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公司成立之初，就已成为国企改革“不是试点的试点”

2014年7月16日，在北京金融街29号，中国移动集团总部大楼四层报告厅，只用了短短3个月就完成筹备的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俗称“铁塔公司”，以下简称通设服）正式挂牌。

关于铁塔公司成立的详情，参照钛媒体前文：《“铁塔公司”来了：中国式监管的平衡术》

国资委（资产主管部门）副部长、工信部（行业主管部门）副部长、三大运营商的董事长与总裁（或总经理）全部与会，这一近年极为罕见的阵容，让绝大多数参会者都嗅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前期的低调布局已经尘埃落定，通设服的发展计划已成阳谋：它将以三大运营商注资起步，以新建铁塔的增量资产为切入点，在1年至1年半时间内，完成对三大运营商存量铁塔资源的收编整合，并在引入民资后进一步转化运营商网络资源，最终转变成中国的“通信基础服务公司”。

这样一个布局，在业界不乏争议，支持者认为将化解运营商定位模糊的核心矛盾，帮助运营商转向轻资产化，反对者则担心通设服将成为新的垄断，让中国电信行业重新回到市场化改革前的困局。

以上两论，均各有严密逻辑，此处不妄作结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此前的争论多着眼于行业，但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电信业的改革必须要自更全局的视野着眼，才有可能深入了解个中三昧。

正如通信行业知名人士陈志刚所言，无论是4G牌照发放，虚拟运营开放、铁塔公司成立、营改增试点启动，价格管制放开，乃至下一步的驻地网开放，中国停滞多年的电信行业改革，在2014年已经重启，貌似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但在这些改革背后，外界一直没有看清两个核心问题：

一、这一轮改革的原因与核心推动力何在？

二、这轮改革的轮关键诉求是什么？

其关键原因在于，通信业内的视野多局限于行业自身；而外界对通信业的改革要点普遍缺乏了解。这一现状的产生，源于中国电信行业改革的位置与价值转移。

电信业务在中国的历史已逾百年，早在1880年，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提出，“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但它真正由政务、军事转向民用的全面市场化，实际上只有30年历史。

1993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5年酝酿，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同一年，中国电信业市场化改革正式发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身份，其战略定位从国家的核心基础设施，转变为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普遍服务。因此，电信改革无论速度还是力度，都远较其他行业更加激进与深入，从政企分离、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至重组分拆，行业内利益的阵痛不断。

正是在这个阶段，电信业实现了爆发增长，到2014年6月，中国已有超过2.5亿固定电话用户，超过12.6亿手机用户。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通信业的带动作用也逐渐淡化，金融、能源、交通等行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逐渐取代通信业，成为新的中国经济改革中坚力量。在2007年，就已有信产部人士在与我的私下讨论中表示，通信业已逐渐退居改革二线。

于是，中国通信业的改革逐渐放缓。尤其是在2008年电信业“6合3”重组的第四次重大改革（此前3次分别是1994年联通成立，1999年中国电信拆分，以及2002年电信南北拆分）之后，行业的竞争态势与利益格局逐渐固化。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从1980年开始酝酿的《电信法》，直到2014年仍然悬而未决，虽然其中有多种原因，但各种部门利益和监管体制的纠结亦是关键症结。

2010年以来，伴随移动互联网产业尤其是OTT业务带来的颠覆性冲击，电信业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电信业内的改革阻力空前减弱。这样的形势，导致了外界的认知错位，即认为市场变化是电信改革的核心动力，并把对通信行业改革的趋势分析与成效评价拉进了错误的坐标系。

事实上，要全面解剖新一轮的电信改革，只有将其纳入中国政治经济全局进行考量。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多个政治经济领域都已开始全面改革。毫无疑问，如同30年前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定位，电信业已经重新回到改革一线成为当前中国改革棋局中的重要布子，甚至在某些领域成为实验田。

这带来的一个关键变化，是电信改革将更多地“服从大局”，虽然行棋于行业内，但最关键的作用将体现在行业之外，改革中也会存在更多让行业内人士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行业利益舍弃——过程中，可能也不乏行业内博弈力量的推动，但那并非改革加速的核心原因。

比如，2014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营改增，短期内将导致运营商业绩下降，但电信业仍然被列入了最早试点的行业名单。甚至不乏业内人士认为，主管部门此前推动的网间结算调整、营销成本控制等政策举措，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对冲营改增对运营商尤其是运营商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比如，无论是虚拟运营开放、驻地网2014年内将开放、运营商员工持股可能放开，以及通设服将引入民资，都是以改革国企、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核心。

比如，通设服与三大运营商甚至现有央企有巨大差异，不再由中组部和国资委进行人事和资产管理，而是引入民营资本，并由三大运营商与民资共同组建董事会，由董事会任免管理层，并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7月15日，国资委强调了未来在试点企业的探索，以及可能会有的六个突破：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有效制衡、平等保护的治理结构；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探索市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等。

通设服因为没有历史包袱，所以从成立之初，它的股权机制、人事机制、薪酬机制以及决策机制，就已经成为了国企改革“不是试点的试点”。

诸如此类，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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