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发表演说，批评英国情报机构“肆无忌惮地”侵犯隐私

为了给对隐私问题漠不关心的英国民众敲响警钟，NSA（美国国家安全局）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爱德华·斯诺登）发出警告，英国的情报机构正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大规模的居民监听，毫无底线可言——用斯诺登的话来讲，他们对隐私权利的僭越与侵犯甚至比美国国家安全局还要过分。

这是去年NSA泄密事件以来斯诺登在英国的首次（虚拟）露面，今天在伦敦举行的 思想观察者节 （the Observer Festival of Ideas）活动上他发表了演讲。斯诺登在享有 临时庇护权的莫斯科 进行实时的远程视频对话时也遇到了一些麻烦。斯诺登甚至暗示让他听不到采访者约翰·诺顿（John Naughton）的技术故障是英国政府从中作梗，阻挠他的露面。本次活动的二十分钟采访过程中，提问都是通过文本的形式转发给斯诺登的。

在被问及英国情报机构GCHQ（政府通讯总部）在大规模监听方面是否比斯诺登泄密的NSA文件中涉及的监听计划更加肆无忌惮时，斯诺登表示确实是这样的，他随后解释了这样说的原因——他特别指出英国对于隐私权利缺乏宪法保护，因此政府就可以通过数字渠道“畅通无阻地”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

“美国的监听系统规模庞大，隐藏极深，难以估量——这还是在我们有宪法保护的前提下发生的，允许监听项目的法律不可能得到通过。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发生了大范围的监听活动。而在英国，宪法中没有对国会通过这样的监听法律作出限制，我们已经看到建立了相关的监管系统，这样一来基本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斯诺登说道。

“GCHQ和其他的英国情报机构能够为所欲为。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他们所做的，就是收集一切感兴趣的东西——英国公民过去五年里所有的活动记录，数据来源就是所收集的公民的元数据记录——包括他们给谁打过电话，根据手机通信的通信塔记录他们去过哪些地方。”

今年 6月 ，一些隐私权离组织机构向英国政府发起的法律挑战在英国安全反恐办公室（the UK Office for Security and Counter-Terrorism）主任查尔斯·布兰福德·法尔（Charles Blandford Farr）发表的证人陈述面前败下阵来。法尔在声明中指出，英国情报机构截取一部分内部通信（译注：即访问者和服务器均在境内的通信）——他表示这是合法的——相对于对潜在恐怖分子的谈话进行监听这个“更大的好处”而言，只是必要的附带损失。即便英国法律要求政府机构得到授权才能截取内部通信，然而声明中描述的操作方法却是把所有的数据收集起来，之后再根据关注优先级进行整理。

斯诺登表示，英国情报机构声称他们“在后端”对收集起来的监听数据信息做了保护——通过政策或规则限制安全部门分析人员能够解析截取信息中的哪些部分——基本上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虽然我们每时每刻监视着你们每一个人，但我们不会查看收集来的所有信息——除非通过一定的流程。”

“即便你认为[政府]收集这些信息是可以理解的，现实却是限制访问这些数据的政策、规则以及监管条例并没有得到统一实施。”斯诺登这样辩驳。

“总会有空子可钻，这些情报机构可以说是为所欲为。”他补充说道，“举例来说，GCHQ相比美国的NSA更加变本加厉，他们甚至使用非法收集的信息进行基本的刑事起诉。他们还会和其他国家共享这些信息，利用情报机构的权力——外国情报机构的权力——收集信息，然后用于执法目的。这样的做法非常危险。”

他认为，非法收集情报会对英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造成危害，因为所收集的证据是针对个人的，而个人没有在法庭上挑战证据的能力。

“如果法官不了解这些信息、证据的来源的话，我们所依赖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就会因此遭到破坏。”他说道。

当然，斯诺登再次重申了他的核心观点——各国政府建立针对全部公民的监听系统、践踏个人隐私权利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合理的。责任应该在政府身上，他们应当为其侵犯公民权利——或是那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权利——作出合法性解释。

“权利的运作方式不该是这样的，对吧，”他说道，“你不必解释你为什么要求隐私，你不告诉政府‘我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要求隐私权利’，应该由政府来为侵犯权利的行为作出合法性解释，作为公民的你永远不需要为你的权利作出解释，哪怕根本不是一项权利，哪怕只是一种特殊情况。”

另外还有提问请斯诺登 继续阐述 他昨天在纽约客节（the New Yorker Festival）上发表的言论，当时他建议人们应该避免使用哪些不保护隐私的热门商业服务——比如Dropbox，Facebook以及Google。诺顿问斯诺登，他是不是严肃建议人们避免使用这些公司的服务？

“我并不是说这些服务是地球上最糟糕的，我其实要表达的是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果要在两个服务之间进行选择，其中一家加强对隐私的保护——他们非常看重这一点——另一家实际上却敌视隐私，那么我们应该选择那家从政策和技术上保护我们权利的服务。”斯诺登说道。

他承认现在要想找到能够提供相同服务的Facebook替代品“非常困难”，不过“类似Dropbox的服务市面上有许许多多”——他指出SpiderOak这样的替代服务自身并不持有加密密钥，因此政府无法强制要求它上交可访问的用户数据。

他说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从美国政府，到英国政府，再到中国政府都能要求访问你的文件，而[Dropbox]也会提供给他们。”他还表示，要求访问信息的授权不应该出示给持有用户数据的商业公司，而是应该出示给数据遭到挖掘的个人，这样个人就有机会拒绝政府的要求。

斯诺登还被要求对涉及隐私权利时公众冷漠的问题发表看法——以及如果公众不奋起反击、要求改革的话，如何抵抗政府对隐私权利的侵犯。

他认为，尽管存在区域政治的漠视，改革仍然存在可能，如果科技人士自发将隐私保护贯彻到产品中去的话。“假如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一块地区，可能是德国，可能是美国，那里的科技届认为政府侵犯隐私确实是一个问题，认为大规模监听——像GCHQ那样大量积累公民生活记录，想要找寻线索时就进行查找——违背了我们当今社会的价值观，他们就能在技术层面实施隐私保护，以不依赖国家法律的形式保障我们的权利。”他说道。

事实上，他进一步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在这个日益互联的世界里，技术解决方案实际上可能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在技术层面实施，如果没有在系统层面强制要求，仅仅只是文字规定的话，在所有系统都依赖跨境的国际通信的现在，一点作用也没有，”他补充道，“对于国际问题，我们需要国际化的解决方案。”

诺顿还问道，斯诺登泄密之后，又有人加入了他的行列，他是否对此感到惊讶——很显然诺顿指的是劳拉·普瓦特拉斯（Laura Poitras）制作的斯诺登纪录片里提到的 第二位NSA泄密者 。

“我并不惊讶，”斯诺登说道，“其实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应当赞扬这样的行为。我只是一个遇到特殊情况的普通人。另一位泄密者，无论是谁，在看到之前泄密者的遭遇后还能站出来确实非常勇敢。在他之前的先行者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事业，被关在监狱里35年，这位泄密者冒着这样的危险勇敢站出来，因为他相信这是公民应尽的责任——他把这个责任看得比个人利益更加重要——无论这个人是谁，这一点都是难能可贵的。”他补充道。

“我不在乎这是不是最黑暗的犯罪行为。我们应该钦佩这样的勇气。我们应该珍视这样的精神。我们应该提倡这样的行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政府里扮演某个角色，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社会上扮演某个角色，如果你心中有信念，你就应该为这份信念勇敢站出来。”（译：顾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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