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我不需要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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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我不需要诺贝尔文学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八尺同学 

对任何文学奖都缺乏兴趣

诺贝奖文学奖颁奖在即,近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夺奖热门人选的村上春树,今年又一次位列提名榜单中的第5位,次于第4位的中国作家残雪。

有关村上春树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一直以来都只是大众对他的一种舆论消费。“陪跑王“的称号早已扣在了他头上,让他成为这些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活招牌”,被无数文艺青年和媒体津津乐道。

但他本人从未真正关心过自己能否获奖。

2017年,村上春树首部自传性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在国内出版,这部历时6年写成的作品,主要讲述了他关于写作和生活的故事,还谈到了他对“文学奖”的态度。

村上春树:我不需要诺贝尔文学奖

谈到“芥川奖”时,他说「“至于芥川奖是否“有魔力”,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否“有权威”,我也一无所知。而且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类事情。迄今为止有谁得过这个奖,又有谁没得到这个奖,我也毫不知情。从前就没什么兴趣,现在也差不多一样(或者说越来越)兴味索然。”」

而这似乎也是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纵观他的多数作品,他的写作是从生活中来,又回到生活中去,与文坛无关,与任何奖项无关。无论是在成为作家前,还是在成为作家后,他都没把自己当成文学家、知识分子,仅仅认为自己是一位小说家,远离文化圈。

「我之所以居于距离文坛较远之地,原因之一是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当作家”。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有一天陡然起意写了部小说,而那部小说一下子就摘取了新人奖……」他在书中说。

这话虽然气人,但也的确是实话。正是因为29岁那年,此前基本没有写作经验的村上春树,凭借《且听风吟》这部处女作获得了日本群像新人奖,同时也让他获得了成为小说家的入场券。

有读者,才有意义

1987年,村上春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截止2010年,这部小说在日本就已卖了上千万本,中国大陆简体字版也卖了逾800万本,还被译成33种语言在36个国家出版发行,“村上现象”风靡全球。

村上春树:我不需要诺贝尔文学奖

村上春树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被誉为日本80年代的文学旗手。但这依然是文学评论界强行给他贴上的标签,对他自身而言,仅仅是抓住了一个机遇。

「“我被某种特别的力量赋予了写小说的机遇”,而我也算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又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于是成了小说家。说到底,就结果而言,我是被别人(不知是何许人)赋予了这样的“资格”。」

是谁赋予了他这样的资格?如果他不承认是自己的某种写作天赋给他带来了成功的结果,那么言外之意是想把原因归结为时代本身,所谓时代,具象而言便是那个时代的读者。

一个成功的作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着那些在他文字中找到共鸣的读者们。作家和读者形成强关联,并在时代洪流中掀起一股巨浪,无疑是种万分之一的概率性事件。

即便如此,这种概率性事件也是有迹可循的。

少年时代的村上春树,爱读书不爱学习,常因不用功而挨老师的打,「不想学的、没兴趣的东西,再怎么样都不学」。

高中时期的他整日和女生厮混,抽烟、逃课,偶尔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翻译自己喜欢的美国惊悚小说,还疯狂地迷上了爵士乐,常常饿着肚子将午餐钱省下来买唱片。

考进早稻田大学后,恰逢日本六十年代的“校园纷争”,大学长期被封锁。起初是因为学生罢课,后来则是因为校方封校。那时的他几乎不用上课,度过了一段荒诞不经的大学生涯。

这些经历有的直接出现在他的小说中,有的则演绎成富有悲伤色调的青春故事。谁的青春都或多或少的有着以上元素,村上春树通过剖析自我,把那些元素杂糅进一部部小说中,并持续获得无数读者的喜爱。

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题,他总是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或者善意的书评,都比不上自掏腰包买我的书的读者更有实质意义。」

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30岁以后写的,因为年龄原因,他几乎不用伤春悲秋的华丽词藻,但依然能使得小说充满感伤的气质,这种感伤也正来源于作者本人的青春基调。

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村上春树的小说模式化严重,四十年来基本保持一个风格,同一水准。

写作手法几乎完全西化,青春是永远的主题,性爱描写必不可少,孤独感夹杂在字里行间,主人翁“我”始终与世界格格不入,俗气点说——生而为人,却又只能做个局外人。

有什么能比这些更受年轻读者的喜爱呢!也因此,让他注定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

只不过,近两年他的风格开始有所转变。

正视历史,比获奖更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虽然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最起码的文学性还是要具备的,此前村上春树的绝大多数小说都很难与“文学”挂钩,更多的是对生活琐事的描写,以及夹杂着的浅显的人生感悟。

但若因此说 「村上春树就是个写言情小说的,毫无才华可言」,这种外行话只能是读书不多的伪文艺青年所言,且不谈销量,光凭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写作的精神,就足矣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不往深刻了写,不代表不深刻,不写时代篇章,不代表心中没有时代。

2009年,村上春树前往耶路撒冷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并发表了一篇标题叫《永远在蛋这一边》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到了那句著名言论「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他解释说「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 」

接着他又解释了另一层涵义「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

凭借这一番言论,瑞典方面开始正式关注这位日本畅销书作家,也正是从这年之后,村上春树正式成为博彩公司诺奖赔率榜上的常客,并一直持续至今。

如果说此前村上春树的小说更多的是自我剖析,那么近两年他已将笔触转向剖析父辈。

去年初,村上春树的新作《刺杀骑士团长》在国内发售,小说中出现了明显的隐喻,反思了日本侵华历史,并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

今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的新作,在这篇随笔文章里,他第一次对外公布了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杀害中国俘虏的残忍往事。文章一经发表,便震惊整个日本社会。

实际上,早在耶路撒冷发表演讲时,他就提到了父亲到中国的打仗的事。

「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

直到十年之后的今天,他才敢于面对公众,真正担当起作家的责任,以作品的形式道出父亲的侵华的不堪罪行。从他这两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不是故意为之,客观上都为他走向瑞典领奖台赢得了更大的几率。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贬低灵魂。」他在耶路撒冷时说。

而正视历史,正是为人类文明的进程敲响警钟,是一个作家的良心体现。无论他能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已赢得了中国人尊重,赢得了全人类的尊重。

有什么文学奖比这更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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