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级市转型不完全指南：昆山杜克大学背后的小城大事

昆山杜克大学

• 经审批或复核通过的中外合作独立大学、二级机构和项目共计2411个，本科以上的二级机构63个，项目1091个；
• 涉及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十二大学科门类200多个专业；
• 目前各级各类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总数约55万人，其中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约45万人，占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的1.4%。高等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超过150万人；
• 共有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在内的31个国家和地区、500多所高校与中国的高校开展了合作办学。

上述数字引自教育部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教育类提案的答复函。

自2003年教育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来，我国现在共有五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

这五所学校大致成一条直线分布在江浙沪一带，这条线的最北端到最南端，其直线距离仅有不到四百公里，从西至东则不到一百公里。

昆山杜克大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DKU）处于这条线的最北面，由杜克大学、昆山政府和武汉大学合办，和其他合办大学不同，它是唯一一所设立在县级市地区的学校。这所大学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某种希望和向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急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迫不及待地试图吸收借鉴那个代表着最先进经验的发达国家的一切成果的拳拳之心。

中国与美国之间相隔的不止是太平洋或北冰洋，一个背负着沉重而宝贵的历史负担寻求在新时代的重新富强和崛起，另一个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主宰着世界格局的安危，跨越历史、时间和文化的鸿沟，两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有着浓墨重彩而跌宕起伏的关系。

一百多年前西风东渐的惆怅早已经飘散于历史的笑谈之中，庚子退款购得的砖瓦在今日的清华大学里也变得斑驳，那么，一所合办大学究竟能为一座城市带来多大的变化？美国的大学思维和精神能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冲击？

昆山之变

公元536年，在中国历史纪年上是为南梁大同三年，此年，设昆山县。其后历史沿革，至公元1497年，从当时的昆山县划出新安、惠安、湖州设太仓州，余下即是今日昆山。1989年，昆山撤县建市。

昆山东有苏州，西濒上海，北接常熟太仓，南望浙江，以今日来看地理条件颇为优越，然而在数百年前，却不值一提。明遗民储人获在《坚瓠集》中记载有“金太仓、银嘉定、铜常熟、铁崇明、豆腐吴江、叫化昆山、纸长洲、空心吴县”，这段史料反映了当时苏州一州七县官缺厚薄不一的状况，却也从侧面体现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这种情况一直到改革开放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台资企业进军大陆市场，为昆山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次际遇。

在开风气先的改革开放初，大多数台资企业受廉价劳动力和毗邻香港的出口优势，选择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厂，它们面向的主要是国际市场。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台资企业终于认识到，大陆市场也拥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前景。

在1992年，捷安特将投资企业建在了昆山，事实上，这个建厂决策最初选定的是上海，然而，上海方面在谈判合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延宕拖沓让台商颇为受挫，与此同时，听闻消息的江苏及昆山当局以极大的热情和高效率终于促使巨大机械集团决定将捷安特落地昆山。

捷安特在大陆的销售增长迅猛 来源：台资企业个案研究

数据显示，1994年4月正式投产后，捷安特自行车销量达到15.4万辆，销售额为7000万元，其中内销4.6万辆，收入达到5500万元，到了2001年，捷安特的销量达到226万辆，收入为12.23亿元，内销达到96万两辆，收入为3.5亿元。

在2002年，昆山市的 GDP 达到了314.34亿元，人均值则高达52078元，高居全省第一。昆山在这一年的工业企业为638家，其中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为207家，在企业总数中的比重接近1/3，这一比例是江苏省各市县中最高的，远远高于第二位的苏州市（15.2%）。

到了2005年，昆山开发区提出了“腾笼换鸟”战略，投入2亿元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收购搬迁了26家年产出总计3亿元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了科技含量高、年产30亿元的企业落户开发区。

与此同时，台湾大众电脑关闭了岛内的最后一条生产线，宝岛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全线北进。

昆山在2005年共制造了1566万台笔记本电脑和731万部数码相机，当时，每三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是产自这个面积仅有9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它以巨大的优势成为当年江苏省出口总额最高的县市。时任昆山市市委书记曹新平曾经表示台商对昆山进出口的贡献在九成以上。

然而，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一切好时光终于在全球经济的退潮中渐渐消散。

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持续了自2005年以来的下滑趋势，从7126个下滑到2009年的4219个，从2008年到2009，外商实际投资额增幅仅有0.8%，同时，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从2007年开始了连续三年的微幅下跌。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昆山市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从2009年到2009年，该市的实际外商投资涨幅为3.8%，出口增幅为5.4%。从2009年到2011年，笔记本产量同比增幅分别为30.8%、17%、5%，从2012年到2013年，随着统计口径的改变，电子计算机整机在取代了笔记本电脑，并出现了4.8%的负增长。

伴随着传统制造业和进出口的衰退，更严重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台资企业中大面积存在的血汗工厂现象开始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2010年到2011年，NGO 组织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昆山的台资工厂里，工人的权益受到了侵犯剥夺。

在昆山仁宝工厂中存在的问题包括：

• 工人没有劳动合同的副本；
• 工厂要求员工必须加班；
• 员工入职后没有环境健康安全方面的专门培训。

在昆山富士康工厂里的问题有：

• 员工每天正常上班 8 小时，加班 2 小时，一个星期上班六天；
• 员工每月社保扣 170 多块钱；
• 加班无规律；
• 实习协议签六个月，实习期间员工加班无加班费，一周最多工作六天，星期六星期天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并且不购买社保。

人力及制造成本的增加、税惠措施的减停以及产品业务在市场上面临的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让台资企业渐渐意识到它们在昆山的黄金时代正逐渐褪色，时任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在2010年曾经表示“如果在昆山不赚钱，那么，我说你应该寻找能够更赚钱的地方去”。

2014年8月的中荣工厂的爆炸巨响以及惨重的人员伤亡，终于把昆山市疾速发展下的暗流和矛盾曝光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座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市第一名的富庶之地，就在爆炸发生前不久，昆山市市委甚至还专门开会研究深度转型发展问题。

在消化了二十多年的人口红利之后，现在，它必须郑重考虑并抓住自己的第二次机遇。这时，大洋彼岸的一所大学向这座城市伸来了橄榄枝。

三角地带

在北卡三角研究园集中了大量的企业

美国的高科技研究园区并不只有西海岸的硅谷，在东岸是北卡三角研究园（Research Triangle Park），这个研究园区得名于集中在该区域的三所研究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及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目前，在这块面积约28公里的区域内，有超过200家公司和约46000名高科技工人。这里有 IBM 全球第二大的运营中心，有葛兰素史克最大的研发中心，是思科在硅谷之外的第二大重镇，Red Hat 总部和联想公司总部均位于此园区。

三角研究园距今已经有超过50年的历史。

二战结束后，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烟草及家具产业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衰落，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到了五十年代，州及当地政府、公司还有学校将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多样化列入议事日程。到了1959年，它们构想出了三角研究园这一规划，将注意力放在了欣欣向荣的高科技产业上。

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北卡三角区企业的发展变化情况 来源：研究

在六十年代末时，三角研究园的公司仅有21家，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了178家，在这些企业中，规模在50人以下的占了70%以上，而这些小型企业中近九成都是在2000年后迁入的。研究生物科技、生命科学的公司占了园区内公司总数的45%，而超过18%的公司关注的则是信息通信方向。

在政策和本身优势条件的引导下，大量企业聚集在这一三角地区，而这带来了极为明显的集聚效应。研究证明，一个地区的平均学历和技术熟练度越高，则该地收入水平和发展水平也就越高。上述三座大学为区域内的公司就近提供了客观的毕业生和研究资源。在1998年，三角区公司新招的员工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区域内的三所主要大学，到了2006年，三角区有5%的员工拥有博士学位。

更关键的是，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拜杜法案》（Bayh-Dole Act）。

在1973年到1975年，美国经历了经济发展停滞，西方世界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态势就此终止，为了应对这样的困境，国会考虑更好地利用政府每年掌控分配的超过75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数据显示，此时联邦机构手中拥有28000多项专利，其中只有不到5%被授权使用，这里面又只有25%到30%是政府许可商业公司用来进行发明创造的。

《拜杜法案》的推出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大学的专利申请和转化 来源：研究

《拜杜法案》的颁布极大地鼓励了大学机构科学研究的市场化过程，使得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实现了三方共赢，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的时间不断缩减，企业的研发成本相对下降，而大学也由此获得更多的研发资助，于是，一个产学研三方良性互动的有机机制就此建立起来。

三角研究园成为了中小公司的乐园 来源：2016 RTP Company Directory

三角研究园内企业的主要方向 来源：2016 RTP Company Directory

中小企业的集聚、产学研优势同时也使得北卡三角研究园成为重要的创业公司孵化地。

数据显示，到2013年，1989年的70家企业只剩下36家，1999年的112家公司仅存60家，而2009年的157家公司只余下122家，而从2008年到2013年间，有63家公司加入了园区。这意味着，在大量企业离开三角研究园的同时，又有大量的中小创业创新公司加入进来。

园区内的大学研究优势吸引了方向相同的公司进入，产学研结合促使研究成果和商业化持续增长，进而吸引更多的公司和更好的研究资源，最终，集聚效应不断放大三角研究园的在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等产业上的优势。

三角研究园的最初目的是振兴经济提振就业，而事实证明，它的繁荣也的确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目的的实现。研究发现，从1970年到2006年，离园区最近的七个郡的就业人数增加了近70万，而在核心的维克郡（Wake）、橘郡（Orange）和达勒姆郡（Durham） 三地，就业人数在近四十年间增长了200%以上。

和自发形成的硅谷不同，北卡三角研究园正是依托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司的共同努力逐步形成成熟的。三角研究园的成功案例也告诉我们，在良好的规划和引导下，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将刺激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对篮球迷来说，杜克大学并不陌生，蓝魔及老 K 教练已然成为 NCAA 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上，它同样蜚声在外，三名毕业生及一名教授获得了诺比尔奖，三名校友被授予图灵奖。作为北卡三角研究园中最主要的学术和研究重心，它为该区的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正是昆山所需要的。

早在2005年，杜克大学就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了一个医学学士项目，而当这座大学将目光望向中国的时候，它首先寻找的合作学校实际在上海。然而，在和上海交通大学协商一年后双方还是无法在细节上一致，后者最终还是决定退出了。

在选择和武汉大学及昆山市政府合作后，杜克还面临着不少教授的质疑，反对者不仅担忧背景、制度迥异的合作办学是否会成功，更在于实际的经济考虑。最初，杜克大学计划在最初五年内投入1100万美元，但最终披露的文件显示数字剧增到了3700万美元。

与此同时，杜克大学削减了达勒姆校区高达1.25亿的预算，而投入到昆山杜克大学的资金将主要来自商学院及学校的战略投资基金，而在最初六年里，杜克方面希望每年投入300万到800万美元的预算。

在2011年，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协商，杜克大学最终通过了在昆山开设昆山杜克大学的提案。到了年底，杜克大学学术委员会以44:8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授予昆山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Fuqua School of Business）学生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决议。

2012年8月，教育部批准筹建昆山杜克大学，整整13个月后，教育部正式批准其成立。学校开设了环境政策硕士、医学物理学硕士、全球健康理学硕士、管理学硕士四门课程，并设立了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和环境研究中心。

2014年8月，昆山杜克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开学典礼，伴随着西潮而来的是中荣爆炸事故的轰隆巨响。

走出象牙塔

陈燕从小是跟母亲姓的，从上海到长春后， 在派出所办理户口的时候，她被要求改姓。陈燕推测，可能是因为母亲喜欢高尔基《海燕》的缘故，于是索性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海燕。

无论是总角懵懂的陈燕，还是中学时一度沉迷越剧甚至在高考都要报考越剧团的高海燕，或许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成为杜克大学亨利·扭森教授（Henry Newson Professor）及校物理系主任之后，还会成为昆山杜克大学的副校长。

高海燕离开清华，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时候，也曾经为未来而彷徨迷惘过，最后思考的结果是，自己真得最喜欢物理并决定继续读博士扎根到学校，那是90年代的故事。

在昆山杜克大学的网站上，它这样介绍自己：

以锐意进取、积极创新和放眼全球为宗旨，将博雅教育融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精英化发展。

这座学校现在设立的硕士课程并不完全以就业为导向的，它谋求的是培养通识人才。一个让人隐忧的问题随之产生，在大学教育越来越功利化和现实化的大环境中，昆山杜克大学这套颇具勇气和理想主义的做法会成功吗？

高海燕副校长告诉钛媒体，学校在培养学生全球视野、开放心态等软技能的同时，还推出了“4+1”及“3+1+1”两种模式的本科课程，也就是说，在五年时间里，昆山杜克大学的本科学生可以获得通识博雅的本科学位和一个为期一年的硕士学位。

二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趋向选择计算机科学、金融等课程，而物理、数学等逐渐遭到冷遇，在美国的时候，高海燕教授就对此见怪不怪。但她认为这种状况无可厚非，并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一些变化。

高海燕教授以自己熟悉的物理学举例，探测器对粒子的鉴别要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带来技术方面的突破，而突破后往往就会有新的应用。商业和技术的演进依然要仰赖基础学科理论研究，而这一点在昆山杜克大学开设的医学物理和健康理学两门课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国家发展需要各种人才，从孩子小时候就鼓励他们去探索，他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高海燕告诉钛媒体，她相信，只有引导年轻人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课程，才能满足他们求知欲和工作谋生两方面的需求。

在杜克大学，坎永·戴欧姆（Canyon Dell'Omo）就是这样一个“爱技术，爱建筑”的年轻人。

这个热衷侃爷（Kanye West）说到兴起时便以 F**k 表达自己情绪的青年今年20岁，在杜克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仅仅读了三个学期就转到了生物学专业，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前者太过理论化，而更关键的原因则是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WorkerSense，已经无暇在这门课程上投入太多时间。

他对乔布斯的工作风格和个性没有任何好感，在一次采访中将这位被无数人顶礼膜拜的苹果创始人直斥为“混蛋”（asshole），而盖茨在他看来也只是“书呆子”（nerd）而已。相比马斯克（Elon Musk），他认为一个不为多数人所知的 DJ 斯宾塞·布鲁诺（Spencer Bruno）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后者教会他的是追逐自己的激情，无论如何都不放弃。

戴欧姆和他的伙伴设计了一个置于头盔内的感应环，他把建筑工地上的七项指标分解为十五六项基础数据，收集这些数据并进行分析和监控，达到换班管理、生产效率追踪以及绩效预估等目的，按照他的说法，这个产品有着“出众的云能力”。

“我对于课堂学习的态度是，如果以后可能会用到这个知识，我就会很兴奋，用心学习，杜克大学提供了多种选择，可以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如果不能在课堂上学到相关的知识，我就自己学习。”听起来是一个有不少技术含量的产品，然而，戴欧姆的相关知识都是靠着 Google、YouTube 得到的。

但是，这个自信的年轻人还是把自己“70%的成功”归功于杜克大学，他对学校最感激的地方就是为他的研发提供了先进便利的设施。

杜克大学还有着浓厚活跃的创业氛围也给戴欧姆的创业提供了极大的优势。他本人参加了“创新联合实验室”（Innovation Co-Lab），这个项目向学生提供没有任何条件的小额资金支持其创业，感应环已经是戴欧姆前两次创业失败第三次参加该项目。在2015年夏天，戴欧姆还参加了“玛丽莎和道格创业者”（Melissa & Doug Entrepreneurs）的暑期实践，向他介绍行业资源并提供了大量意见。

而昆山杜克大学对它的学生的希冀是“运用创造性解决方案，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于是，产业和商业之外，学术研究以及将其应用到全球视野下的操作也成了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戴欧姆是一个从兴趣出发创业的商业故事的话，另一个年轻人则代表着昆山杜克大学的后一种理想。

这个年轻人赶着夜色坐在我对面，胳膊撑在桌子上，不停地揉着太阳穴驱赶自己的疲劳，大口地喝下浓咖啡，满足地长长吁了一口气，开始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他在本科读的是生物化学专业，那时他对自己的人身规划是毕业后继续读医科然后去大城市做医生。但是，在申请医学院需要志愿者经历，他和同学便一起去了拉美。在那里，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第一次有了“无能为力的感觉”。

回国后，他下定决心要去帮助那些陷入健康困境的人并把这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于是，19岁的他来到了昆山杜克大学，选择了全球健康专业。相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昆山杜克大学的优势在于会为他提供8000美元支持他进行2~3个月时间的国外研究项目。

“这个职业发展符合我的个性和兴趣。我最希望能够从事让自己感到骄傲的工作，能挣到足以维持生活的薪水就行了。”这个一脸孩子气的年轻人对就业和工资这样的事情有着自己的想法，说到最后他自己都不禁莞尔，“就算是计算机工作挣钱多，但是还是要花钱才能去我出差就去过的地方啊！”

如今，这位年轻人最大的感慨在于，技术和互联网为全球健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性，从而使得这项学科的研究和实践有了革命性的变化，能够更好达到目的。

他举例说，inHealth 平台可以将信息发到用户手机上，提醒他们按时吃药， 而社交网络则能更好地进行筹款。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是，我们谈话前的几个星期，他的一个同学在中国通过电话进行了答辩，那人的导师在美国的杜克大学，而合作结构则在坦桑尼亚。

技术的革命性变化带来优越和便利的同时，也为全球健康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困惑。

导师给他的建议和全球健康领域数十年来的实践经验是，对那些需要帮助的欠发达地区要始终保持谦卑的姿态，让自己不断去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制度、发展水平下的差异化现实。

全球健康的目的不在于救死扶伤，更不是为了消弭差异化，而是为了让待援地区的人们不再需要 NGO 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

“不是说有了治疗的良药，一切问题就都没有了，仍需要公平地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最后，他这样总结道。

在明年暑假，这位昆山杜克大学的在读硕士生就要和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合作在菲律宾进行实地调研，和当地政府合作制定流动劳工的医疗卫生方案。

在杜克大学，在昆山杜克大学，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他们代表着这所大学的未来，他们连接的是美国和中国，展示的一种合作大学的可能性。

而大卫·布雷迪（David Brady）教授的十亿像素超级相机则向我们展示了昆山杜克大学的本地化价值，就在现在，这所大学正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缓缓推动着这座城市进行第二次变化。

在2017年1月，由布雷迪教授领导的昆山杜克大学计算图像技术研究中心成立，除了学校之外，昆山市工研院和一家科技公司也参与组建了研究中心的目标是推动十亿级像素相机的研发和商业推广，昆山市工研院提供研究场所和运营资金，而公司将主要负责研发产品的商业推广。

这项技术主要应用于公共安全、虚拟现实、机器人、无人机等领域，早在数年前，布雷迪教授就在杜克大学开发出了30亿像素的相机原型产品，然而，居高不下的制造成本和体积等问题让这款产品最终还是胎死腹中。

昆山恰好在制造业方面有着长期的积累和优势，相机和光学工厂还长期是昆山制造业的重要支柱，这为布雷迪教授和昆山杜克大学后续的产学研转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这是昆山杜克大学和汲汲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昆山市踏出的产学研结合的第一步。

这时，昆山杜克大学主楼的对面还是一片等待着奠基开建的荒原，就像改革开放前跃跃欲试的昆山县一样荒芜冷冽。

昆山的故事已经发展到了“转”的地方，而另一个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起”。

以下是钛媒体记者对话昆山杜克大学副校长：

Q =钛媒体

A =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 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

时间：2016年12月

钛媒体：您有在中国从事咨询工作的经验，请问您是怎么把咨询经验用在办学中实践中？

A：做咨询就是要迅速把问题和解决方案沟通给客户。如果不够快，客户就会失去耐心，你要非常结果导向，找出问题的答案。昆山杜克大学就像是一家创业公司，有很多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面对很多困难，我们要非常富有创造力地解决问题。

举例而言，我做咨询的时候，英国石油（BP）希望在中国开办加油站，但是当时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公司进入加油站市场。我在深圳开车时看到一家美国公司在路边有几家加油站，我想：他们怎么进入这个市场的？原来英国石油希望通过北京获得许可，这是非常“难敲开的门”，虽然英国石油的老板见过了总理、副总理等高级政府官员，但是也很难拿到许可。

我们意识到，地方政府也可以审批加油站许可。我们可以和省政府达成协议，如果英国石油在当地开办一家小型润滑油工厂，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就可以开办20家加油站；如果开办一家石化厂，就可以开办50家加油站。在珠三角地区，开办润滑油工厂就可以开办加油站。

所以我们改变了战略，不再和中央政府谈判，而改成和当地政府谈判，最后英国石油在2年内开办了250家加油站，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这件事情的经验对昆山杜克大学来说也很重要。我们需要和教育部建立非常好的沟通，教育部是我们的上级监管机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和江苏省政府、苏州和昆山当地政府建立互信。

在中国，只和高层建立关系还不行，需要和中层以及底层都建立起良好的互信，才能获得成功。在招生上也一样，教育部批准了我们招收学生，但是我们还需要从省市教育机构拿到其他许可，他们才给我们学生配额。

我在咨询工作中有很多收获，但是其中重要的一条的就是需要和整个系统从上到下都建立互信才能行得通，给了我们很多启迪。

钛媒体：昆山有自己独特的地理优势，请问您是怎么把昆山杜克大学和昆山的本地地理优势结合起来的？

A：是啊，昆山有很多地理优势。

昆山经济非常成功，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第二，昆山生活质量很高，空气质量一般来说很不错，交通基本通畅，没有大城市的拥挤。人民也很友好，很欢迎我们在此办学。如果坐高铁，20分钟就能到上海市中心。如果开车，40分钟就可以到苏州。在长三角，南京也不远，苏州和上海也在附近，这说明我们在非常重要的经济区，在沪苏昆一体化的经济区内，这是一个非常有利条件。

你提到地理位置，我认为时机也很重要。

我们正好在昆山从制造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初期来此办学，之前，昆山没有什么重要的高校。我们填补了重要的空白，希望对昆山的转型起到积极作用。

在过去的两天中，我们协助昆山举办了国际创新创业大会，邀请了超过50家海外公司，来自美国、以色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昆山的投资人、高科技园沟通，他们考虑把新技术带到昆山，实现商业化。

这个项目的成功就是实施了我从咨询工作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和国家级部委中国科协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江苏省科协以及昆山市科协都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

昆山杜克大学培养的年轻人，有些会在昆山地区工作，而吸引保留人才一直都是当地政府的重要议题；我们的教授带来了非常前沿的研究，有些具有商业潜力；昆山杜克大学还带来了全球联系，杜克大学的国际校友资源不仅仅支持昆山杜克大学的建设，也支持昆山当地的经济发展。

我们邀请了美国创新战略研究院专家约翰·高在2016年国际创新创业大会上做了主题演讲，还讨论了约翰·高和科协合作，为中国的每个省培训100名创新人才，把昆山杜克大学作为培训基地。在三年的时间内，一共会培训3000名创新人才，遍布中国各省，成为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昆山杜克大学就是输送人才的中心。

钛媒体：如何把杜克昆山大学的科研成果和当地的产业升级结合起来？

A：我可以举些具体的例子。

我们的一个教授 David Brady，他研发了一种先进的光学技术，让镜头可以即时聚焦，改变了我们照相的方式。在美国，亚马逊网上商城希望用无人机（drone）送货上门，使用这种新型镜头会节省了聚焦识别的时间，可以准确快速地把快递送到客户家门口。这个应用可能会对物流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Brady 教授与昆山市政府、昆山高科技园区合作，建设实验室，加快这项技术商业化的进程。美国已经关闭了很多生产摄像机的工厂，所以他的产品会在中国生产制造，希望就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我们有几个教授加入到昆山杜克大学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设施设备。他们离开了在美国非常好的大学的终身教职，来到昆山杜克，就是因为我们的校园提供非常棒的基础设施，支持他们的教学、研究以及与经济的连接。

钛媒体：如何缩短新的科研成果的上市时间呢？

A：我们认为研究需要和市场建立紧密的关系。

在商业世界，有两种理念：销售你制造的产品还是制造你能销售的产品（sell what you make or make what you can sell）。

有的公司是先生产，然后再去找市场。美国公司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就是这样，他们生产出很多非常棒的产品，但有些产品可能客户并不需要；另一家公司惠普针对客户的需求进行生产制造，就比较成功。

我们需要教授在进行科研时，也同时关注市场潜力，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做科研。杜克大学能够在医疗卫生、医疗器械等领域成为领先高校，就是因为教授在进行科研时与企业合作，能够迅速把研发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

我们和昆山市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了解到昆山的重点发展行业，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教授把研究方向和昆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重点结合起来，保证市场潜力，让科研创新不仅仅是理论成果，而是能够解决真实世界里的问题，这也是很多教授都看重的一点。我们认为这反应了昆山杜克大学的文化——产生影响力、使命感和意义。

还有，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和商业相关，还有很多是为了社会健康发展。

我们有一位杜克大学的教授来到昆山杜克大学，和江苏省政府合作，研究臭氧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环境健康的影响。这个项目进展顺利的话，我们就能了解臭氧的来源，政府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减少臭氧的产生，从而限制对健康的不利影响。这里不涉及到什么先进技术，但是可以让政府产生新的想法，如何制造更好的汽车、更好的引擎等，减少臭氧的产生。

我们有很多教授进行政策相关的调研，一方面对人民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会为新技术的产生创造机遇。

钛媒体：您是怎么与政府和企业建立关系，保证科研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成果？

A：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学是一个推进知识、产生新知识的学术机构，不是每个教授都是创业家，把自己的知识产权推向市场，如果是，他们就会在商界而不是在学术界工作了。

但是大学也意识到，教授们产生很多新知识，其中有的具有商业潜力，因而设立了“技术转让部门”或者“技术商业化部门”，还有“产业联络部门”，就是产业的人会定期来高校，讨论哪个教授的哪项研究很有意思，然后提供资金支持，这样就建立了产业和高校之间的联系。

举例来说，一位教授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正在等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这个流程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通过产业联络部门，企业可以提前了解到这项新研究，看到原始的数据和结果。

如果他们觉得有潜力，可以提供资金支持该教授进一步研究，称为“合约研究”和“独立研究”，合约研究就是资金定向支持某个项目，一般性资金支持就是支持某个教授在某个领域的工作，但是不限定是哪个项目。

我们召开很多的研讨会、论坛等，让学界和企业界进行接触，让企业了解到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哪些教授是这个领域中的大拿，哪些研究项目可能有商业潜力等。

我们还会扩建2期、3期，昆山杜克大学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校园，对我们来说，成功的一个标准是要对当地做出巨大的贡献，否则，就辜负了当地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学校教育，还要关注与当地的联系，履行我们的使命感和意义，与身处的环境紧密关联。

钛媒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宣扬要削减全球变暖的研究经费，全球变暖一直是杜克大学关心的议题，请问您对此如何评论？

A：竞选时的提议未必肯定会变成当选后的政策。

我觉得现在还需要等待和观察。但是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环境保护署和能源部的全球变暖研究预算确实会受到影响。好消息是中国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希望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制定全球标准，因为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气候变化为中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希望加大投入力度，甚至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气候变暖研究和支持领域的领导者。

目前的亮点是，中国不再是“一推一动”的打兵乓球模式了，以前是美国做些什么，中国也跟进，但是美国不采取行动，中国也不会有行动。但是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中国意识到不用再跟随美国的步伐，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对中国自身、对邻居国家以及全世界都很重要。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看到这个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西方国家往往强调的更多是“征服自然”，而中国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政府最近的环境政策强调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原来的做法中有些破坏和谐的地方，现在进行了修正。

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政策领域都在强调“和谐发展的关系”，意识到需要重新让老百姓信任政府会重建和谐，弥补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昆山杜克大学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场所，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怀着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敏感性，从真正的全球视角来展开研讨。

钛媒体：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在全球化被质疑的今天，作为全球化大学，你们会受到什么影响吗？

A：现在确实有些民粹主义（populism）以及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某些国家的选举就反映了这一点。

但是，也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比如我本人，相信如果没有全球合作，世界会停滞不前，过去三十年的成绩就会被消耗掉。有些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不到需要担心的地步。全球化还是无所不在的现象，尤其是如果高校仍然承担责任，促进对话和交流。

全球化和其他趋势一样，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需要更加关心全球化的受害者。特朗普的当选提醒了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地看待全球化，尤其是那些在全球化中失意的人们，应该对他们提供关怀。

钛媒体：在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中国会遇到哪些“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A：有很多挑战，例如，公平问题，基尼系数不断加大，中国需要缩小收入差距。环境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低端劳动力正在减少，新的创新正在形成。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也会强调创新推动经济。关键在于产生新产品的人才有资格定义竞争规则，其他人只有遵守。如果中国希望成为全球市场的规则制定者，就需要创新。

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没有什么秘密捷径可以很快实现。我认为需要重组经济结构，最起码需要对经济、科技和教育体系进行1-2个重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释放出创造力。

很多中国的学者到了美国，实现了很多创新，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奖，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很聪明，而是因为环境鼓励他们去创新，去冒险。中国如果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打破旧的行动规则，制定新规则。这不是一个小问题，需要重大的社会改革。

我举个例子。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到中国，和某个中国人谈起风险投资，我说：“做风险投资就意味投100个项目，只有一个会成功。”对方说：“啊？那中国永远也不会有风险投资了，因为我们不能忍受99%的失败率。”

我说：“可是那个成功的项目足以收回99个失败项目的成本。”对方说：“这不重要。我们不能忍受99%的失败率。”我说：“在美国，你失败了，还可以重新再来。再去银行贷款。又失败了，也不要紧，还可以重头再来。你不会得到一个档案记录，说你是个失败者。”

但是在中国，这种不以结果为导向的创业精神还不为社会所接受，人们正在努力改善这个大环境，但是还没有成功。这是全面的社会变革。

中国的领导层面临很多挑战，没有什么秘方，也没有简单的答案，甚至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因为就算是18、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当时的全球环境和现在差异很大，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中国的领导层在走没人走过的路，他们提出提高国内需求，发展消费经济，鼓励创新，都是正确的选择。最糟糕的选择就是闭关锁国。“自主创新”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全球化。

不管其他国家怎么做，中国都要支持全球化，因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需要维持、支持全球化体系，“闭关锁国”对中国伤害最大。（本文首发钛媒体，记者/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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