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疯狂十年，我们为什么在骗子面前节节败退？

人习惯性的会把自己的不幸归因于某一件事情以降低心理的伤痛，并且在潜意识中把这一件事情作为造成自己不幸的本质，从而放弃追求真相的努力引起的不适，对自己人生的否定，而越是简单和普遍的事情则越容易被大众作为解释自己不幸的理由。

很不幸，在一个人人互害的今天，泛滥成灾几乎成为整个社会牛皮癣的所谓“电信诈骗”中诸如被骗,仅是因为接了一个电话或者看了一条短信成了大部分人被诈骗的理由。

为此电信运营商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整个社会的努力和焦点也几乎都集中在了电信运营商身上，忽视电信诈骗，或者确切的说信息是一个涉及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的结果就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实名制的大规模普及，诈骗演化到更加精准的新阶段之后，诈骗的范围和金额都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

来自公安部门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10年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每年以20%-30%的速度快速增长。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骗案件59万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

而仅仅在2016年1月至7月，全国共立电信诈骗案件35.5万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损失114.2亿元。

何以至此？

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在过去的十年，整个社会努力和注意的焦点错了——舆论、政府、公众普遍认为电信诈骗是电信运营商的事情，只要电信运营商做好了全社会就安全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04年开始的垃圾短信治理开始，到大规模的手机实名制，到垃圾诈骗电话举报，好像只要运营商能够阻止我们的公众不接听诈骗分子的电话,不看短信所有的问题都能戛然而止消失的无影无踪似的。

而造成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对电信诈骗是运营商的责任深信不疑，同时也简单的把不看不听电话电信作为不被诈骗的秘诀。既没有多部门协调的努力，也没有对我们的公众进行恰当的教育。

所以，笔者认为这是造成电信诈骗在累积十年之后，能够突然大规模爆发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整个制度和社会努力的方向错了——整个社会对诈骗做出了简单归因，就像一个人一样，也就失去了对探寻本质并为之努力去解决真正问题的动力，这是真正的可怕之处，也是过去十年我们在治理电信诈骗上蒙眼狂奔的现状。

而在山东女生徐玉玉被骗不幸离世的事件成为推动解决电信诈骗走上正确道路的?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在深切的同情和悲痛的同时，我们整个社会和管理部门也开始反思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在最近见诸媒体的消息中，多部门协调已经开始成为官方的标准话术，比如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指出：“电信诈骗犯罪必须有三流的支撑，即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 。”

而防范打击电信诈骗的关键，就是“改变传统办案模式，公安、银行、运营商等相关部门形成合力，从源头管控“信息流”“资金流”，最大限度压缩犯罪滋生蔓延空间”。

比如在银行业，新华社近日公布的在2014年福建厦门发生一起单笔被骗金额达1544万余元的电信诈骗案消息显示，诈骗分子用以转账、取现的银行账户达1300多个，无一是实名银行卡,而银行业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实行实名制了。

比如在互联网领域，徐玉玉一案也是因为“山东省2016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的网站被植入木马病毒，获取后台登录权限，从而盗取包括徐玉玉在内的大量考生报名信息。官方已经意识到了解决电信诈骗不是电信运营商一个部门的努力所能解决的，为此公安部在多地成立反电信诈骗中心，开始在组织设置上建立协调机构，对多部门进行协调。

官方舆论也已经认识到电信诈骗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新华社在9月13日发表了一篇《声音：夯实责任向电信诈骗“全面宣战”》的评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开始。

此文提出了“电信诈骗泛滥，与电信、金融和互联网行业的管理漏洞密切相关“的观点，并认为“更有效地打击电信诈骗，难的是破除部门利益藩篱“，而“向电信诈骗“全面宣战”，必须以制度确保责任落实”。

比如“立法明确打击电信诈骗多部门协作机制，细化相关部门义务和责任；综治部门应在综治考评、挂牌督办、“一票否决”等方面出台硬措施。所以在该文评论认为，包括电信行业、金融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监管部门在内，应该协同行动起来。

只有正确的认识问题，才能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对待电信诈骗，执法部门、监管部门、社会舆论、公众都不应该望文生义，把问题简单化。电信诈骗的复杂性既是一场政府的制度战争，也是涉及互联网、银行、电信等多部门的技术战争、更是公众个人自身的人性较量。

这才是对解决电信诈骗这一社会牛皮癣的正确的认识。当然，在法律上提高电信诈骗的违法成本则是消除电信诈骗的长久之计。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认为诈骗只是“电信”是你容易被骗的开始的原因——简单归因是懒惰的藉口也是放弃挣扎承认失败的结局，幸运的是，我们在2016年的秋天看到了春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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