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研究：美国千禧一代是怎么变成社畜的？

钛媒体注：本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为德瑞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他是《大西洋》杂志作者，也是《 Hit Makers》一书作者，同时主持播客节目Crazy/Genius。

1930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文章《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中预言，21世纪人每周工作15个小时，相当于做二休五。“这是人类自被创造以来，第一次面对他真实、永恒的困境”，凯恩斯写道，“即如何打发休闲时光”。

这种观点流行起来。1957年，作家埃里克·巴儿诺（Erik Barnouw）在他的一篇《纽约时报》文章中预言，随着工作变得越来越容易，我们的身份将由爱好或家庭生活来定义。“众多工作与日俱增的自动化本质，加上减短的周工作时间，导致更多工人不在工作中，而在休闲中获得满足、意义和自我表达，”他写道。

这些后工作时代预言并非完全错误。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人比以前工作少得多。每年总体工作时间缩减200多个小时。但这些数字不代表整个故事。富裕、受大学教育的人——尤其是男性——比几十年前工作更多。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们被教育要将热情发展成事业，如果没找到使命，他们被告知不要放弃，直到找到为止。

20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们没预见到的是，工作可能从一种生产物质的手段变成一种生产身份的手段。他们没预料到，对穷人和中产阶级而言，工作是必须的；但对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而言，工作变成一种宗教，一个有前途的身份，一种自我超越的手段和一个可以归属的社区，此为拜工作教。 

本期全媒派独家编译大西洋月刊研究，梳理美国工作文化的养成，看看千禧一代是如何变成社畜的？

工作福音：当工作成为自我实现的终极梦想

美国传统信仰的衰落恰逢新无神论的爆发。有些人崇奉美貌，有些人崇奉政治身份，其它人崇奉他们的孩子。但每个人都崇奉点什么。拜工作教则是其中在拉拢信徒上最具竞争力的一种新信仰。

什么是拜工作教？它相信工作不仅对经济产出是必要的，也是一个人身份和人生目的的重中之重；它相信任何提升人类福利的政策都必须要鼓励人做更多工作。

这种“辛劳人”新人种对美国这片土地而言并不陌生。美国梦这个老掉牙的神话——相信辛勤劳动总会带来阶层上升——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让美国执迷于物质成功和为了实现它所需的日夜辛劳。

世界上没有一个跟美国效率相当的大国平均每年有更长工作时间。美国和其他国家间的差距正越来越大。1950年至2012年之间，德国和荷兰平均一个雇员每年的工作时长降低了40%，而美国只有10%。

美国人“与其他富裕社会的人相比，工作更长时间，享受的假期更短，失业、残疾和退休福利更少，并且退休得更晚，”塞缪尔·P·亨廷顿在他2005年出版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身份的挑战》一书中写道。

有一个群体加深了工作时长的鸿沟：富人。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的一项调查显示，1980年，收入最高的男性比中产和低收入男性每周工作时间更短。然而今不如昔。2005年，最富有的10%已婚男性平均下来工作时间最长。与此同时，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比其他任何群体缩减更多他们的闲暇时间。

今天，可以不夸张地说，精英美国男性将自己变成了世界首要工作狂，比美国更贫穷的人和其他富裕国家的有钱人都做更长工时。

这项转变有悖经济逻辑和经济史。一直以来，富人比穷人工作得更少，因为他们能负担得起。当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地主乡绅们吃喝玩乐、跳舞八卦时，农奴们的劳作看不到头。

20世纪早期，富裕的美国人用他们充足的闲暇时间去买每周电影票和玩运动。今天富裕的美国人能负担得起更多闲暇时间，但他们用财富买了最奇怪的奖赏：更多工作！

也许超长工作时间是有钱精英群体的身份和收入军备竞赛的一部分。或许这里的逻辑并非是为了实用性，而是为了情感，甚至灵魂。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的人可以拥有任何他们想拥有的东西，他们选择去办公室的理由与虔诚基督徒每周日去教堂的原因是一样的：在这里他们是最本真的自己。

“对今天的富人而言，没有‘休闲’这种东西；是经典意义上的‘工作即玩乐’，”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在《华尔街日报》写道。“打造财富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也是他们做的最接近玩的一件事。”

尽管拜工作教从富裕男性开始，但这股社会思潮正在往不同性别和年龄段的人中间扩散。2018年一项关于精英大学的研究发现，女性从就读精英大学中获得的最大好处不是更高的工资，而是在办公室更长的工作时间。

换句话说，我们的精英教育机构正在铸造各个性别的工作狂。尤有甚者，皮尤机构最近一项关于年轻人焦虑症流行的研究表明，95%的青少年认为“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或事业”对他们成年后会“极其或很重要”。这比其他任何事的优先级要更高，包括“帮助有困难的人”（81%）或结婚（47%）。在工作中找到意义战胜了家庭或行善，成为今天年轻人的最大野心。

当美国人崇奉拜工作教时，其教会领导们在国会制定法律来维护它。大多数先进国家给新晋父母带薪产假，在美国没这回事。很多先进国家通过国家政策减轻家长负担，美国的儿童看护和早期教育开支在全球几乎垫底。

在最发达的国家，政府保证公民享受医保，但大多数美国人通过工作单位来获得医保。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可能很快威胁到劳动力，但美国的福利系统在过去20年越来越向工作靠拢。

1996年，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调节法案》，取代了很多当时的福利系统，取而代之，将社会福利建立在受惠人被雇佣的前提上。

拜工作教不仅是美国精英阶层的异教，也是法律。

有人要问了：辛苦工作，甚至执迷于工作，有什么不好吗？

人类还未将自己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智能还没做好运行世界工厂或照顾病人的准备。在每一个先进经济体中，大部分年轻力壮能工作的人都在工作；在贫穷国家，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比美国还要长。

如果不工作，包括没有收入的工作比如抚养子女，大部分人容易觉得很悲惨。一些证据表明，长时间失业比失去爱人更加痛苦，因为失去了工作这个吸引注意力的分心事，伤心人也就没有可以投靠的慰藉。

必须工作时，工作没什么不好的。毫无疑问，对有意义工作的执迷会产出一大把赢家，他们中了拜工作教者的彩票：繁忙，富裕，以及感到深深地满足。但如果一个文化将自我实现的终极梦想建立在带薪工作这一件事上，是给自己挖了一个集体焦虑和群体疲乏的陷阱。

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人对劳动的认识从工作变成事业，再变成使命——从必需品到身份到意义。在农业或早期制造业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人做类似的重复劳动，这时对工作没有比种玉米或拧螺丝钉目的更高尚的幻想，这只是一份工作。

20世纪初职业阶层和企业官僚的兴起创造了现代职业之旅，这是一条弯向一系列珍贵缩写的叙事弧：VP, SVP, CEO。结果对今天的拜工作教者而言，任何跟找到职业灵魂伴侣无关的事情都是浪费生命。

“我们创造了这个观点，认为生命的意义该从工作中寻找，“欧伦·卡斯（Oren Cass）说，他是《过去和未来的工人》一书作者。“我们告诉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应该是他们的激情，‘不要放弃，直到你找到一份你热爱的工作！’我们说。‘你应该改变世界！’我们告诉他们。这是在开学典礼、流行文化中随处可见的信息，老实说，也在包括《大西洋》在内的媒体上。”

然而我们的工作桌从来就不该是我们的祭坛。当代劳工进化成服务消费者和资本家的需求，而不是满足要在办公室中寻找个人超越的千百万工人的需求。收银员是美国最常见的一份工作，一个人很难在其中得到自我价值实现。即便是最好的白领工作也涉及长时间的停滞、无聊或徒劳无功。

这种期待与现实的落差是养成严重失望、乃至彻底悲惨情绪的温床。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人抑郁和焦虑的比例与 90 年代相比显著提高。

成为一名基督教、穆斯林或琐罗亚斯德教追随者的一个好处是，这些敬畏上帝的崇拜者将他们的信仰建立在无形地、不可证伪地良善之力上。但工作是有形地，成功往往是可以被证伪地。无论是将工作还是成功放在生命中心，是将自我评价放在善变的市场手中。成为一个拜工作教者，是崇拜一个有毁灭力的神。

自我优化的机器：千禧一代正在成为拜工作教信徒

千禧一代出生于20世纪的最后20年，入世于咆哮的90年代，此时拜工作教在美国社会的血管中汹涌澎拜。在西海岸，当代科技区出现，百万富翁们将乌托邦式梦想与做你所爱哲学融合在一起。在东海岸，克林顿总统接过罗纳德·里根和老布什的新自由主义，签署了将工作变成社会福利核心的政策。

正如安·海伦·皮特森（Anne Helen Petersen）在她发表于BuzzFeed新闻的刷屏文章“千禧一代精疲力竭”一文中所指出，这一代人在这几十年里被打造成自我优化的机器，这也是马尔科姆·哈里斯（Malcolm Harris）在他《今天的孩子》一书中的主要观点。这代人的童年在实现学业之外的成就中度过，打勾成功步骤中的每一个，最终却发现经济打碎了他们的梦想。

尽管不宜用同一根笔刷描绘8500万人，还是可以说美国千禧一代集体被两种外在创伤所定义。第一种是学生贷款，千禧一代是有史以来受教育最多的一代人，这本该让他们富裕、有安全感。

然而高教育程度也伴随着高昂的价格。自2007年起，未支付的学生贷款多达1万亿美元，在过去12年里几乎翻了3倍。再加上2008年经济崩溃，年轻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停滞不前，这都让付清贷款更难。

千禧一代遭遇的第二种外在创伤是社交媒体带来的干扰，它放大了打造一个成功形象的压力，不仅是为自己，为朋友和同事，甚至为父母。但在服务和信息经济中，确切地将事业成功视觉化是件难事。蓝领工作生产有形的产品，比如煤、钢铁和房子。白领工作的成果是算法、顾问项目、系统性地广告活动，这些更无形，经常是看不见的。说领子越白，产品越无形并不为过。

既然物理世界中少有成就的痕迹，今天的工人就要上社交媒体将成就展示出来。他们中的很多人花费数个小时打造一个解离的真实——没有压力的笑容，明信片般美景和爱迪生风格灯泡装饰的办公场所。“社交网络信息流是种证据，证明了辛勤劳作的收获，工作的回报和工作本身，”皮特森写道。

至少从表面上看，千禧一代工人庆祝过度工作和“社畜”状态（尽管有人怀疑他们内心是悲惨的）。在最近的一篇《纽约时报》文章“为什么年轻人假装热爱工作？”中，记者艾琳·格里夫斯（Erin Griffith）去了趟共享办公场所 WeWork。那里的抱枕催促你做自己热爱的事，荧光标识恳求工人要更努力地奋斗。年轻工人们对这些格言产生共鸣。

数项研究表明，千禧一代在工作中是意义瘾君子。“就像所有雇员”，一项盖洛普研究总结，“千禧一代关心他们的收入。但对这一代人而言，工作不仅关于报酬，还关于使命。” 

你的梦想工作就在那里，所以不要停止奋斗，这个福音的问题在于，它是导致精神和肉体双重力竭的蓝图。漫长的工作时间不增加效率或创造力，它让人压力更大、更累、更辛酸。但这个过度工作的传说得以流传，“因为它合法化一小群科技精英们的极端财富积累，”格里夫斯写道。

让美国历史上负债最多的群体深信将使命放在工资单之上，这是个狡猾地反乌托邦经济系统。确实，如果你要设计一个《黑镜》版的劳动力，鼓励在不给更高报酬的情况下过度工作，你会怎么做？

或许你会让受教育的年轻人相信收入是第二位的，没有一项工作只是一个工作，从工作中获得的唯一真实报酬是不可言喻的使命。这个穷凶恶极的游戏创造了一个如此诱人却几乎没人能赢的奖励，但让每个人觉得有义务一直玩下去。

工作不是目的，是时候追求幸福了

这是告解的最佳时机，我正是我所批评的那种人。

我献身于工作。当我在工作中感到满足时我感到最真实的自我，包括写一篇关于工作的文章这种工作。我的身份与我的工作紧密相连，我的成就感和高效率感饱受文思枯竭所扰，这将导致我跌入存在主义恐慌，毁掉生命中的每一方面。我认识足够多的作家、科技从业者、市场人员、艺术家和企业家，我知道这种痛苦很常见，尤其在特定的白领人群中。

也有一些拜工作教者感到深深地满足。这些快乐的少数人天然就很有动力，他们不需要每天分享个人成就。但在一个社交网络和大众媒体热衷于将所有成功外部化的世界里，保持一个纯粹的内部动力越来越难。

这里有福布斯这个榜那个榜，每一个推特、脸书和领英主页醒目地将成就量化出来——有多少粉丝，多少朋友，多少阅读量和多少转发——在所有沟通中注入竞争特性。纯粹有动力和真正开心的工人想要从这种包围他们的工作竞赛中脱身可能会越来越难。

拜工作教提供了一单险恶的交易。一方面，美国对努力工作的看重可能有助于建立它在世界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并享有世界的创业首都之名。一个崇奉追求极度成功的文化也将产出一些成功。但极度成功是一个可以证伪的神，它摈弃大多数信奉者。我们的工作从来就不该肩负信仰的重担，它正在被压垮。根据盖洛普的一项研究，87%的雇员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兴趣。这个数字每年都在上升。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让工作没那么可怕。但恐怕更好的药方是别让工作那么处于生活的中心。

这可以从公共政策开始着手。现在开始产生对普适性政策的热情——比如无条件基本收入、产假、保育补助和子女津贴——这会让工作不那么必须。单单这些变化并不足以减少美国人对为了工作而工作的投入，因为富人才是对工作最投入的。不过这可以将大部分的公众从攫取今日精英的病态工作疯狂症中解救出来，并可能发起自下而上的运动，将工作从世俗美国身份认同的中心拉开。

从更深层次上看，美国人忘了一个老式的工作目的：它是为了购买闲暇时间。哈佛经济学院一位助理教授阿什利·惠兰思（Ashley Whillans）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如果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和伴侣相处，他们会更开心。她总结，最开心的年轻工人是那些在毕业时选择了一份享受办公室之外时间的工作，这允许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亲密关系和个人爱好上。

这听上去得多离奇。但这跟激励凯恩斯在1930年预测美国人最终将有5天周末，而不是5个工作日的是一个愿景。这个信念，甚至说是信仰，认为工作不是生命的产品，而是货币。我们选择用它来买什么才是生命的终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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