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是否能够构建公共交往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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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自于公众号全媒派（quanmeipai），为浙江大学李东晓副教授的最新作品：《透视社交媒体所构筑的社交空间以及其中蕴藏的公共交往潜能》，钛媒体经授权转载。

相比在物理空间展开的社会交往活动，社交媒体催生的社会交往环境中，身体“在场”不再是交往的条件，用户可以同时存在、活跃或转场于多个数字空间中。这一变化会堆砌出怎样的社交环境，是否能够构建公共交往的新模式？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刷爆朋友圈”成为描述此事获得大规模关注和高密度讨论的隐喻。不仅如此，人们通过生产、转发和评论相关信息来表达自己的态度，通过社交媒体的广泛连结生成舆论，对媒体和官方立场产生压力。

虽然还不能武断地说社交媒体已经形成某种结构性的力量，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出台或社会治理活动。但可以肯定地说，社交媒体绝不只是交往平台这么简单，而是日益扮演着社会公共论坛（public forum）的角色。

因此，类似的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户通过发布、转发和评论等表达性（representative）行动参与公共议题建构和讨论的案例也越来越多。比如，早些时候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问题疫苗”事件，以及因被朋友圈曝光而遭到查办的“严书记”事件和在社交媒体蔓延的“me too”运动等。

虽然，社会交往活动作为人的基本需求早已有之，比如，早在茹毛饮血时代，群居的灵长类动物便通过彼此之间的梳毛行为来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建立连结。

但走出柏拉图“理想国”洞穴的先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可以不挪动身体或者将身体置于某个私密空间中就能与外界建立广泛的联系并产生丰富的言谈。

那么，应该如何审视当下这样一个被社交媒体构筑起来的社会环境？它构造了如何的社会交往空间，又如何影响着人们的公共交往活动？以及，在理论上可以实现全球大连接的情况下，却为何又出现着群体的分裂和社会性孤独？这是一系列值得追问的问题。

英国作家、媒体人汤姆·斯丹迪奇从人类传播/交往的历史来审视社交媒体，认为社交媒体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人类自古就擅长使用社交网络传播信息。但蒸汽印刷机、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的发明，一度造成了社会信息传递的单向、集中和社交媒体的衰落。互联网的出现才使得社交媒体回归，重新成为人们传播信息的有力工具，并推动着人们的公共交往走向一个新的模式。

这一公共交往的新模式与以往基于物理空间的交往模式大相径庭，其中所支撑公共交往展开的肌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百年前，齐美尔从“陌生人的相遇”来阐释非个人的理性（impersonal rationality）在公共交往中的重要意义，理性被认为是公共交往得以展开的条件，也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形成的基础。哈贝马斯沿着“理性”的思路将视角聚焦于城市中的公共空间。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早期，城市咖啡馆等公共空间促成了人们理性交往和公共领域的形成。汤姆·斯丹迪奇在其著述中也写道：“到咖啡馆去”是彼时公共交往的一种创新。桑内特细致描述了当时咖啡馆里自由交谈的交往场景，“在那里，社会身份特征是被隐匿的，询问（社会）身份是一种糟糕的行为，因为这样一来，无拘无束的交谈就会遭到妨碍。”

在这些物理空间展开的交往活动中，身体在场是交往的前提，小范围的参与为理性交往提供了条件。虽然哈贝马斯注意到了报纸等印刷媒体在公共领域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认为哈贝马斯看重的不是印刷媒体所构筑的空间本身，而是印刷媒体所激发的对话。

大众传播媒介兴起后，这一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空间”（space）的概念逐渐溢出了具体的物理空间，而扩展到了由传播媒介所构筑的符号空间、虚拟空间或数字空间当中。

如文化研究学者尼克·库德瑞（Nick Couldry）和安娜·麦卡锡（Anna McCarthy）所言“媒介和空间必然相连”，以大众媒介为中介（mediated）的交往（传播）活动打破了传统社会交往中的时空分割，“跨时空”、“叠加”、“流动”、“去地域化”、“共时”等概念成为描述当下媒介空间的关键词。

如今，基于社交媒体的社会交往的典型特征是：

“公域”和“私域”的边界日益模糊；

线上连接打破了“陌生人”交往的暂时性；

人们的交往需求和创造性实践随时随地地激发着空间的构造，技术的灵活性使这些空间构造和拆解成为可能。身体“在场”不再是交往的条件，用户可以同时存在、活跃或转场于多个数字空间中，空间“折叠”不再是科学幻想。

空间与空间之间也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用户连接在一起的；

用户不仅是空间连接的桥梁，还是信息流动的节点，随着越来越多用户的加入和越来越广泛的群连接，整个社交媒体空间呈现出“肥皂泡”一样连接状态；

然后，信息会沿着节点从一个小圈子进入另一个小圈子，“引爆社群”大概就是对这种连环爆炸式传播模式的形象描述。

那么，应如何审视这一“公-私”互构和广泛参与交往场景中的公共交往问题？或者说，在如此复杂、多元的线上交往活动中，是否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公共”要素，使得“共识”成为可能？

汤普森认为如果我们仍然执念于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论述的公共领域的经典概念，即基于平等的、面对面的对话和理性辩论而形成，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由大众媒体所中介（mediated）的新型公共领域的本质。

“中介化”是对当下及未来人类交往活动的一个概括，而且随着社交媒体这一中介（media）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中介”的生产性作用也会日益凸显出来。在这样一个极富生产性的交往空间中，“公共性”或公共交往是生成于（becoming）其中的。

当然，首先必须得承认，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细碎、凌乱和充满感性的交往活动，与哈贝马斯等人所怀念的古希腊的集会和咖啡馆的交谈相去甚远，并且依照哈贝马斯所构建的“公共领域”的理想型，也确实很难从复杂的网络空间的社会交往实践中萃取出标准的公共交往模型以及社会公共生活展开的规范形态来。

但循着英国传播学者罗杰·西尔弗斯通（R.Silverstone）所讲的“驯化”（domestication）的概念——即人们在科技面前不是被动的，人们会创造性地运用网络科技来改造自己的生活世界，以及，“空间与使用者的能动性互构”这样一个逻辑起点，至少可以认为，在这样一个可以无限构造的网络空间以及人们复杂多样的交往实践中具有着生成某种公共性的潜能（capacity）。

其次，汤普森认为，如果要勾勒一个具有理论普适性的“公共生活”，其“公共”意含就应该抛却被诺伯托·博比奥（N.Bobbio）描述为“公共”与“私人”对立的“伟大的二分法”，应该在二者的交织之地去寻求勾连。社交媒体恰恰为二者的勾连提供了可能。

借鉴阿伦特强调的“被他人（others）可见（visible）”在公共交往中的重要意义，可以将“公共交往”宽泛地定义为，在一个“相互注视”的情境中，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让彼此可接受的、可分享的、可达到理解或可形成共识的交流活动。这些交流活动并不必须是政治指向的（尽管这一指向非常重要），它应该包括更广泛的议题和类型。

借鉴潘忠党教授的提法，它可以至少包括与他人的非正式交往中享受到的交往的愉悦；在与他人一道展开或分享各种观赏和游览活动中享受审美，并型构社会共享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体系；形成组群和团体以及以之为单位而展开的表达活动，以凝结群体的利益表达和行动能力；展开公共议题的讨论，参与影响决策的各项活动，以形成公众（the public）及其意愿，即所谓“舆论”。

因此，如果以哈贝马斯所界定的理想型的公共交往为审视标准的话，在社交媒体上的交往活动，可被视为是达到公共交往理想型的一个不同层次的渐进过程，体现了流动和勾连的特征，即它既可以将个人的日常生活交往与群体利益表达及形成公共舆论的公共交往相勾连，也可以在不同层次和在不同的虚拟空间中流动。

有了如此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就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提炼不同类型的交往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中所蕴含的“公共”基因，从而为在社交媒体时代审视人与人交往如何展开，群体如何连接，利益如何表达，共识如何形成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可能等问题提供视角和思路。

最后，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18年6月，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到总体网民的94.3%；而在今年年初，全球微信使用的月活跃用户已超十亿。

未来，当类似的社交媒体技术整合了社交、支付、社会服务等诸多功能后，用户的使用量及使用粘度必将会持续加强，社交媒体在公共交往及民主的公共生活中作用也会越来越强。如果细心，可以发现许多不同层次上的案例。

比如，除了更具有公共议题性质的“编辑基因婴儿”、“问题疫苗”、“me too”事件等，还有已被普遍接受和日常实践的“微信群会议”、“微信群讨论”，甚至“微信群选举”和“投票”等，这些越来越普遍的，新型的群内表达和民主方式，在“便捷”和“效率”这一正当性支持下，必将对我们的民主程序和公共生活带来的影响。

这些都是值得利用经验材料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当然，对于浸润于社交媒体中的个体来说，或许从未意识到“加个微信吧！”这么简单的结交方式会给我们的公共生活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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