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大的愿望,是北京房价不要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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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苏宁研究院,作者 | 薛洪言(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每次读到韦应物这句诗,都觉得暖心,暖心的不是那瓢酒,而是历尽风尘仍愿自斟自酌的那份心境。
大城市里,每个人都是风尘中人,但几人还有自斟自酌的雅致呢?
01
老王是个90后,一个普通的90后:普通的相貌,一般的家庭,说起来不丢人也不让人羡慕的学历,做一份不好不坏的工作。
我和老王认识超过2年,期间一年多没有联系。前段时间一起吃饭,听他聊起了近况。
他来北京三年,如今做着第四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很短,不到3个月,他称之为试水。
第二份工作平台不错,但薪水太低,又要经常加班,他干了一年多,离开了。
第三份工作在一家上市公司,薪资翻番,活也不多。我原以为他会干下去,结果不到一年又走了,他觉得没意思,吐槽这家公司没前途。
现在,老王降薪去了第四家公司,说自己会安稳下来。
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有工作热情、有想法的90后。他觉得自己跳槽有点多,但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觉得每一步都没走错。
他毕业于河北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学的财经专业,四份工作却都与财经无关。说到被自己抛弃的财经专业,他觉得没白学——这两年,他没买过P2P,也没炒过币,更没掺和炒鞋、盲盒,所以存下了一些钱。
他存下的钱不多,一部分借给了死党,一部分存在了银行。他之所以借钱,是因为朋友要买房。他认为借钱帮朋友买房义不容辞,同时,他也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要买房时,也能得到朋友的支持。
对于买房,他现在的财力还够不着。但他已经开始节制消费,也一直在盘算着首付来源,比如家里能拿出多少、朋友能借多少、借出去的钱收回来多少以及自己还有多少存款等。
据他估计,2年后,应该能凑齐首付,在北京买个小房子。他现在的最大愿望,就是北京的房价不要涨。
但他计算了首付,却没有算贷款。总价300万的小房子,三成首付,贷款30年,月还款额也需要1.1万,与他现在的税后收入基本持平。
我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紧衣缩食咬咬牙,总能撑过去。但果真到了那一天,90%以上的流动性用于还房贷时,不知他还能否撑得住。起码,那个时候,不能潇洒地说跳(槽)就跳了,早已适应的中产消费水平,也要降下来了。
末了,我看到他配备了最新款苹果手机。说是双十一买的,12期免息贷款,每个月不到500块钱,感觉自己赚到了。
等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些大概会远去了。
02
老李是我初中同学,本科在外地学的电子专业,研究生来北京读了金融硕士,毕业后入职一家医疗设备租赁公司。
工作头两年,他住在燕郊,公司在朝阳,因为常年出差河北,所以不觉上下班之苦。
做医疗设备租赁,要和医院打交道。北京的大医院不缺钱,公司把目标瞄准了河北。每周至少三天,他要在河北市县医院蹲点,长年累月的“风尘”,练就了好酒量,也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河北县市任何一家医院,他只要在门口转一转,就知道业务能不能做。
火眼金睛就是跳槽的资本。后来他去了另一家公司,做同样的业务,升了职,年薪翻番,过了百万。恰逢二宝出生,老婆做了全职太太,一家人选择落户天津。
好日子过了一年,他慢慢感受到压力。升职以后,他不需在医院蹲点,积累的客户关系慢慢向一线同事移交,对市场的敏感性越来越差,以致常常恐惧被下属超越。
他说自己业务出身,冲锋在前时从不畏惧,但离开一线后,感到自己的职业生命在枯竭。有时还想泡在一线,但身为管理者,被很多琐事缠住,力不从心。
被危机感包裹,他现在一心往上走,希望能尽快做到部门负责人,他认为到了那个位置就安全了。可他没有如愿。
这两年遇到了经济下行,但业绩KPI从不下行。据他讲,由于业绩不达标,已经拿不到完整的年终奖了,升职更是不敢指望。
已是两个孩子的爸,他从未放弃努力。面对行业周期,他常常用苦笑表达乐观。
作为金融系毕业生,他知道周期是不可躲避的客观规律,遇到周期不必怕,熬就对了,总能熬过去。
熬下去,就能熬过去。毕竟,人在风尘中,只能随风起落。
3
老王和老李,不过是时代大潮中的两个缩影,不是你我,也是你我。
其实,虽然辛苦,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古人是“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现在则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努力,有很多出路。
像大才子柳永,因为《鹤冲天·黄金榜上》一句“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惹皇帝不悦,更因常写花柳之词不被士大夫阶层看重,虽自负才学,却难免潦倒一生。放在今天,柳永这样的才子,大概有一百种法子可以施展抱负。
可站在社会文化的视角,经济发展却未必能推动文化进步。当人人逐利时,社会难免失于浮躁。
人类文化肇始于人性对于动物性的脱离。动物一生囿于两大本能——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人类则能超脱之外,有了主观自觉性,有了超出本能需求之外的一种自由。
如儒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胸襟气魄,早已超脱了生存和繁衍等动物性的辖制,足可与宇宙时空融合为一。
然而,市场经济来临后,主流社会文化均经历了从“耻于言利”到“赚钱才是成功”的演变。古典经济学提倡“人人为己”便是“人人为他”,认为每人专注自己的分工,整个社会的福祉便能最大化。于是,人们把时间献祭于劳动和工作。
在大众媒体、热门影视剧及一切流行文化中,朝九晚五的工薪族生活方式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工薪族、中产白领慢慢成了理想生活的象征。一如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
“工薪族给予社会上非工薪族一种生活方式范本,以此介导西方化和工业化的直接冲击,这种范本足够适中,不会超出现实的希望,也足够现代,堪为非工薪族的最高理想。”
无数年轻人挤破脑袋考入名校、千辛万苦留在大城市,为的便是圆自己一个白领梦。做个白领,成了理想而模范的生活方式。
所以,当高晓松感慨名校从国之重器变成职业培训所时,他未尝不清楚这是时代大势,是无可逆转的潮流。只不过,总要喊一嗓子罢了。
04
何止高晓松一人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哲学家罗素便出版了《社会改造原理》一书,感慨:
“近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鼓励和发展了人的占有冲动,而抑制、阻碍人的创造冲动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所以必须进行社会改造。”
罗素自然也没成功,社会改造谈何容易。人们早已深深卷入市场洪流之中,早已没有闲情如南唐宰相冯延巳一般,谈什么“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人们已经没有时间惆怅。作为市场分工大齿轮里的螺丝钉,个体趋于机械性,换来组织的灵活性;个体与个体激烈竞争,推动组织迭代长青。
企业越来越强调岗位的标准化和可替代,于是,员工们急着自我充电,想让自己日日如新。但螺丝钉总会不断磨损,科技越进步,磨损就越快。
经济上行、行业红利期时,磨损的螺丝钉也能待下去;但经济下行、行业红利消失时,哪怕全新的螺丝钉也未必能找到齿轮,更何况已经磨损过的呢。
于是就有了职场35岁现象,有了职场危机和中年焦虑。
有焦虑,就有逃离。
“打开车门,看到蓝蓝的天,混合着冰冷的空气。我仰起头,深深吸口气,我张开双臂,想拥抱虚空。我想尽量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憧憬着离职去旅游,想象着在大草原上一个人沉思,想象着站在高山顶上望尽天涯路。很快,我低下头,快步走起来,快迟到了。”
这是一个朋友的倾诉。他住在燕郊,每天早上拼车到四惠东赶地铁。急匆匆的生活,急匆匆的脚步,每每会起辞职、离开的念头,也每每被自己压下去,但也只是压下去。
他坚信,或早或晚,他都会离开,他不想把一生献祭于工作,更不想把一生都奉献在都市。
他所想逃离的,正是老王和老李们所追求的。都市生活,早已让人欲罢不能。
05
恩格斯曾说,“个人的生存竞争停止了,人在这时——在某种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
现阶段看,生存竞争虽然停止了,市场竞争却扑面袭来。人类脱离了动物界,却无法出离人世间。
到了这里,李诞的“人间不值得”不过一句空话,先贤曾言“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业”,这大概才是正确面对滚滚红尘的人生态度吧。
“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忙碌没问题,但再忙碌,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分自斟自酌的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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