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线下“渔场”到移动社交,细数40年来中国同志社交场景的转变
巴西圣保罗骄傲游行(Pride Parade),圣保罗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骄傲游行,最高峰2006年有三百万人参加,与西班牙马德里、美国旧金山一样为同志圣地。图片来源/vamosgay.com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于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此后每年的5月17日,被定为“国际不再恐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国际不再恐同日”旨在呼吁社会关注因性倾向及性别认同,而产生的一切肉体上及精神上的暴力和不公平对待。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6月的一份报告,全球有至少23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而据BBC统计,全球仍有76个国家在法律上判定同性恋违法,这些国家分布非洲、中东以及南亚等,在一些地区,如伊朗、也门等,同性恋者会被判死刑。
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对于性少数群体的认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性恋现象在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仍被视为刑事犯罪,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就因不堪性取向扭转治疗的屈辱服毒自杀。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
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标志。
2001年4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声明:同性恋不是疾病,无需治疗,治疗威胁身体精神健康,各地政府需要惩治治疗机构。
据同志交友平台Blued统计,目前,全中国大概有同性恋者6900万,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5%,每20位人口中就有1位是同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LGBTQ群体(钛媒体注:女同性恋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gender与酷儿Queer)经历了种种巨变,而他们的社交方式与生活状态,也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改变。借此机会,钛媒体对他们的社交方式进行了梳理。
纽约同性恋游行参与者拉着“生而如此”的横幅。图片来源/assets.nydailynews.com
“渔场”狩猎
“渔场”,是早年同志群体对交往地点的隐晦称法。比如同志浴室、同志酒吧以及公园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些渔场也相继衰落,甚至消失。
据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称,“在古代中国,同性恋(男同)同样会结婚生子,履行传统义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着同性恋行为。这在他们看来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别人没有干涉的权利。古书上也不乏对同性恋现象的描述”。
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早期发生了改变。西方思想的传入让中国人意识到,同性恋事实上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不少同性恋者开始拒绝履行“传统义务”,选择不再结婚生子,“和谐”的平衡因此被打破。
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因艾滋病在中国的爆发达到高峰。同性恋群体被视为艾滋病的传染源,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性恋被视为流氓罪处理,直至1997年才从刑法中删除。
那段时间,北京还没有任何的同志酒吧。为了寻找伴侣,一些浴室、公园和公厕成为了北京同志群体寻找同伴的聚集地,几乎整个北京城的同志都会时不时来到这些地方。按当时的说法,他们是出来“找乐子”的。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同志群体面临被警察以流氓罪逮捕的危险,被抓后可能被拘留,甚至会被送去劳改。有些警察甚至伪装成同志,在浴室等地钓鱼执法。在纪录片《爱情同志》中出现的“巴黎小姐”就曾先后因流氓罪被三度送去劳改。这些“渔场”并不安全,但他们也没有其他的途径找到同类,没有安全的场合“做自己”。
“万磁王”伊恩·麦凯伦爵士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同性恋Manchester Pride's Parade上。他本人是同性恋,也是坚定活跃的同性恋权益倡导者。图片来源/vivamanchester.co.uk
有意思的是,即便受到打压,在过去鲜有男同会站出来为自身的权利发声,反倒是一些女权主义者先扬起了维权的旗帜。受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1990年国内一些女权主义者,在北京发起了一场叫做“占领酒吧”的运动。
这些女权主义者跟一些酒吧沟通好,在特定的日子把整个酒吧租下来,她们希望这种周期性的“占领酒吧”运动能吸引到一些公众注意。90年代,酒吧文化逐渐在中国火起来,大多数酒吧只能靠火爆的周末盈利,因此,酒吧老板非常欢迎女权主义者提出要在工作日包下整个酒吧的提议。可惜的是,当时公众并不太过在意这些女权主义的“占领酒吧”运动。
当时,女权主义团体对潜在的弱势群体发出了活动邀请,这也包括了同性恋群体。一些酒吧在这个“占领酒吧”浪潮中慢慢成为了新“渔场”,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同志酒吧。逐渐,同志酒吧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出现。与更老一代相比,出生在大城市的60后和70后同志有着更强的沟通交流欲望,酒吧给同志群体提供了更舒适、安全的交流环境,让性不再是唯一话题。
网页时代
本世纪初,电脑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和大部分80后、90后的网吧情节一样,同志网站也在这个时间段成为了同志群体的新社交场景。华人同志门户网站阳光地带Boysky、淡蓝网等,是不少80后、90后同志的启蒙地。
“从警校毕业时开始,那时候十八九岁,我们班同学都找女朋友,有些人准备结婚,这时候我发现我跟大家有点不一样,对我们班男生比较感兴趣”,Blued和淡蓝网的创始人耿乐在钛媒体MIIC大会上演讲时回忆,“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时候中国刚刚有互联网,我到网上找一些相关信息,所有网站告诉我的结果都是——你是变态,你得病了,你要接受治疗,你要接受电击疗法。”
耿乐接着搜索了外网的信息,在外网了解到同性恋只是性取向不同,大概占全国人口的5%。耿乐回忆说:“那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因为世界上不只是我一个人跟大家不一样,我看到很多资料说中国有很多同性恋者会遭受歧视,或者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生活在哪里,所以选择了自杀。"
在2000年,他选择运营自己的同志网站“淡蓝色回忆”,即后来的淡蓝网。他的初衷有两点,一是向公众传达什么是同性恋,同性恋不是变态;第二,给同性恋朋友提供一个平台,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可以让他们找到跟自己一样的人。
Blued内部的“性别友善厕所”,为男女员工共用,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他们认为“这是抹去性别之分的善意行为,特别对于跨性别人士”。图片来源/钛媒体
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同志群体寻找同伴不再受物理空间地点限制,也不害怕受到骚扰,能隐秘地在网络上进行。
虽然在当时,所有条文都没有规定同性恋是违反社会公德的。但一大批的同志交友和信息网站还是受到打击,一批批被封杀。
那时候中国刚刚有信息产业部,每年都会有2至3次网络严打,每次严打第一批倒下的都是健康的同志网站。“为什么被关闭?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尝试过跟他们联系,上海市公安局关过我们,我们给他们打电话,问我们的网站为什么被关掉。他问什么网,我说淡蓝网;他说是不是同性恋网站?我说是,他说,“变态!这是这是违反社会公德的”,耿乐回忆。
除了交友门户之外,各类形婚服务网站也逐渐出现。与“骗婚(钛媒体注:同志隐瞒性取向和异性结婚)”不同,形婚一般是男同与女同之间的形式婚姻。婚后两者互不干涉生活,只要在需要应付家长的时候才会一起出现。这对于一些还无法光明正大出柜的弱势同志,特别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70后和80后来说,是个出路。互联网时代之前,想要找到同类就已经足够困难,更不要说找形婚对象了。
移动社交时代
2007年iPhone的横空出世,以及紧追其后的一众安卓手机拉开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帷幕。
移动社交时代的到来方便了同志们寻找同类,毕竟对于大多数还没有出柜的同志来说,无论自己的gaydar(钛媒体注:看出一个人是否是gay的直觉)有多准,在现实中找到同类依然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LGBTQ占人口的比例本就不大,国内大部分地区也仍然缺少同志线下活动场景,社会氛围也让同志不敢太过张扬自己的身份。即便是代表了上一代社交方式的“渔场”,也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的。因此,同志交友APP是很多80、90后同志们的“入圈”启蒙,想必很多80、90后同志依然记得第一次使用Jack'D时的春心萌动。
2012年,Blued APP正式上线,之后的Zank和Aloha等交友移动应用也割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Blued APP界面
根据易观智库2016年的一份数据报告,男同社交APP数量、用户众多,其中以Blued、Zank、Jack'D、以及Aloha为主流。报告还显示,Blued的渗透率高达44.4%、紧追其后的Zank、Jack'D和Aloha对的渗透率分别为17.9%、16.0%、以及9.0%。
男同社交APP数量众多,也有着不太一样的目标群体,想要在这一同质化严重的领域展示出独特的一面。去年,Blued和Aloha就发生了一次很有趣的“对撕”。按照Blued的说法,“Aloha的用户都是名媛,每天都在健身,不用上班,四处去旅行,讲究逼格”。对此,Aloha回应,“借你吉言,Aloha的用户都是人生赢家!”
之所以“对撕”,是因为两个平台的目标群体不同。Blued更大众化,用户质量参差不齐。而Aloha的用户最常上传的是高颜值好身材的自拍照,或四处旅行、出入高端场合的照片,可以算得上“高配版同志Instagram”。在Aloha上的个人简介上,Aloha甚至让你选择显示你的收入状况。
当然,即便面对的群体有多不同,这些应用的本质都是LBS交友平台。目前,规模较大的平台做的线下活动,区别都不大。一部分平台也提供直播和电商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
粉红经济崛起
据易观智库的调查数据显示,同志社交应用的用户大多生活在一二线城市,普遍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是一个更加全球化、遵循休闲享乐主义至上的群体。
粉色经济之称源自于欧美。指的是由LGBTQ群体消费产生的经济体。它是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同性恋群体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和壮大,经济上出现的一个新势力。
2015年第二届中国LGBTQ群体消费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在全球,虽然LGBTQ群体人口仅占总人口的4%~6%,却占据了全球消费市场的5%~10%,拥有3万亿美元的消费能力,同性恋群体在护肤、服装、旅行和数码产品领域的消费能力均高于异性恋群体。
LGBTQ群体也更愿意为娱乐付费,想要见识下大规模的同志聚会,不必去同志酒吧或者是泰国泼水节,只要去看一场蔡依林、张惠妹这些天后的演唱会即可。
张惠妹演唱会上的彩虹旗。图片来源/danlan.org
在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同性恋人口接近7000万,相当于一个英国。有商业调查报告认为,中国LGBTQ消费市场已达3000亿美元。除了消费理念的不同之外,LGBTQ群体的强大消费能力也可以部分归结于他们不需要像异性恋一样,考虑结婚、养育孩子这方面的支出。
LGBTQ群体不仅消费能力强大,还有着很多与众不同的消费需求,这也意味着市场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如最近讨论愈加火热的代孕服务、出国结婚服务、同志主题的旅游等,都是不少同志愿意花大钱购买的。
淡蓝网CEO耿乐赴美迎接自己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出生的宝宝。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对于日渐增长的粉红经济,以同志交友起步的各大同志平台都不愿错过大好机会。比如,ZANK和Blued推出了网剧,Blued也曾和淘宝合作赞助7对同志恋人去美国结婚等。
“粉红经济”崛起的本质其实也是平权运动的成果之一,它极大地增强了LGBTQ群体的可见度,也是该群体试图利用商业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种尝试。在西方,通过消费来融入主流社会也曾是同性恋者争取社会认同的一个主要途径(这一策略在后期遭到来自社群内部的抵制,本文暂不作深入探讨)。
从“渔场”到网页社交,再转移到移动社交平台上,从一开始久居深“柜”,到逐步“走出柜子”,中国同性恋群体的社交场景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变化。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不仅给让LGBTQ群体有了一个自我发现、求助、社交的空间,也赋予了这个群体新的社交场景。虽然他们还是一个弱势群体,但社会已愈发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和需求:他们生而不同,但也与常人无异,理应与异性恋群体一样,拥有追求幸福、活在阳光底下的权利。
(本文首发钛媒体,记者/李佳能)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