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仿制药太生猛，国际制药巨头转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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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志象网，作者｜邵世明

2005年，世贸组织的新产品专利制度开始生效。百时美施贵宝、勃林格殷格翰和默沙东就在彼时成立了印度子公司。他们面临的诱惑是印度日益增长的市场，以及印度在新知识产权保护下所承诺的具有成本效益的研发中心。

但如今一切归于平淡。

自从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制药业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挫折。价格管制、临时政策变化以及商品和服务税都对行业造成了不利影响。如果政府继续不假辞色，医疗保健将在劫难逃。

业内人士表示，即使是辉瑞、葛兰素史克和阿斯利康这样的长期主义者，也因为收入下降（甚至是负增长）让员工们卷起了铺盖。百时美施贵宝和罗氏等私营企业的员工福利支出下降了30%至40%，这从侧面反映了裁员规模。

印度有关部门的企业文件显示，跨国公司的利润率降至个位数，运营收入增长只能用“贫血”形容，维持一支庞大的销售队伍再无可能。

在过去的一年中，重大交换、出售和资产剥离，一直是大型制药公司在印度的主旋律。

上个月，艾哈迈达巴德的制药集团Zydus从消费品公司Kraft Heinz手中收购了Complan。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India）旗下的Horlicks品牌自3月份以来一直在伺机物色买家。

德国默克公司将其消费者健康业务出售给宝洁公司（Proctor＆Gamble）。交易的印度部分，相当于以129亿卢比（1.779亿美元）出售了最大的维生素和补品业务。

其他公司也纷纷削减了消费者业务。该业务利润本来就没有药品那么高，而且因为变幻无常的零售逆转和创造性的复苏备受挤压。

总体而言，大型制药公司在发达市场面临着高价药的收益挑战。立法者、病人和医生正在密切关注价格上涨，而保险公司则在抵制昂贵的药物。但大多数公司依赖这些销售收入来支撑渠道，并回归基础——创新并发布新药。

印度的反弹意味着跨国公司正在重新评估市场。相当一部分公司在阒无声息地持续缩小规模，裁员达数百人，这是他们十多年来在印度少有的做法。

 “大型制药公司都在寻找平衡点，重新调整优先级。创新下滑，印度故事就此结束。个人来讲，我会看看中国（市场）。”私募股权基金Chrys Capital的合伙人桑吉夫•考尔（Sanjiv Kaul）说，该基金投资印度的制药公司。

跨国公司似乎认同这一思路，其新药和新中心的投资均避开了印度。相对应的是，他们正在买入中国药品消费的成功企业。在中国，尽管中央强制降价，但得益于国家保险，大型制药公司的增长率高达两位数。

所幸的是，印度政府推出了新医保计划Ayushman Bharat。上个月，葛兰素史克、辉瑞和雅培提议为此推出低价的“第二品牌”。大型制药公司能在印度起死回生、复制中国的成功吗？ 

跨国俱乐部

早在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就主导了印度医药市场。他们控制了80％的份额，而剩余的才由印度本土公司瓜分。但从本世纪初开始，这一趋势已经逆转，截至2018财年，印度公司占据了这个12183.3亿卢比（168亿美元）市场的79％。不过随着政策和监管动荡，这个市场去年的增长率为6.3%，与2010-16年间13-14%的增长率相比，着实令人沮丧。

但一直以来，雅培、葛兰素史克印度、辉瑞、默沙东和赛诺菲等印度市场的长期信徒，则一如既往地组成了稳定的跨国俱乐部。

2010年，雅培以令人瞠目结舌的37亿美元收购Piramal Healthcare的配方业务，该公司还表示，10年内收入将达到25亿美元。但8年后，无论是老牌的上市公司印度雅培，还是拥有Piramal资产和业务的私人控股公司雅培医疗，都没能实现这一目标。在18财年，雅培印度公司收入增长14%，达到330.7亿卢比（4.5613亿美元），雅培医疗增长5%，收入为488.1亿卢比（6.7324亿美元）。

雅培已在孟买投资了新工厂和新办公室，但是收入和净利润远未达到预期水平。“雅培为Piramal资产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尤其是因为印度市场已经走向了缓慢增长，”一位在雅培等跨国公司工作了32年的资深制药主管说。

他还表示，印度不是制药创新之所。没有研发环境，没有投资者理解渠道，而这些是创新制药的生命线。印度只了解眼前和过去的东西，没有人能理解未来。

2009年，法国赛诺菲（Sanofi）印度公司以7.84亿美元收购了Shantha生物技术公司，希望进入15亿美元的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GAVI）市场。尽管看起来像是一手好牌，但随后赛诺菲在印度工厂的质量下滑，失去了部分核心价值，也丢掉了一些全球合同。如今在全球市场，赛诺菲正从制药业转向生物技术药物和疫苗，后者很难复制，而且不受严格的价格控制。

“印度将出现更多的外包，作为一个市场，尤其是卢比贬值的时候，印度的商业数据并不好看，”一位前赛诺菲印度公司高管说。

对于葛兰素史克（GSK）而言，Samara Capital旗下的Oaknet上个月买入了GSK消费者健康的若干品牌。这些钱会在印度重新部署吗？分析师对此表示怀疑。“在其他地方，当资产被剥离时，资金会流回公司，但这里的资金并没有在印度部署，”孟买一位分析师在谈到默克和葛兰素史克出售其消费业务时表示。两年前，比利时联合银行将其资产出售给Dr Reddy’s，但从未在印度再度投资。

葛兰素史克过去两年如何支付股息反映了这种情绪。它在18财年的利润为35.1亿卢比（4841万美元），支付了30.6亿卢比（4220万美元）的股息。而在上一年，利润为33.7亿卢比（4648万美元），支付股息为51亿卢比（7034万美元）。

持续的高额股息、基本无负债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没有外国监管高悬顶门的利剑——这已刮走了印度医药市场的数十亿美元，让这些上市跨国公司的投资者眉开眼笑。它们的股票价格一路走高，上周五，雅培收于7556卢比（104.2美元），赛诺菲收于6119卢比（84.4美元），辉瑞收于2845卢比（39.2美元）。

孟买的一位对冲基金经理表示，“他们保持高位，希望有一天能够回购。”他指出，由于流动性较低，很少有分析师推荐这些股票。“他们的交易价格为4000-5000卢比（55-69美元），因为这些都是现金产生的业务，这些公司不会发放奖金等来增强流动性。”

尽管制药业在过去两三年中增长乏力，这些公司都在印度扩大疫苗产品组合。没有人能忽视这里的人口统计数据。每年有2000多万婴儿出生，政府在免疫接种上会投入更多，中产阶级则准备在流感或HPV等成人疫苗上投入更多，这些疫苗保护了人们，同时也在反哺制药公司，雅培的疫苗部门在2018财年中增长最快，达到59.7%。

骑墙派

如果说上述俱乐部对印度市场满怀希望，那么另一些跨国公司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自我保护措施。他们的产品组合包括昂贵的专利药物，又或者因为母公司的策略，他们对印度显然是试探性的态度。

“在百时美施贵宝，这些年和未来几年将一成不变。诺华制药的业务也并非一帆风顺。大多数（公司）都在独立试点或削减开支，”孟买一家经纪公司的资深分析师表示。诺华公司的收入在18财年下降了14％，曾尝试退市，但股东们进行了抗议。

瑞典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也是如此。 2014年，该公司关闭了印度和波士顿研发中心，以实现远离传染病的重大战略转变。该公司还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将母公司拥有75％股权的阿斯利康印度有限公司退出印度股市。两名股东为此向证券上诉审裁处提出上诉。根据该公司2017财年的年度报告，这些上诉仍在审理中。2017财年，其员工人数从2016财年的1587降至1141。今年早些时候，阿斯利康表示，它将在印度投资9000万美元，主要投资于药品开发部门，为其50-100个全球品牌提供支持。

诺华公司在海德拉巴的全球IT离岸外包中心有3500名员工，其采取的措施大同小异。Chrys Capital的合伙人桑吉夫•考尔表示，外包将进一步增加，这些公司已开始委托当地制药公司进行合同制造。

同样地，瑞士巨头罗氏公司在印度的诊断业务表现良好，除2017财年外，一直稳步增长，今年达到80.8亿卢比（1.1144亿美元）。但因为其生物技术药物面临专利挑战，该公司在制药业务方面仍然忧患重重，收入甚至下降了32％。虽然诊断只贡献了罗氏母公司530亿美元收入的四分之一，但在印度，情况正好相反。

“在德国和美国之外，罗氏诊断技术只在印度出现，甚至都不是中国。现在，印度也将迎合亚太地区的需求。” 在跨国公司工作了32年的Sidhartha Roy说。他还表示，大制药公司指望着Ayushman Bharat计划，通过该计划每个家庭可以得到50万卢比（6896美元）的补偿，支付人群将在医疗业务中拥有最终发言权。

两败俱伤的“专利山头主义”

诺华印度公司前董事总经理兰吉特·沙哈尼（Ranjit Shahani）表示，2005年至2015年期间，辉瑞、礼来、诺华、阿斯利康、罗氏和葛兰素史克等大型制药公司在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彼时印度也有机会吸引部分投资，从中分一杯羹。

“印度本来可以得到部分类似的投资，但当时印度还没有数据保护法，就此坐失良机。约旦的数据保护期为14年，中国为6年，其他国家都有6-10年的保护期。而仿制药公司的游说导致印度没有类似政策。”沙哈尼说。

印度为创新公司提交的新药临床试验数据提供四年专利期。大型制药公司则一直在请求给予10年的保护，以推迟仿制品上市。

因此，推出新产品的公司非常谨慎。“默克和辉瑞分别研发了用于宫颈癌和肺炎的疫苗HPV-9（品牌名Gardasil）和肺炎球菌-13（品牌名Prevnar），他们都非常谨慎，极度保密。”一位在公共卫生项目中与两家公司合作的高管表示。

印度仍然坚持“数据山头主义”，但在这个因缺乏质量流程和人力资源而步履蹒跚的行业，规模持续萎缩的大制药公司仍将对其产生长期影响。印度中小型企业频频裁员，却很少投资于人力资源，在跨国公司和大型印度公司从业29年的孟买医药顾问Inderjeet Sood说，“在印度，跨国公司一直致力于与医生和患者分享知识、伦理、流程建设和人员发展。他们为生态系统所做的一切，无人可以比肩。”

目前尚难断言Ayushman Bharat计划有足够的激励和吸引力，能够将这些公司留在印度。沙哈尼说，“第二品牌”的提议可能会成为巨大的机会，但它不能以低廉的价格破坏零售市场。

“印度不是一个孤立的市场。金字塔顶可以支付世界级的价格，而金字塔的底端则需要慈善性质的定价，但在中间层，我们可以进行细分。医药不是慈善事业，需要拆东墙补西墙来‘劫富济贫’。”他补充道。

这与中国大相径庭。对这些公司而言，中国剧本在印度不起作用。

首先，中国医疗保健的80％是国家采购，而印度的70-80％为零售采购。中国也没有坚实的国内配方产业，允许跨国公司通过非专利品牌仿制药蓬勃发展，而印度拥有强大的配方产业，可以提供Ayushman Bharat所需要的低成本品牌仿制药。

但大型制药公司在印度也有机会提供新产品和高端产品，因为他们肯定有比印度竞争对手更好、更具差异化的产品组合。

因此许多公司正与印度公司合作来推销新药，同时他们缩减了印度的销售队伍。勃林格殷格翰在7月份表示，它将与Lupin共同销售两种糖尿病药物。阿斯利康（AstraZeneca）在其年度报告中披露，已与Dr Reddy’s和太阳制药签订了分销服务协议。默克公司也就其大获成功的糖尿病药物西他列汀，与一些印度公司达成了类似协议。

但即使已在印度运营十多年甚或二十年，在大多数跨国公司数十亿美元的帝国版图里，印度的收入仍然只是一星半点。他们会在印度布局销售，但也不会太过在意，至少现在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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