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史】纽交所抱团取暖，救助公众利益，成就绝无仅有的救市案例

钛媒体注：本文来自钛媒体特色商业史栏目“妙史”，文章节选于BT传媒·《商业价值》杂志。

1963年，遭遇当时“史上最严重危机”的纽交所，不仅自身财务陷入困境，更引爆了一场全国性金融危机的前兆。以芬斯顿为首的纽交所决定联合其会员公司一同出资救市，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救助公众利益的行为，获得了国民的信任。

【关键时刻】

1963年，纽交所遇到了在历史上被视作当时最大最严重的危机——两家会员公司违规操作，使其财务陷入困境，无法偿还债务。这个事件是纽交所的失职，更是爆发一场全国性金融危机的前兆;屋漏更遇连阴雨，危急时刻又赶上肯尼迪总统遇刺，使得股市上信心不振。

【关键抉择】

以芬斯顿为首的纽交所决定联合其会员公司一同出资救市，不让会员公司豪普特的客户受损，制止连锁反应。

【应对策略】

经过磋商，纽交所先行拿出1/3的资金帮助豪普特抒困，再由会员公司的银行家们出资余下的2/3;纽交所做尽说服工作，先是理事会成员，再是主要会员和银行，甚至包括持有欧洲美元的英国银行，以获得多方合作和一致的支持，保证豪普顿客户“完好无损”。

【策略结果】

恰如《纽约时报》所言，这是“一种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的负责任的举动”，避免了因潜在的恐慌而造成的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纽交所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救助公众利益的行为，因而获得国民的信任。

一个成功的抱团取暖度过危机的老生常谈，绝对不会有什么新意，但如果主角换成纽交所，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这是华尔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救市案例。

1963年，纽交所遭遇了其悠长历史中最难和最严重的危机，而且在这场危机结束前，肯尼迪总统遇刺，其影响可能导致纽交所乃至整个金融界陷入一场全国性的危机。纽交所的抒困行为使其暂时性地损失近1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在今天可能需放大百倍不止)，但也收获了极大的财富，即得到了国人的尊重，而在此前，纽交所考虑公众利益的事例少之又少。

东窗事发

我们的故事涉及两个组织：一个是几个月前还被证券交易委员会指责有反社会倾向，称其行事更像一家私人俱乐部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后称纽交所或交易所)，另一是纽交所会员公司艾拉·豪普特经纪公司(IraHaupt&Co.，后称豪普特)。

1963年11月19日这天，豪普特经纪公司的管理合伙人莫顿·卡默曼(Morton Kamenrman)急匆匆地跑到纽交所报告了一个异常紧急的情况：他确信，豪普特公司的资本金储备已经低于交易所对会员公司的要求，他有理由怀疑两家会员经纪公司正处于严重的财务困境。这两家公司是威利斯顿·比恩公司和艾拉·豪普顿公司。

后来的事实证明，令两家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是历史性事件，更确切地说，是未来的历史性事件。新泽西州贝永市的联合植物油提炼公司(后称联合公司)通过两家经纪公司(以及许多非纽交所会员的经纪公司)进行大额投机活动，经营情况突然恶化。两家公司买入大量棉花籽油和豆油合约，用以远期交割。这些合约被称为商品期货，其投机原理在于，交割日的商品价格可能高于(或低于)合约价格。植物油期货每天在百老汇大道2号的纽约农产品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交易，8400多家从属于纽交所、对公众开展业务的经纪公司以客户的名义进行买卖。

卡默曼出现在纽交所那天，豪普特的客户联合公司在豪普特的账户上有着大量的棉花籽油和豆油合约(信用交易)，在每磅商品价格波动1美分的时候，其账户的价值波动就将达到1200万美元。而在此前的两个交易日(即11月15日星期五和11月18日星期一)，商品价格平均每磅下跌了略低于1.5美分，豪普特要求联合公司追加1500万美元保证金，以保证账户可以抵御风险，但联合公司拒绝追加。因此，与任何一家经纪公司在信用交易客户发生违约时的做法一样，豪普特必须出售联合公司的期货合约，以提前收回资金。

另一个构成豪普特灾难性风险的元素是，当年11月初，豪普特的资本金仅有800万美元，为了联合公司这个客户，豪普特向外借入约3600万美元，用于植物油期货投机。更糟糕的是，豪普特接受了联合公司用库存的大量食物棉花籽油和豆油为部分预付资金作担保，这些实物位于贝永市，均以标明具体数量和种类的仓单作证。豪普特又用其中的大部分仓单作为担保物，向多家银行贷款。这一切本来都没有问题，也是期货交易的常用行为，但是，许多仓单后来被发现是伪造的，仓单上标明的植物油很多都不在贝永市，甚至压根就没有，也就是说，仓单并不存在。联合公司的总裁安东尼·的安吉利斯显然已成为继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之后的最大的商业诈骗犯。

这些植物油到哪儿去了?联合公司的直接和间接债权人为什么会被骗得如此彻底，其中还不乏最有权势、最精明的美国的和英国的银行?一旦崩盘，其中的总损失会如权威人士所预计的那样达到1.5亿美元吗?可能还要大?像豪普特这样的纽交所一流经纪公司怎么会如此愚蠢，为单一客户承担如此不可思议的高风险?这些疑问大家暂无心追究。

然而，一个更加可怕且更加清晰的事实是，对豪普特账户上的近2000名股票市场个人客户，以及威利斯顿·比恩的近9000名客户来说，即将发生的灾难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财务状况。许多人完全是无辜的，他们从未听说过联合公司，对商品期货业务也只有模模糊糊的概念。

初战果而未果

对于卡默曼的报告，纽交所主管会员公司的部门极端恼火，因为卡默曼自己前来汇报此事，而没有等到交易所通过精细的审计和检查系统发现问题。交易所顽固地表示，他们只是运气不佳，而不是管理不力。此时，交易所派出的审计师正在豪普特进行例行检查，一个星期的审计，还未查到商品期货部门。

表面看，问题似乎不大，而且很容易解决。根据卡默曼的数据，让豪普特回到正常经营所需要的资金为18万美元，这笔数目对于豪普特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微不足道。而且，如果让合伙人立即出手部分证券，也是极为可行的，因为这样速度更快，更有把握。

但局势的发展并不如想象得那样简单，潜在的危机很快升级。就在卡默曼离开华尔街11日后，交易所传来一个不祥的消息——联合公司刚刚在纽瓦克市提出了资源破产申请。这个消息令人恐慌，因为它预示着后面还会有更坏的消息。当天晚上，纽交所得到信息，纽约农产品交易所的管理层为了避免自己的市场出现混乱，投票决定暂停所有棉花籽油和豆油期货的交易，直至进一步通知，并要求所有未平仓合约按照他们制定的价格立即进行结算，价格必定很低。因此，农产品交易所的决定意味着，威利斯顿·比恩和艾拉·豪普特已经彻底丧失了以有利条件从联合公司中脱身的机会了。

交易所10点钟开市，几分钟后，理事长小亨利·沃茨站上俯瞰交易大厅的讲台，敲响了通常代表一天交易开始或者结束的钟声，他声音洪亮地宣布理事会的决定：交易所暂停豪普特和威利斯顿·比恩的经纪业务，因为这两家公司出现资金困难的情况。从公众的角度看，这个决定直接影响到的是两公司近3万名客户，他们的账户被冻结，也就是说，账户持有者既不能出售自己的股票，也无法取回账户里的资金。

看到这些不幸者处于困境，纽交所的高管良心发现，他们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尝试帮助受困的公司筹集足够资金，结束暂停业务，解冻账户。他们为威利斯顿·比恩所做的努力非常成功。该公司需要约50万美元回到正常经营，许多兄弟经纪公司纷纷伸出援手，为它提供贷款，最终它从沃斯顿经纪公司和美林公司筹到了这50万美元。及时的资金注入使威利斯顿·比恩恢复了财务健康，暂停交易的决定在周五午后，也就是决定作出的2天后就被解除，威利斯顿·比恩的9000名客户不再焦虑。

但豪普特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而且，该事件制造的困境日见增大。作为大宗商品交易方面的专家，纽交所律师理查德·克鲁克斯说，如果能用现在已经归属于豪普特的这些植物油，成功摆脱联合公司的抵押物问题，那么豪普特依然具备偿付能力。但在克鲁克斯与多家可能的植物油买家进行沟通，而其邀购建议被拒后，他发现：“显而易见，仓单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接受度几乎与货币相当，豪普特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无异于假币，它们的后台根本没有实物支持。”

直到周三早上，交易所还在奋力帮助豪普特，希望它能够像威利斯顿·比恩一样重回正轨。不用多说，豪普特的15位合伙人也在做相同的事。但很快，周四中午，交易所主管会员公司的部门获悉，联合公司的很多仓单实际上都是伪造的。于是，合伙人们驻留公司一夜未归，交易所二号人物毕晓普说，他们在椅子上打盹，满脸胡茬，不修边幅，“看上去遭透了”。这也难怪，清醒之后，他们告诉毕晓普，“他们一整晚都在计算，直到凌晨3点的时候，终于得出结论：豪普特复苏无望了，因为这些仓单一文不值，豪普特不具有偿付的能力了。”

火上浇油

周五下午1点40分，达拉斯传来震惊全球的消息——肯尼迪总遇刺身亡。噩耗与豪普特即将破产的消息一并传入股市，股价以空前的速度下跌，不到半个小时，上市股票市值骤减130亿美元，而且还在下跌。恐慌对豪普特的直接影响是使2万个被冻结账户的情形更加糟糕。因为现在，如果豪普特发生破产，那么后续在对许多账户的清算中，兑付给投资者的价格只能以恐慌时期的价格计算，如此，账户持有人的损失会更加严重。肯尼迪遇刺事件火上浇油，其影响无法估算，顿时，股市蔓延着一种无助的绝望。

此刻，纽交所一号人物、久经沙场的芬斯顿没有绝望，刚刚忙完威利斯顿·比恩公司重新开业的他从容淡定，他认为，豪普特不仅资金短缺，而且无法偿付了。多种灾难的交织，特别是豪普特的情况明确了他自己和纽交所的任务——交易所会员公司必须考虑做一件空前绝后的事，即用自己的资金偿还那些受豪普特的轻率行为而牵连的无辜投资者。芬斯顿能够列举出并将其作为参照的一个先例发生在1960年：杜邦赫恩赛公司因为合伙人欺诈行为宣告破产，交易所事后偿还了该公司客户的损失，损失约合当时的80万美元。

周五，芬斯顿匆匆结束午餐，抓紧在紧急休市前赶回办公室，着手将心里盘算过多遍的计划付诸行动。他给刚好在办公室附近的主要经纪公司，大概30家，一家家打电话，要求他们马上到交易所来，以组成非官方的会员公司代表团。下午3点刚过，这些经纪商便陆续聚集在了南会议室，代表会差不多就是理事会的缩小版。芬斯顿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并简要介绍了他的救市计划。豪普特对几家美国和英国的银行总负债为3600万美元;其资产中有2000多万是现在看来已一文不值的仓单，因此可以推断，豪普特已经不具有偿还债务的希望。根据芬斯顿的估计，在法定延误期结束后，许多客户原有的1美元投资仅能拿回不到65美分。还有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如果豪普特进入破产流程，那么它所造成的心理影响，结合其数量可观的资产抛售到市场上导致的明显后果，信心的丢失可能会使在总统遇刺这样的灾难中已遭重挫的股市更加萧条，这不仅危及豪普特客户的利益，而且有可能会波及全国。

芬斯顿计划，以提振信心为首位，不能让绝望的情绪蔓延，为此，交易所和其会员公司要出资让豪普特的客户拿回全部的现金和证券，即银行业所盛行的讲法“让客户完好无损”。芬斯顿进一步指出，他将说服豪普特的债权银行推迟收回贷款，直至客户的事情处理妥当。他估计，完成此项计划大约需要700万美元，甚至更多。

一通讨价还价后，会员公司代表一致认为，牺牲要做，但要由交易所带头做!最后，交易所与这些会员公司的代表达成协议：最初的资金由交易所支付，然后由会员公司按比例偿还给交易所，并授权以芬斯顿为首的三人委员会进行谈判，完成计划。

关键时刻的一致性是其关键所在。需要谈判的主要对象是豪普特的债权银行，他们的一致同意才是计划实施的保证，因为，哪怕只有一家银行坚持对贷款立即清算，“全部计划就会功亏一篑”。而要获得一致，首先需要得到四大名声显赫的本地银行的支持，大通曼哈顿银行、摩根信用担保银行、第一国家城市银行和汉华实业银行，这四家共为豪普特提供了1850万美元贷款，他们的作用举足轻重。还好，四家大行的首脑非常配合，特别是大通的董事长乔治·钱丕恩保证说，他的银行不仅是交易所的朋友，而且已经准备好就豪普特一事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

与其他银行家的协商，虽然气氛紧张，但也不乏建设性。其结果是：交易所提供一笔仅用于豪普特客户的资金;作为交换，交易所每拿出1美元，银行就推迟收回2美元贷款，这样可以避免担保物被没收。按照当时的估算，抒困豪普特需要2250万美元，因此交易所提供750万美元，银行延期1500万。即便这样，银行家们也还是认为交易所低估了救市金额，他们坚持要求，在豪普特资产进行破产清算时，交易所的受偿顺序要安排在银行之后。

交易所与银行家双方有斗争，也有妥协，最后，大家就解决方案基本框架协议取得一致。

全力以赴

交易所理事会拥有33位理事，为此事在周六上午11点开碰头会，超过2/3的理事到场。很多人因为豪普特危机而放弃了周末休假，一些平时住在佐治亚州或者弗罗里达州的理事专程坐飞机赶来。理事会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当天，交易所休市。这个决定让大家长舒一口气，因为它给了谈判者额外的，在法院和股市重开前24小时的“黄金时间”来达成各种协议。

芬斯顿通报理事会，豪普特的危机涉及的资金大约是900万美元。片刻沉默后，许多理事站起身来说，实际上，他们觉得眼下最大的麻烦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纽交所与全国几百万投资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有这样的共识是好事，救市救的是信心，信心比黄金还宝贵。

带着理事会超过2/3成员的支持，三人委员会很权威地走下楼来，再与银行家们谈判。关键时刻，律师无所不在，交易所的一位资深员工说，“我这辈子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律师在同一时间出现”。他说，华尔街11号这个热闹的周末聚集了前所未有的百来个大佬，他们不是大牌银行家就是著名律师。周末，周边的餐馆大都不营业，而少数营业的几家餐馆，其食品被一扫而光。交易所的一位秘书颇有预见地带来了一堆的咖啡机和面包，堂而皇之地在交易所的主席餐厅前摆摊零售。这时间，最忙的人非芬斯顿莫属，他跑前跑后，一会儿参加三人领导小组的碰头会，一会儿下楼去会见银行家，遇有重大决策及变故，他还要再到交易所理事会申请授权。

交易所履行其承诺所需付出的具体数额是分歧的关键。银行家愿意接受芬斯顿的公式，即1：2的说法，他们也不再怀疑豪普特是被2250万的伪造仓单所困;但是，他们不愿意把这个数字作为清算豪普特所必须的最大金额。他们说，安全起见，金额应该基于豪普特对他们的全部欠款，即3600万美元，这就意味着交易所要拿出1200万美元，而不是所说的750万美元。另一个问题是，金额大小且不论，这钱该向谁支付。有银行家提出让豪普特拿着交易所的钱自己支付，但此提议立刻遭遇反对，这样做会出现资金不受控制的局面。但更遭的是，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突然喊出，说它不愿参与，害怕风险太大。但无论如何，银行家们基本还是配合的。唯一具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凡交易所的救市所为，都是为了维护交易所的好名声，在这一点上，所有银行家的配合堪称奇迹。

毕竟，不论从法律还是道义上看，银行家的责任都是尽其所能地对储户和股东负责，几乎没有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做好事的;这说明，即使他们的眼神看起来冷冰冰的，但掩藏在面具之下的是一颗颗善良的心。至于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它的行动特别迟缓也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它的缺口超过1000万美元，大于其他任何银行。虽然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大陆国民银行不愿合作的原因，但似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任何对豪普特贷款低于1000万美元的银行或个人都无法真切体会它的感受。

为了达成协议，交易所理事会与30家会员经纪公司的代表坐在一起开会。此时理事队伍中增加了从洛杉矶、明尼阿波利斯、匹斯堡和里士满专程赶来的人。经纪公司的代表迫切想知道需要他们做什么，而且他们对于理事会的决定一致投票支持。甚至连大陆国民银行的口风也松了下来，这是缘于大家的努力，包括许多银行家对大陆银行的高管在机场和火车站的“围追堵截”，尽力劝说，到了下午6点，这家芝加哥银行终于同意加入救市计划，并且强调，这是“为了公众利益，而不是出于他们的最佳商业判断”。

最后一个问题，谁来说服涉事的英国诸银行?交易所老大芬斯顿尽管身患重感冒，但也愿意亲自披挂上阵，他承认，这其中的戏剧性发展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交易所这头的问题使得他分身无术，最终，理事会选定高盛的古斯塔夫·列维，因为他的公司与其中一家英国银行克莱沃特·本森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列维本人也和这家银行的数位合伙人私交甚好(后来，列维担任了交易所的理事长，足以说明他的威信和名望)。但是，英国银行没有股市问题，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合作的理由，而且，欧洲美元通常都是利润极低的大宗交易，具体讲，一家银行以4.25%的年利率接入资金，再以4.5%的利率贷出，年净利率仅为0.25%。例如，550万美元在一周的利润也就是264.42美元，再减去各项支出，所剩无几，所以英国银行感觉，与美国金融界的交易，似乎总是英国人在受骗。

事实也是这样，就在危机爆发前一周，他们刚刚将贷款付出去，按照当时的运作方式，可能此笔贷款还没有到账呢。英国伦敦以常规的阴沉天气迎接大洋彼岸的客人，开会前一小时，英国人尽管客气十足，例如他们对于美国总统的去世表示必要的哀悼，但很快，预料中的不配合态度开始显露。而且，据列维说，“英国人极为生气，为什么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这场危机的存在?”英国人感觉是在继续受骗，而且怒斥美国客人，是纽交所将英国人卷入了这场危机。但银行家就是银行家，银行家的务实精神使得他们很快转变态度，以更加现实的视角重新审视他们的处境，特别是其中的英格兰银行向美国来客表达了对美国全国性悲剧和华尔街危机的关心，并且告诉美国来客，尽管英格兰银行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家银行如何行事，但根据他们的判断，配合美国的计划应当是明智之举。

此时的芬斯顿在他纽约的办公室如热锅蚂蚁般等待着列维从英国发回信息，他知道，用于达成协议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他焦急地在地毯上踱步。伦敦的消息终于来了，列维后来回忆说，先是克莱沃特·本森和雅弗表示同意合作，然后，半小时后勃兰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再半小时，伦敦时间下午4点，安斯巴彻点头同意。其中勃兰特的答复很关键。得到这个好消息，芬斯顿顿觉胜券在握了，剩下的15名豪普特普通合伙人的签字比较简单，因为这项协议对他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损失。当然，有了这15人的签字，破产诉讼的风险即不复存在了。

下不为例

被救助的豪普特客户充满感激，这是毫无疑问的。《纽约时报》称，这项协议是“一种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的负责任的表现，避免了潜在的恐慌。”上任仅一天的约翰逊总统从华盛顿给芬斯顿打来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即便一向吝啬褒扬词语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卡里也说，“纽交所戏剧性地展示了它的影响力和对公众利益的关心，令人印象深刻。”

许多人在这个事例中看到了一点明确无误的暗示：华尔街掌权人认为，由于会员公司的不当行为或不幸遭遇，导致的对公众造成的伤害，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后果，应该自己负责。

交易所的会员公司在后来的3年内实际支付了950万美元，但他们似乎普遍都感到满意，尽管少数几家公司有些怨言，他们抱怨这些历史悠久、经营良好，有着精湛技术、诚信作风、良好名誉的经纪公司，不该为自命不凡的后来者的鲁莽行为埋单。英国和美国的银行大约只能挽回一半的损失。所以，纽交所坚称，它此次所做的事不应被视作范例——它不会重复这样做了。（本文来自BT传媒·《商业价值》杂志2016年3月刊，网络独家首发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