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送外卖背后，用资本逻辑打造算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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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博士送外卖背后，用资本逻辑打造算法秩序

陈述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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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行业的系统困境也是民生问题的一个缩影，而外卖行业频繁引发的互联网热议更昭示着人们对算法化系统未来的担忧和不安。

北大博士送外卖背后，用资本逻辑打造算法秩序

文 | 陈述根本

外卖骑手，再次引发全网关注。这一次，起因变成了发表在顶刊《社会学研究》上的一篇博士论文：北大博士后陈龙为做研究，加入了在中关村的一个外卖骑手团队，体验了 5 个半月的配送工作，写成了一篇长达 23 页的论文，题目为《“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

这也是继上月北京人社局副处长送外卖，体验骑手真实生活引发互联网关注后，广大民众再一次因外卖骑手问题而引发的讨论。可以看到，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社科研究，似乎对外卖行业都很关注。

事实上，外卖行业的系统困境也是民生问题的一个缩影，而外卖行业频繁引发的互联网热议更昭示着人们对算法化系统未来的担忧和不安。算法的“秩序”，到底是什么？算法的困境，有无可解之法？

算法的秩序

回到这篇引起热议的论文。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2018年，陈龙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

根据陈龙口述，在卧底外卖行业数月后，陈龙发现：首先，外卖骑手工作越努力，处境却越艰难。平台在压缩配送时间上永不满足，通过算法不断试探骑手们极限，终于慢慢撑开了骑手们的劳动力极限。

其中一个过程是，作者去人大公寓楼送外卖，算法本来计算送餐时间从校门口进入，后来骑手们发现，走侧门步行送餐能节省几分钟，所有骑手都这么做之后，平台通过算法就会发现数据异常，就会缩短配送时间。

并且，平台算法压迫下，骑手们采取各种应对措施，比如超速、逆行、闯红灯，这些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还会引发公共安全问题。也就是说，骑手们努力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节省出来的时间，并没有给自己提供休息或者多赚钱的机会，换来的是平台更加苛刻的要求。

与此同时，作者还发现，平台会持续对外卖骑手做测试。做测试的目的，正是为了想尽办法压缩配送时间，不断试探人的极限。当骑手们完成了现有的任务量，紧接着又会涌现出新的需求。在这样大环境下，骑手不再是骑手，只是一个不断更新路径、修复系统的数据。似乎永远没有极限，也没有终点。

其次，外卖平台有一套包装好的“游戏”机制。通常，管理一般有三个方面，即指导、评估以及奖惩激励，以往这些工作都是由管理者进行决定，但现在的情况变成了，平台给骑手派单，并告诉他们应该如何送；消费者来评估骑手的好坏表现；平台又根据消费者的评估，来决定奖惩。

也就是说，由算法系统来负责第一项、第三项工作，第二项则交给了消费，而这，就是数字治理。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加强骑手对平台算法与规则的认同，粉饰工作的辛苦，最终结果就是骑手们极度内卷。根据作者了解到的数据，外卖骑手现在的处境相比2018年更差，2018年送一单的价格是8块，现在是5块。

最后，是外卖平台的奖惩机制严重失衡，一个好评会给骑手奖励2元，一个差评要扣除10元，一个投诉甚至要扣除200元。从饿了么和美团两大外卖平台来看，饿了么和美团都给骑手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奖励体系，根据骑手的工作表现和能力来确定现金奖励和等级升级，比如全勤奖、冲单奖和恶劣天气补贴，而且级别越高的骑手会被优先派单，或者拿到距离近、酬金高的单子。

表面上看，骑手与骑手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但是在这一套激励制度下，骑手的送单数量、骑行距离、好评数量的排名会让他们陷入到一种布洛维所说的“赶工游戏”（工人参与赶工，不仅能获得物质回报，更可以获得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成就感）中。这在无形中增加了订单量，延长了工作时间。

另外，借助于大数据处理技术，平台可以对所有骑手的所有订单进行服务能力评价，并进行动态化调整。以等级奖励为例，等级奖励以周为计算单位，每位骑手的本周的送餐数据将决定骑手下周的峰值。骑手想要维持较高的峰值，获得优先派单的机会，就必须一直处于少超时、少差评的水平。

算法困境背后的资本目的

外卖骑手之所以一次次被推上热搜，被众议，被关注，更在于其现实感与真实性，这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外卖的困局也是技术时代的困局。互联网技术下的平台组织的初现是由私有资本推动的信息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平台组织的所有制结构中私有资本占据着重要地位，平台组织构建的平台经济系统也同样充斥着资本逻辑。

也就是说，平台组织作为一种分立、动态的制度安排，将由社会技术和资本主义商业实践的特定组合所定义。这也正是陈龙在论文结尾处，写的那句“技术不管再怎么飞跃，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资本”。平台系统并非客观中立的“管理者”，“数字控制”的背后存在着资本操纵的身影。

事实上，与传统行业的劳动关系相比，互联网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因信息技术的发展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控制主体从明确的单一雇主到模糊的多雇主，控制手段从主要依靠人工到逐步依靠人工智能技术，控制规模从各雇主的分散管理到平台的集中化大规模管理，控制空间从固定场所的现场管理到无固定场所的超视距管理，控制方式从限制自主性的从属化管理到看似赋予劳动者自主性的平等化合作，控制焦点也由劳动过程的全程管理到仅对劳动结果的审核。

反映到外卖行业，在美团、饿了么的双寡头局面，基本形成对外卖市场的垄断下，终于产生了外卖困局。

一方面，依托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资本的助推下，互联网外卖平台建立起平台交易的数据库，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处理能力的优势，逐渐建立起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鸿沟。劳动者进入外卖劳动力市场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平台寡头中进行选择，且所有的订单信息都需要通过外卖平台获取。

于是，凭借着垄断信息优势，外卖平台制定了定价体系、派单规则、奖惩制度、评价规则等一系列劳动过程运行规则。劳动者可以选择不进入该劳动力市场，但是一旦进入该市场成为外卖骑手，就必须遵守平台制定的运行规则，并形成对外卖平台的依附。这进一步加剧了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资强劳弱的局面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智能派单系统依托于大数据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其中，骑手的数据特征，包括所在位置、在线时间、接单数量、配送进度、客户评价等不断被累积记录。平台并以此进行大数据分析，智能分配订单，并通过系统监控骑手的接单情况、送餐路线。在送达后，骑手还需要请求任务结束。

在这种模式下，骑手的自主性基本被剥夺，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完全需要按照算法提供的指令来工作。于是，在准时送达的压力下，经常可以看到骑手在街头风驰电掣，逆行、闯红灯，边骑边看手机的情况屡见不鲜，后果就是骑手成为潜在的马路杀手。外卖骑手发生交通事故的数量不断增加，这才有了“外卖员已成高危职业”的热搜。

可以看见，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互联网平台劳动过程已经呈现出信息化控制、集中化管理、超视距监视、赋予自主性等特点，实现了对劳动者信息化管控、基于劳动者特征的差异化管理。但是，在看似“公平与自由”的工作过程中，劳动者与平台的契约关系弱化，而受到的强控制却进一步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构筑健康、温暖、高效、可持续并且具有社会责任的外卖生态体系，需要人们从社会伦理、法律制度以及经济学和管理学原理出发，融合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等工具，充分满足不同目标下多参与方的核心利益。毕竟从始至终，人才是技术的原点，也应是技术的目的。（本文首发钛媒体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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