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价值观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

在中国，九成以上的受教育人口接受的是公立的义务教育。在中国，也是这些接受中国式教育的人，最容易发觉了中国教育的「愚民」之处，并认为自己已经醒悟，然后和别人在网上捉对儿厮杀。也不知道这样的「愚民」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在中国，七成以上的成年人没有日常阅读书籍的习惯，他们的信息获取、知识构成及思维方式塑造一部分依靠教育，一部分就只能依靠媒体了。同样，在中国，他们很快发现媒体是愚蠢的，然而谣言的传播总是离不开这些聪明的群众。也不知道媒体是太愚蠢，还是太聪明。

在中国，网民，或者说城市居民的话语权，构成了舆论的主体，而乡镇居民不管在公共事务还是文娱生活中都缺乏能够影响舆论的声音。然而，不管是网民还是城市居民，都还不到这国家人口的一半儿。也难怪有个疑惑，好像冷漠路人从不上网，而热心网友从不上街。

在中国，一切都是正常的。在中国，一切都是割裂的，尤其是立场，和立场所产生的价值观。

当我们谈论价值观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

少数是否要服从多数？

在 40 年前，不，大概 30 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问题不会有任何的疑问。

然而今天，人们的声音已经大有不同——虽然「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自恋仍会受到广泛的嘲讽，但对于多数正确的质疑，从质疑文革中盲目的群众开始，到质疑如今推波助澜信谣传谣的网络暴民，也从未停止过。脑子正常的人不会因为大量水军辱骂某位博主就跟着把博主一棍子打死，毕竟越来越多的人脑子里有了「水军」「喷子」「键盘侠」之类概念。

互联网上的噪音那么多，每条流传甚广的消息都极有可能在 3 天之内被打脸。群众的判断力就像被大风戏耍的气球人，手舞足蹈，十分滑稽。混知乎的都明了一条道理：一个热点问题中，对最早出现的答案，千万不要去点赞；如果点赞了，不要评论；如果评论了，不要装逼；如果装了逼，当「实名反对顶楼」的答案被顶起时，不要怪人家笑话。

理性开始战胜强权了吗？被多人支持的道理，终于不再是永远正确的了吗？倒也未必。然而一切都在好转，至少在网络上，人们的价值判断出 g 现了极大的割裂——有人冷嘲热讽，说，中国出什么破事儿，都有人为之撕逼，真是无聊。而在我看来，这丝毫不是值得嘲讽的事情，或者说，在这个沉默太久的国家，反而值得歌颂——毕竟，比起万众一心的「拥护」或「打倒」，比起所有人的思想出自一个模子，比起所谓「社〇主义核〇价值观」，广泛的争辩要好太多了。

诚然，争吵和分歧并不代表思想自由，因为很多人的判断并非基于理性，而是基于自己的出身和处境，或者说基于立场。即便如此，立场的分歧让更多人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见识不同视角对世界认知的巨大差异，也是好事一桩。一线城市居民喊着「月薪一万就是个穷人」时，也该了解神州遍地存在每年收入不足一万的人；北方人动辄用「二等残废」描述身高时，也该知道中国国民的平均身高不到 1 米 7，而且低于日本。

集体主义的雾霭

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

要或不要并非重点，这些问题的重点在于，人们开始用一种近似于「我乐意」的方式来表达态度。

而「我乐意」或「我偏不喜欢」正是一种看似任性实则非常重要的态度：个人的选择是否被重视，集体的意见是否不该干涉个人的选择。

在现代社会，个人生殖与否对社会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毕竟中国早已脱离了需要跟敌国打子宫战争的野蛮时代。即便拿出劳动力问题，来说明少生不生对国家或民族的危险性，逻辑上也确实无法要求每一单独的个体对这件事负责——当然，很多人是无法认同这个逻辑的。不过事实上，更多父母只需要子女对家族负责就行，跟民族关系倒也不大。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是否有责？

虽然中国的绝大多数国民仍然把爱国奉为美德，但在网络上，「爱国」居然是一件存在较大争议的事情，这也许是不上网的老一辈永远无法理解的。当然，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同性恋居然是值得赞颂的？抑郁症居然是应该同情的？自杀居然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价值差异的本质，都在于个人与集体不再绑在一起。众所周知，60 后、70 后们的童年，普遍生活在集体主义的环境中：「公有制」是他们最初理解的经济形态，「大锅饭」是他们最为常见的生活方式，「不能搞特殊」的思想烙在他们的灵魂里——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否则是不道德的。

不管在那个时代还是现在，每个人结婚、生孩子，在主观上说是「为了集体」显然扯淡，客观上当然也是扯淡；但是，不管在那个时代还是现在，因为集体中的别人都在结婚、生孩子，不结婚、不生育尽管无害，却好像有罪了。

其实就个人而言，哪怕是同性恋抑或自杀，多数时候对集体也造不成损害——在教权当头的地区，也许社会影响不太好，但显然中国没有那么强的宗教氛围。然而即便不碍到任何人，只是因为多数人都不这样做，这些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可耻的」。

在集体主义盛行的环境下，既然「不能搞特殊」，个人选择就只能委屈下先了。虽然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并非对立，在多数时候还趋向一致，但由于集体主义的时代还不曾远离我们，「个人」在中国似乎尚未得到足够的尊重。今天的父母虽然不太可能抬出集体意识来向子女逼婚，但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他们的脑海中——「家」也是一个集体，而每个家庭成员，难免要受「家」的约束。

「家丑不可外扬」「你怎么能批评学校，你是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以及「爱国」，在本质上都是把一个个身为人类的个体套在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集体的圈中。「套圈」为个体提供荫庇，却也阻碍个体的全面发展。当一个人走上独立、自强之路，他势必会感受到来自「套圈」的束缚；当然，也有很多人乐于享受「套圈」带来的种种便利（虽然在独立的人眼中可能反是「不便」），不太追求自身自由的不断膨胀。

可见的是，虽然中国还远未称得上个人主义盛行的土地，来自各种大集体小集体的、对个人的压迫显然越来越松。「我乐意」就是最典型的个性解放，这不仅意味着个人不再需要对无时无刻不存在的「集体」负责，更意味着在许多个人问题上，个人甚至无需对集体多做解释。

这种「不解释」的态度很重要。比起虚无缥缈的「自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首先追求个人的「独立」；这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值得提倡，但对不甘于平凡的人，无疑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普世之光

虽然存在显著的意识形态差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思想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古老的东方文明。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很多人开始将「民主」「法制」等观念称作「普世价值」，即便在中国也是如此。在时间尺度上，这显然是不对的，毕竟人类普遍地摆脱国王与皇帝也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儿；在空间尺度上，这又似乎是正确的——即便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有浓厚的极权色彩，官方言论也不会刻意和「民主」对着干，否则被灯塔国导弹洗地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当然，领导人们即便有这样的觉悟，群众的理解又是另一回事儿。以中国为例，大体来看，群众对中国与民主的关系，恐怕至少有如下五种理解：

中国宣称的政体是民主的，实际的操作方式也是民主的；

中国宣称的政体是民主的，虽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

我不知道啥叫政体，然而中国好像挺民主的，比旧社会强多了；

主席不就是实际意义上的皇帝么？

什么？主席不是皇帝？

能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也许会觉得很可笑，然而群众的认知差异确实十分割裂。上网的人们尚且每日开战，那些从不上网的人又是怎么理解很多被网民视为「常识」的东西的呢？

就像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到，仅就「是否尊重个人选择」一个问题，中国的人们简直可以划分成两个世界。一旦涉及到更复杂的议题，站队互喷的情况也只能更严重。

「最美山村女教师」一事，就反映出了人们对法律、自由等诸多问题理解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直接将这个问题诉诸法律层面，认为不管什么结不结婚幸不幸福，该公诉的刑事案件就是得公诉——然而这似乎又不是绝对的，也有很多人并不在意违法是否必究，反倒更多地考虑到郜艳敏自身的处境和意愿。

事情的结局恐怕会令所有人都失望——虽然这是个号称依法治国的时代，在特殊的地区面对特殊的群众，上层建筑恐怕无法施加影响；这种遗憾不仅只在郜艳敏一个人身上，也绝不只在今天发生。

客观来讲，虽然「法制」也许是「普世价值」中最没有争议的一环，对于整个中国来讲，也只是在少数城市居民心中扎根不足几十年的一个概念。真的认为这种观念在中国是「常识」，那么只会对冷冰冰的现实不断失望。也许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官方的冷处理伴随话题日渐的降温，很多义愤填膺的网民最后也只会把这件事遗忘而已。

不光是政治、法律这些较为空泛的概念，世界带给中国的还有市场经济的思考方式。当人们在更多的问题上考虑到经济意义时，判断方式又会出现差异。

如何看待炒作？

放在以前绝对是个贬义词的「炒作」，变身成为「营销」之后反倒是一件正面的事情。就连神州租车贬损 Uber 的低劣文案，考虑到其广泛的传播性，在经济上反倒是成功的——这也是很多营销专家达成的共识。

如何看待电子竞技？

从玩物丧志变成职业体育，变化最大的因素在于选手的收入，无论奖金、工资还是凭借自身影响力创造的价值。电竞选手如果停留在月入 2000 的水平，大众对其的评价显然不会是今天这样——毕竟 Ti5 的奖金已经比 NBA 都高了。（注：Ti5 是刚刚结束不久的 Dota2 国际邀请赛的简称，该邀请赛的奖金总额超过了 1800 万美元，而冠军奖金超过了 660 万美元）

包括如何看待促销，如何看待众筹，如何看待游戏中的收费道具，如何看待文化产品等等也都体现了十分显著的价值观差异。不管是前两年的手游页游，还是最近两年的国产电影，文化市场的崛起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人们消费观的变化。

然而，在缺乏市场经济概念的人心中，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交易大概只有两种——「无商不奸」或「我赚大了」。他们很难理解交易双方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实现共赢的。也正因如此，花钱购买较为抽象的东西，比如游戏、书、正版影视制品等，在许多人心中仍然「不值」。

以上这些价值差异，来自于一个封闭多年的古国的今天。

比新更新

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普通民众都有机会接受到十分新奇、小众的思想，并且有可能成为该思想的拥趸。而这些超前的意识，从前只属于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疯子。

比如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如何看待环境保护？

环保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广泛的政治正确，对于很多地方也确实仅限于政治正确。虽然「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被每个政府在口头上摒弃，但实际上对于贫穷落后的地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问题可以扩大为「如何看待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比如非洲，比如西藏，城市人当然可以举着环保的政治正确大旗羡慕他们的蓝天碧水，并不由分说地反对他们快速发展经济，反对他们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

然而当地人是否这么想就很难说了。一个穷困山村对城里人可能起着洗涤心灵的作用——城市人在某个假期，拿出几千块钱做旅游经费，开着私家车跑到村里，看到一个赤脚放牛的牧童，流下了感动的热泪——而牧童自己只看到了汽车。

再比如一个更敏感的话题：如何看待宗教自由？

虽然如今大多数国家都是世俗国家，然而越是在世俗国家，宗教自由就是一个越敏感的问题——宗教自由与文化自由或言论自由相类，被人们视作一种文明的象征，也是政治正确的一环。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些年某些教派及其教徒遭受了较为广泛的非议，这也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其他宗教的思考：宗教是否应该是自由的？还是说这只是一种落后的概念，就像集体主义一样？

有趣的分歧在于，一方面，全面限制宗教的自由似乎显得政府在文化政策上很不宽容；另一方面，反对「禁止」的人从来不在少数，而且禁止在很多时候也是政治正确的，比如禁止缠足和童养媳——你明明可以将这些也视为珍贵的文化现象。

普通人甚至开始思考婚姻制度本身的意义，有人提倡婚姻不应局限于一夫一妻，有人提倡婚姻制度本身就应该取消。这些都是在世界范围内惊世骇俗的议题，然而你也发觉了，「惊世骇俗」这个词放在这里显得十分无力，因为这些言论早已是网民们司空见惯的。

为什么十分小众、甚至政治不正确的价值观仍然有其流传的可能性？我将这归功于互联网。互联网有两个好处：一是使得发声的成本极大降低，二是使得少数声音可能被注意到，并且使得这少数声音的主人们可以聚集起来。

从前，你在广场上打块儿招牌，写着「我觉得一夫一妻不对」，会被人们视为离经叛道。如果你写个「我反对宗教自由」，简直要被有司带走了。而在网上，不管是夸夸其谈还是负责任地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这样的危险都极大降低。从前，你举一天招牌，不见得能够引来一个同伴——不一定是所有路人都没有共鸣，然而他们附和你的成本也很高。而在网上，为你点赞的人可能来自其他城市，可能来自大洋彼岸，可能是你身边从未深聊过的某个人。

这就使得少数的声音可以形成群体，使得特殊的人不再特殊，使得所谓的「私德」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了「公德」。而在没有网络的时代，特立独行的人们只是特立独行，在他身边每个人的眼里都是特立独行，虽然这世界上像他一样的人有很多。

因此，与其说互联网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使得「多数派」的数目可以被量化，在人数上形成绝对的优势，不如说互联网更是弱者和少数派的庇护所。也只有在网上，在具备拉黑、屏蔽、禁止评论等工具的地方，「一对多」的争辩才成为可能——否则，一对多的下场就只是文革。

结语

不管多数派如何看待少数派的思想，不管中国如何看待世界的思想，不管当下的人们如何看待超前的思想，我们都不应该划定统一的胜负，或者在结果很明确之前擅自判定他们是否正确。

互联网教育我们：要尊重其他人的价值判断。这种教诲，对于习惯站在多数派一边的人们，尤其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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