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军规”悖论中的黑客与大国监控之战

2013年美国妙龄小姐大赛冠军遭黑客威胁

钛媒体注：就在前两天，刚刚夺冠的2013年度“全美妙龄小姐”卡西迪·伍尔夫（Cassidy Wolf）泪洒比赛现场，并对媒体叫苦不迭称：我就是网络犯罪的受害者！在比赛期间，她不慎遭到了黑客威胁，由于个人电脑摄像头被RAT远程木马入侵被拍摄到香艳闺房照，遭到黑客勒索（题图）。

摄像头远程监控，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网络犯罪之一。那么，遭到监控怎么办？人们往往还是求助于技术，求助于部分正义的黑客——就像斯诺登使用加密邮件服务来确保自己传递信息的安全性一样。

但你一旦动用这些技术手段，出发点是保护自我，实则会被定义为“叛逆者”，这就陷入了悖论。就在8月初,迫于压力，斯诺登曾使用的电子邮件服务商Lavabit宣布关停了（另外一家相似服务的公司Silent Circle也随后关闭）。二者的加密邮件功能和付费服务，触动了政策和法令，不得不将一手创立的公司直接关停。

奥巴马说，“如果人们不喜欢政府的监视，可以求助于技术”，但监控大国中网民的隐私保护处处悖论：即便步步设防，在个人数据安全上也难免遭遇危险的“二十二条军规”，很多保护隐私的常用技术，可能面临法律诉求。

以保护隐私为名的技术企业最终因触动国家利益而妥协，这是否是互联网时代的悲剧？不同意见（见钛媒体作者谢文此前评论文章《关于斯诺登案的几点不同意见》）也好，为权利辩白也罢，最终结局让人唏嘘。

这就是《连线》杂志撰文所称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监控大国中，网民对于解决隐私问题的尴尬处境：为争取个人隐私的抗争和网络世界需要遵循的法则之间，同样存在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悖论。

钛媒体结合相关背景和知识，综合编译如下：

【孙荣江、葱葱/钛媒编译】我早前就说过了，今年夏天可以正式称为“监控问题之夏”，特别是前不久因斯诺登引发的一场有关政府信息监控的风波和争议。出于对美国政府监控行为的规避，已经先后有两家企业在上周宣布，将停止加密邮件服务（据悉，爱德华·斯诺登就曾使用其中之一Lavabit提供的电邮服务平台向《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提供了NSA机密监控项目的信息）。

“如果告诉你我所了解的关于电子邮件的内幕，你恐怕再也不会使用Email了！”两家公司之一的Lavabit负责人这样说。

然而，这番自相矛盾的声明，并未直指出问题的重点和要害。这是因为在我们关于监控问题的讨论中，存在某种双重观念导致的矛盾（二者又常常被混为一谈）：

一方面，从渴望网络安全（cyber-hygiene）的利己主义出发，我们部分程度是反技术的：应该怎样做才能保护自己的通信？保护自己的数据？从而避免自己被追踪？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则是以技术为中心的解决主义：Solutionism，这是由斯坦福大学学者、《网络困局》一书作者Evgeny Morozov推广开来的一个术语 。钛媒体简化解释为依赖于黑客和技术的“以毒攻毒”：我可以求助哪些技术黑客、设备或应用来快速应对自己的隐私问题？

问题是，不管我们将注意力放到哪一种解决方式上，都会逐渐偏离两个背景问题：迫切的政治改革需求和社会妥协——这两点恰恰都是我们所在的“监控国度”的根基所在。

网络摄像头无处不在

奥巴马：“如果人们不喜欢政府的监视，可以求助于技术”

无疑，个人隐私保护是重要的。市面上存在一些便捷、易上手的插件，网络用户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行为改变（周鸿祎和他的360安全监管软件不就是这么起来的嘛QAQ......）。大众媒体、科技媒体上也从来不缺关于隐私保护的文章和指导建议，其标题通常是《阻止NSA监视你的五个方法》等等，指导你通过使用端对端的加密、匿名上网的软件，再或者移除设备电池等方式，然后才享受到安全的通信活动。

但如果你理想高远一点，想尝试挫败NSA（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活动，那么，你就需要提高你的电脑科学技能，并要一头扎入加密技术中去。

不过，问题还是存在。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这样生活的一部分吗？太可悲。网络安全的呼吁，逼着我们傻乎乎地、像强迫症一样求助于各种技术手段，获得聊以慰藉：我们或多或少对自己的隐私起到一点点保护吧。

如果说我们想防止老板或伙伴窥探，这些可能已经足够了。但是，当应对一个对对象有全景式的观察、其方法涉及范围广而且还在不断进化和细分的巨人时，这总归是一场必败的战役。

就看看上周关闭的两家电子邮件服务商Lavabit和Silent Circle的命运吧，尽管没有传讯、逮捕、安全信件，或“任何政府发出的任何东西”，Silent Circle公司承认“我们看到了不祥之兆”。

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当一家公司违反通行的做法，没有开发另一套技术补救方案提供亟需的保护，另一家也主动认输了。此外，奥巴马明确的认可技术解决主义，这同样也是个明显的迹象。他曾在公开演讲中表示，如果人们不喜欢政府的监视，他们可以求助于技术，“我的意思是，这里也许有一些技术补救措施，提供另一层次的保证”。

不是所有服务天生都需要技术修复

如此盲目的信任技术可以“修复”任何东西的能力，其实是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天生的需要被修复。由此我们发散一下，如果特雷沃恩·马丁（译注：Trayvon Martin，最近震惊美国的一起枪击案中的受害者）在现场佩戴了Google眼镜，会发生什么？当然，技术可以提供帮助，我们会拍着胸脯这么说。

不过，这样的提问和回答未免不负责任，这完全无视更大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事实上，按照以技术为中心的思路，会导致更严厉的、意外的后果。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技术解决主义的倾向和实施监控国家的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反馈回路：技术的迅速蔓延和普及，正是国家越来越深入的侵蚀了我们生活的基础。6月刊的《大西洋月刊》曾撰文披露，硅谷不仅仅是监控行为的帮凶，而恰恰是硅谷帮助建造了监控机器！世界各国的政府一定得觉得谢天谢地了，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自愿的始终携带着GPS定位（方便地点跟踪）、手机（窃听器的翻版）、摄像头（监控途径）、网络钓鱼收集器等等——一只小小的智能手机就集于一身。

除了一少部分网络安全问题方面的行家可以幸免。不过，一旦像Lavabit和Silent Circle这样的服务未来继续衰落，这些行家也难以生存下去了。他们是试图打败和超越政府对个人数据的饥渴；普通人只会掉进陷阱了，尤其是当没有知识、能力或财富这几样前提时，想保护隐私？太难了。

变成“电脑高手”就好办了？别忘了，网络隐私的第22条军规悖论

成为一个“电脑高手”就好办了！我们总是这么想，可是请不要忽视大多数人的困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追踪、监视的目标，或仅仅是无法避免成为一个目标。对于很多人来说，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加密设置，或干脆放弃某些服务——这......在网络时代根本行不通。

隐私，不应该成为少数技术高手的奢侈品。它的重要性太大了。然而，如果没有结构上的彻底变革，缺乏网络特权的普通人，必然常常处于暴露的状态下并被追踪。

即使我们步步设防，在个人数据方面自己小心点儿，那也难免要遭遇一个危险的“二十二条军规”：很多保护隐私的常用技术，可能会面临法律诉求——就如安全专家阿斯坎·索塔尼（Ashkan Soltani ）在《连线》杂志上所指出的，想办法保护自己隐私的人，下场往往是被定性为“坏人”。

为什么？光凭一点——使用加密技术，就很容易让你登上NSA嫌疑人员的名单！

就怕你忘了，权力动态系统是不平均分布的。没有得到充分代表的阶层、性别、种族和其他少数群体——他们因出生和环境没有获得社会网络影响力的好处——常常是第一个倒下的群体。

斯诺登的泄密案（可以参见钛媒体专题《棱镜门》），重新燃起了众人的兴趣，即如何找到保护隐私的方法、如何抵制政府对我们的地毯式监控外加收集我们的信息的最佳方法。这种兴趣甚至是疯狂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这是第一次，更多的人对与自身公民权利的关心超过了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关注。

不管怎样，全世界都开始关注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保护民主自由、与政府的监控机器抗争将意味着，我们要把注意力和关注转移到随时付诸行动的改变上来。那么，来自个人、宣传团体以及技术公司的“一致的异议”就显得尤其重要。

美国国会议员罗恩· 维登（Ron Wyden）为代表，头脑清醒的人已经发出警告了，他说，

我们所有人的迟钝，为这样的监控活动成为全社会不可逆的、可悲的一部分敞开了大门。残酷的真相是，公民需要团结一心强烈要求或实施所需的隐私保护。

政治家的呼号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我们依然要加一条提醒：保卫隐私受到监控的任务不应该落到少数的技术高手或解决主义者（solutionist ）手中。即使如此，就如迈克尔·菲利普斯（Michael Phillips）在《纽约客》上所指出的，少数反对者往往“被描述成为黑客、泄密者、间谍和叛徒的低劣追随者。”

保护隐私免受监控的任务，应该由所有公民一起承担。就如马克·哈格罗特（Mark Hagerott）和丹尼尔·萨雷威策（Daniel Sarewitz）在Slate网站上所争执的那样，

“社会中最吸引人的民主斗争叙述之一：反抗社会和政治整合的个人神话，已经被无处不在的安全技术发展渲染得脱离实际。”

这种叙述方式早就该改变了，网络时代的“民主”斗争，真的不能简单等同于技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