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教授:教育改革应回归理性
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已经沦为决策者的“试验品”,后者希望能尽快看到教育变革带来的影响。实验教学改革往往建立在智囊机构实施的大规模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些具有意识形态的智囊机构已经填补了不愿从事政策相关研究的学者们留下的专业空白。罗格斯大学教授布鲁斯·巴克(Bruce Baker)说:“我参与评审了一些极为可怕的内容。”得益于他提出的数据驱动型教育理念、教育博客及 schoolfinance101 项目,巴克已成为政策报告的知名评论家。
巴克举例说,自由派智囊机构The Reason Foundation实施的调查发现,一项帮助学生提升成绩的争议性激励政策最终发挥了作用,但该调查并未强调这项政策其实是 在变化出现 以后 才实行的 。他说:“我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这种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永不停息地流动的状况。”
与纳特·希尔瓦(Nate Silver)举足轻重的选举预测博文一样,巴克也因重复检查数据以驳斥对手的研究结论而“臭名昭著”。而且,同希尔瓦新创立的独立538频道一样,巴克侧重于数据的辩论特点,恐怕会代表着教育新闻业的未来。
停止散播教育奇迹论调——教育的影响其实很小
巴克说:“我们在数学和概率上的教学工作的确没有成功。”对于有关政策改革可极大改善学生成绩的说法,巴克经常予以驳斥。实际上,这些实验改革 鲜有让学生成绩大幅提高的成功案例 。统计学家往往以“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或是某些学生相对于其他学生的变化来衡量成果。
巴克表示,“如果有人开始说,他们会帮助你实现半个或一个完整标准差的增长,那也就是胡说八道的开始。”
斯坦福大学实施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华盛顿特区提出的颇具争议的按效果付费教师激励制度,对学生成绩带来了半个标准差影响。《纽约时报》Economix博客随后即发表了题为“ 研究发现教师评估的收益 ”的文章。
“最新的NAEP学校测试分数表明,学校改革大有裨益。华盛顿特区和田纳西州学生的成绩都有极大提高,这两个地区也都是教育改革的中心。”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kKristof),2013年11月8日
虽然有报告表明教育改革提升了未辞职的好老师的数量,但对学生成绩的确没有带来任何积极影响。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报道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其他许多学区之前也尝试过类似策略,而结果却大相径庭。巴克不久后即整理发表了一篇 博文 ,依据学生在阅读和数学上的最初学习成绩,将所有具有改革思想的州进行了重新组织。
在上图中,各州应该都表现出巨大的进步(红线以上),但结果却是不同的。斯坦福大学在自己的 帖子 中小心地提到研究人员的质疑态度,但许多媒体在报道中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不过,这并未阻止一些州继续采用按效果付费的教师激励制度。
所谓教育改革奇迹也是巴克最喜欢攻击的目标,他发现许多市场驱动型学校的成功案例,在每个学生上的平均投入 远远超过了 类似公立学校。
这份报告本身由于颇具讽刺气息,让热门的KIPP特许学校不得不做出回应,由此掀起的争论在多家著名教育商业杂志的教育改革讨论中增加了质疑的口气。巴克在阅读教育报道时的口头语是:“避免确定性”。
学术冰川
学院派和新闻媒体目前正处于截然不同的时间维度;新闻媒体的报道周期可能持续24个小时,而某篇论文在同行评审(peer-review)刊物上的出版周期则可能长达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为了让自己所花的时间收获最大化,斯坦福之类的学校在启动同行评审程序之前,会向媒体发布报告内容。
巴克说:“即便是现今发布的大型研究报告,获得认可的方式仍然是通过掀起一场大规模新闻论战,在真正展开同行评审并出现在期刊上之前,早早将研究结果放出来。现在,一周内作出回应已经不够快了。”
所以,巴克还将迅如雷电的博文发表速度与之前的学术研究联系起来。例如,为了拆穿路易斯安那州特许学校学生成绩远远好于新泽西州“失败工厂”( Failure Factories)的说法,巴克在一个 同行评审的数据统计 过程中,比较了两个地区的数学班,用以准确评估教学效果。
巴克认为,生活成本因州与州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我们不能用全国性收入平均值,对不同地区进行比较。如果按照地区贫富对各州进行重新评估,鉴于他们遇到的差生的数量,新泽西州的表现看上去非常好。
问题在于,教育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曾经一语双关地说道,有些人喜欢根据年度表现来评估学生的成绩,“但除了在娘胎的时候,孩子们并不按照九个月的循环发育。”
除非一项研究受到了严格控制,出版在同行评审杂志上,否则的话,不要相信任何人有关他们找到理想解决方案的说法。另外,还请多关注一下巴克对一些热炒改革话题的反应。我就是这样做的。(译:皓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