疗需求，但戈登森发现，自己前所未有地难以获得风投。“有时候投资者们看问题很片面，”戈登森告诉我，“他们觉得，创业者做社交网络相关的东西更有利可图，远程医疗这种奇怪的东西……”

正如戈登森创业失败经历所示，“年轻意味着创新”这个前提就是错误的。根据 2005 年国民经济调查局的一篇论文 http://www.nber.org/papers/w11359，过去一百年内，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革命性技术发明者的组成是这样的：30 岁的群体贡献了 42% 的创新，40 岁贡献了 30%，20 岁和 50 岁以上的都是 14%，至于 19 岁及以下，“没有观察到他们有任何伟大创新”。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即便是过去十年内，市值达到数十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平均年龄也有 34 岁，这可是青春期程序员、互联网风投机构和消费者级互联网应用程序的黄金时代。

当然了，很多时候人确实会被年龄拖累，我们不能根据几个研究就一概而论以偏概全。“这些研究的样本有偏颇，”一位持怀疑态度的风投者说，“把结论放眼整个行业的实践，是很荒谬的。”与其说这些成功背后有着某些可预测的规律或是人为作用，不如认为它们都是意外，根据定义，这些人和我们普通人几乎完全不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会像普通人一样受到年龄影响。

今年 2 月底的一个周日早上，我和斯塔莫斯、沙因曼共进早餐，我们在一个数据安全公司的聚集地，斯塔莫斯兴致很高，因为有两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私人投资者和一个马萨诸塞州的小型风投公司承诺，将进行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投资。所以到三月底前后，斯塔莫斯就能获得三到四百万美元资金，但是沙因曼觉得还是有必要和硅谷的风投们保持联系，因为他感觉科技行业正处于另一个很大的泡沫中，未来不久，公司可能就需要硅谷的风投资金来度过泡沫破裂的难关。

尽管获得了投资承诺，斯塔莫斯还是担心下次会持闭门羹，他总会去想那些竞争对手，斯塔莫斯觉得他们的产品不怎么样，但公司很容易就获得了资金支持。其中最让他心神不宁的是一家叫做 Ionic Security 的公司，来自，由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创立，最近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30 岁以下科技公司排名 Top 30”排行榜之一。Ionic Security 总共融资额接近 4000 万美元，其中有 940 万美元来自鼎鼎大名的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斯塔莫斯认为这家公司完全是外行，概念一个个的抛出来，却从来没有很好地实现过任何一个。“如果你能说服著名风投机构获得支持，他们就会不断投资让你活下去，”斯塔莫斯长吁短叹，“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过了几天，斯塔莫斯还是在想着 Ionic 公司，谈话中总是会说起它，仿佛它就能代表整个硅谷对于年轻人的迷信一般。一天晚上我们上楼时，他看到 Ionic 公司的一名主管，他就说，“四千万美元融资，他们居然还没做出产品来。”（Ionic CEO 曾表示，公司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产品。）

所以我决定亲自去看看，Ionic 靠什么打动了风投机构们，获得 4000 万美元。当我来到 Ionic 公司展台时，我发现有几个漂亮的女人聚集在不远处，身穿黑衣的销售经理邀请我到一旁坦克大小的按摩椅上就坐，给了我一台 iPad 和一个有 Ionic 标志的耳机。

iPad 上正在播放一段 11 分钟长的短片，于是我一边接受按摩，一边开始做笔记，突然间，销售经理就回来要求我停止记录，“我们公司还在隐身模式（stealth mode），”他略带歉意地解释。我没太懂他在说什么，因为这段视频空洞无物，只有一些营销话术，最有趣的部分在结尾，年轻的创始人列举完产品高深莫测的功能后说道，“很高兴您同意了非公开协议，看完本产品演示。”当时我觉得自己和斯塔莫斯达成了高度一致：这家空洞而庸俗的公司，居然是风投们的希望所在。

斯塔莫斯没有孩子，兴趣爱好不多，几乎从不奢侈消费，不管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他都在工作。他的目的一直没有变过：像 1995 年时 Netscape 那样，打造一个创业公司，让它上市，每个人都愿意购买公司的股票。斯塔莫斯已经有好几次接近这个目标了，如果硅谷不能给他这个机会，那么错不在他，而在硅谷。

斯塔莫斯去年秋天时在红杉资本遇见了一个叫做阿瑞夫的人，发邮件给他邀请见面谈风投事宜，当时斯塔莫斯邀请我一起去，不过我到那时，我看到斯塔莫斯在路旁的自助购物机前面，他用有点飘忽的声音告诉我，被阿瑞夫拒绝了。他们见面时，阿瑞夫给四点了一杯咖啡，然后滔滔不绝地夸起了 nCrypted 云服务，“哎呀，哎呀，真是个好产品呢。”但是阿瑞夫的措辞从不涉及资金，这次见面只是个专业的礼貌，不多不少的 30 分钟后，阿瑞夫说，“真的很抱歉，可是一会儿我有个会议，不能推的。”

斯塔莫斯抬起头，发现阿瑞夫眼里只有“年轻”两个字。

注：

1. 很难统计科技行业从业者的年龄分布，不过根据过往的不少数据，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行业正在变得越来越年轻。一家名叫 PayScale 的公司调查了全国 32 家最成功的高科技行业公司，发现其中只有 6 家员工年龄的中位数超过了 35 岁，Facebook、Google、Zynga、AOL 年龄中位数不高于 30 岁，于此对比的是，全美国有工作的人年龄中位数是 42 岁。

风投行业亦是如此，2010 年时，行业研究公司 CB Insight 对 114 家获得过天使投资或 A 轮投资的公司——这支是获得风投的创业公司中极少一部分，应该谨慎对待结论——进行调查发现：虽然 35 到 44 岁间的创业者占据了风险投资的一半数量，但资金数量只有 35 岁以下创业者一半左右（分别是 19% 和 33%）。这个数字明显有偏差，根据最近考夫曼基金会的调查，最近 10 年内的新公司大约有一半由 45 岁以上的人创立，假设这个比例在科技行业偏差不大，那么可以说，40 岁以上的科技行业创业者比 20 岁左右的要多得多，但他们获得的风投资金要少得多。

2. 感谢路透社莎拉·麦克布莱德（Sarah McBride）对于硅谷年龄歧视问题的 精彩报告 。

3. 原文是“1.6 亿用户和 9000 万美元”，本文写成时，Tango 更新了 这一数字。

4. 根据《黑客》一书，原文意思是沃兹尼亚克在测试 Apple II，不过根据 OldComputers 记载，似乎是昙花一现的 Apple 1。

5. 这也是硅谷的另一大歧视：性别。一位工程师回忆道，他那些年轻的男性同事们通常用“女孩”来指代所有女性。“他们还没有工作足够时间，没人向他们提出意见，”工程师说，“他们也没有女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