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东接受外媒专访:我从来没有赚过昧心钱,信任就是生意
钛媒体注:近期,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Jamil Anderlini在“与FT共进午餐”(Lunch with the FT)栏目邀请京东CEO刘强东,畅谈儿时经历、创业历程与未来目标。像许多中国的新富豪阶层人士一样,刘强东正在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弥补失去的时间。他唯一关心的是,在这个星球上最令人兴奋、快速增长和危机重重的商业环境中,如何赚更多的钱。
当我问这次的访谈对象——京东CEO刘强东——是否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钱,他完全是一副就事论事的态度,看不出一丝贪婪或自我怀疑:“不是我想要更多,而是我会得到更多。”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质疑他:像许多中国的新富豪阶层人士一样,刘强东正在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弥补失去的时间。
同样与中国许多新富豪相似的是,刘强东的家里也很穷,每年只能吃到一两次肉,直到18岁上大学。他家住距离北京以南700公里,世代务农,有一点稻田,但要把收成上缴给政府。他出生的时候正值文革后期的艰难岁月。“从六月到九月,我们能吃上玉米,早饭是玉米粥,午饭是玉米煎饼,晚饭是干的玉米面馒头;玉米面馒头太硬,吃得喉咙流血,”他告诉我。“另外八个月我们把煮好的地瓜当早饭,午饭吃地瓜煎饼,晚饭吃地瓜干。”
如今他43岁,身家接近110亿美元。我这个访谈对象堪比中国的杰夫·贝索斯,虽然他对这种比喻可能觉得不太高兴。
此刻,我们正坐在位于京东公司未来风格园区顶层的一间装饰华丽的房间内,围着一张大的圆形宴会桌,等待享用午餐。墙壁上装饰着中国特色的花鸟图案,在我们吃饭的大圆桌旁摆在一排毛绒沙发。刘强东上世纪90年代末从北京电子市场的一排柜台起家,现在,按营收计算,京东已是世界第三大互联网公司,仅次于美国的亚马逊和谷歌,遥遥领先第四名的Facebook。
当他描述童年窘境时,我们刚刚吃完美味的第一道菜——西班牙鞑靼虾配辣味饼干和烟熏加拿大辣味龙虾。1992年他艰难的通过高考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但家里没钱供他进京。于是,他的邻居、亲戚和朋友在村子里合伙凑了500元钱;在当时的农村,这可是一笔巨款。那些出不起钱的人拿出了鸡蛋,供他路上吃。“我不能带一只鸡去北京,但可以带鸡蛋,”他说。“在北京的第一个礼拜,我天天吃鸡蛋。”
说到这里,另一道美味不合时宜地出现——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碳烤苏格兰三文鱼,辅以腌黄瓜、青苹果和生菜。本来他打算只使用京东商城里的原料来烹制今天的午餐,其中一些是我在历史悠久的“与FT共进午餐”栏目中前所未见的食材。但是,当我到达他那位于北京郊区貌似航天站结构的复合办公室时,他告诉我下午他有客人要来,因为穿着干净的衬衫,所以不能做饭。这种说辞令人迷惑,甚至不太可信,但是我确信,那位不露面的厨师所准备的食材不仅全部来自京东商城,而且是由身穿制服的司机驾驶货车和摩托车长途运来,这些司机遍布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中国各地。
我想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我已经住在这里17年,亲眼目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飞跃,造就了中国富豪阶层的兴起。因此,白手起家的故事耳熟能详,恰如我们面前阔气的饭菜与受访者卑微的出身一样,对比强烈。但即使如此,最近几年中国惊人的发展轨迹依然一次又一次地令我震惊。仅仅在三年前中国才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而去年中国的在线零售交易总量已达到约7500亿美元,接近美国的两倍。大多数分析师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在线零售市场规模还将再增加一倍以上,届时,中国的网上购买量预计将超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总和。正因为看到这种前景,使得刘强东荣登中国富豪排行榜第16名,还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百分百确信,五年内我们会成为中国最大的B2C(商业到消费者)业务平台——我们将超越任何竞争对手。”他的言下之意是决心取代阿里巴巴,坐上中国电子商务的头把交椅。阿里巴巴集团2014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实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通过在线零售平台,阿里巴巴控制着中国大约57%的B2C电子商务市场份额,而京东的占比只有25%。另外,阿里巴巴还主导着中国的移动支付业务,并一直对从电影工作室到实体零售店进行投资。阿里巴巴的利润也非常可观,净利润率接近30%,而京东最近才首次盈利。在今年第一季度,京东的营业收入为113亿美元,但净利润仅有微不足道的3500万美元。
然而,当我问到盈利能力时,刘强东显得无动于衷。过去三年来,电子商务业务一直在盈利,他说。“集团还在亏损,因为我们在很多技术和金融等新业务中大量投资,还烧了很多钱。”为什么与京东相比,阿里巴巴的市场份额更大、利润更高,收入却更少?刘强东的解释是,这种矛盾是由于竞争对手的经营模式不同而造成的。像亚马逊一样,京东控制了大部分供应链,提供从自己的仓库直接到客户的货物配送服务,这部分也要算在在线销售收入中。相比之下,阿里巴巴本质上是一个互联网平台和支付系统,其他公司和个人借助这个平台对消费者进行在线销售,它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广告。
服务员贴心的拿来一瓶波尔多红酒,但我们都拒绝了,代之以蘑菇浓汤,搭配蘑菇华夫脆饼、酵母面包和黑松露奶油。刘强东吃得很少,他指着窗外的几个大而空旷的地块,回忆起公司刚起步的日子。“2009年我买了这块地,因为我觉得我们迟早会成为一间大公司。”2009年京东仅有不到300名员工。如今,员工超过12万,其中包括65000名送货司机和后勤工人。利用自己的司机,京东可保证90%以上的货物当天或第二天送达,与亚马逊等公司提供的“两到五个工作日”配送服务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我清楚地知道,网络购物之所以中国大行其道,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无法忍受传统零售带来的挫折感。在中国大城市,购物往往意味着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与从不标注价格的店主讨价还价,后来发现买的东西是假冒伪劣商品。除了网上购物的便利性之外,阿里巴巴的成功原因是允许用户即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价格比较——尽管它也面临着平台上不乏假冒产品的批评。京东愿意宣传自己的成功是因为它卖的是“信誉”。与亚马逊一样,京东建立了庞大的仓储系统,并声称是测试无人机配送的世界领先企业。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总是告诉我生意就是信任,信任就是生意,”刘强东说,“我对中国消费者抱有充分信任。”
在谈到家庭和成长经历时,他变得更加活跃——尤其是当我告诉他,我曾在十多年前参观过他在江苏省北部的家乡附近。1974年,刘强东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市来龙镇长安村,寓意为“接近龙的镇子”或是“永久和平的村子”,但诗意的名称反映的却是一片荒凉的世界。几乎每一个中国的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都是白手起家,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改革尚未开始,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才真正开始起飞。但是,现代超级富豪往往是起源于早期的资产阶级,刘强东也不例外。在1949年之前,他的家族是富有的船东,沿着扬子江和古运河,从北部的北京送货到南方的杭州。解放后他们家失去了所有财富。据一位学者的调查发现,80%以上的中国“精英”(其收入至少是当地平均收入的12倍)是1949年前精英阶层的后代。刘强东将这一现象归结于“家风”。
“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不是语文和数学,而是一种价值观,你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对待别人,”他说。他们还向他灌输了家族历史——他们曾经非常富有,但后来一切都没有了。即使在现在看来,这些教育也是相当重要的。
刘强东在大学时就知道要自力更生。到北京的第二周,他就找到一份给公司抄写信件的工作。本科学习社会学之余,他自学电脑编程,在他到达北京的1992年,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刹那间,到处都缺计算机工程师,这让他赚了很多很多钱,他花4000美元买了大哥大,还买了电脑,还给乡下的父母买了房子。
他用编程挣来的钱开始了第一个生意——在大学门口开了一家餐馆,但在短短八个月后就匆匆破产了。
“收银员爱上了厨师,他们想出办法偷我的东西,然后所有员工都开始偷,”他带着遗憾笑着说。“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管理技能,从来没有学过。”
面对从餐馆经营失败的巨大损失,他到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一边学习管理,一边偿还债务。两年后他攒了12000元,有能力再开一家公司——在电子市场租赁了4平方米商店柜台,销售电脑配件,那一年是1998岁。刘强东看到大多数竞争对手通过欺骗客户赚钱,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与顾客讨价还价,他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
“我是那个市场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每件商品上贴上价格标签并提供正式收据的摊主。从那天起我就不再卖假货了,很快我就有了最好的名声,”他说,“很多中国有钱人睡不安寝,因为他们做了太多错事,但我从来没有赚过脏钱,所以我睡得很好。”
到2003年初,他的小摊位已经发展成为遍布北京的12家大型电子产品连锁店。但后来灾难降临——非典(SARS)在华南爆发,并迅速蔓延到首都北京,他却由此因祸得福。刘强东关闭了所有店铺,只安排少数员工通过在线公告板(BBS)销售产品。恐慌过去了,他的商店重新开张,只有他一个人仍在互联网上全职工作。年底他看着销售数字,意识到电子商务潜力巨大,决定着他的未来。
“如果没有SARS,我相信我仍然会富有和成功,但不会像今天这样取得巨大成功,因为(传统零售业)商业模式并不是最好的,”他说。
办公室里最快的电脑原本归前台使用,他征用了它,将其变为京东的第一台服务器。他自己编写了网站的初始代码,并住在办公室,随时回答在线客户的提问。
“我买了一个旧的老式闹钟,把它放在木地板上,就像地震提示一样,每隔两小时叫醒我一次。我起来回答网上的问题,然后再睡两个小时,然后再起床,”他说。“在最初的四年里,我只不过是在做客户服务,这对我很有好处,让我得以了解客户想要的每一个细节。”实际上,他在不同的办公室里生活了十年,尽管这些房间日渐豪华。
三文鱼被烤羊排所取代,配干酪煨胡萝卜和藜麦;刘强东局促不安。他要求服务员取消甜点——瑞士僧侣头奶酪、法国布里欧修面包、糖渍榛子和苹果。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急着离开。但在离席之前,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喜欢吃玉米?还是红薯?
“两个都不喜欢,”他说。刘强东唯一关心的是,在这个星球上最令人兴奋、快速增长和危机重重的商业环境中,如何赚更多的钱。(斯眉)
(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Jamil Anderl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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