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酸检测企业们的南柯一梦：在常态化取消和重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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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企业们的南柯一梦：在常态化取消和重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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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可以带来高效率，但公共卫生预算有限，不能保持一定的利润，企业就会退出；如果国家承担这一职责，快速进入这一领域，会应对变化的疫情，但短期内成本和效率也不可控。

核酸检测企业们的南柯一梦：在常态化取消和重启之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深蓝观（ID：mic-sh366），作者 | 郑洁、秘丛丛，编辑 |王晨，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2022年6月中旬，上海刚解封不久，一位参与上海疫情中核酸检测的第三方实验室负责人，和大健康领域的几位老板吃饭。其中一位老板兴致勃勃，对那位负责人说：“你们行业很赚钱啊，我一个哥们说一天就赚上亿。”

对于这场健康领域“业内人士”的话，上述核酸检测企业的人，摇摇头抱以苦笑，拒绝了那位老板“进一步合作一起发财”的梦想。他在短短两三个月内，见证了一个行业过去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经历的周期。

那位老板口中核酸检测的“遍地黄金”时期，指的是在2020年初，那时核酸检测一份高达200元，尽管入局的企业并不多，但上游产业链企业确实赚得盂满钵满。

在今年上海疫情3月份开始时，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核酸检测每人份仅达到30多元，虽仍“有利可图”，但已经缩水80%，不过依旧有企业争相入局。

随着价格逐渐阶梯下降，从单检每人份16元、多人混检降至3.5元——利润陡降。一些有其他项目的企业，或是应付不了政府回款周期漫长、实力有限的企业，率先出局。一些没有其他业务，核酸检测好歹能带来一些现金流，也在咬牙坚持。

然而，随着各地的“核酸常态化”随着疫情的暂时消退，一些地区例如上海，政府大筛的频率一度极剧减少。在一份名单中，上海疫情期间某个区有20多家企业参与政府大筛，6月份，只剩下四五家企业依旧在其中。

于是，控制成本，成为仍在核酸检测局中企业的唯一选择。

明德生物、圣湘生物、金域和迪安等大企业颇具规模优势，控制成本保持利润相对容易；而一些小企业为了维持利润不惜铤而走险，不到两个月，北京已有3家核酸检测企业涉嫌违法，14人被批捕——而核酸检测原本就存在一些“假阳”“假阴”的概率，一些企业担心违法和概率的界限不明，不敢“冒险”。

但当疫情再起时，常规化核酸检测又在各个城市开展，7月5日，上海解封一个月后，又有新冠感染病例出现，当天傍晚，上海多个区再度开启常规以外的工作日大筛。一周后，杭州也将本已延长至7天一测的核酸检测，重新恢复到72小时。

这不禁让人担心，新冠疫情总是卷土重来，社会对核酸检测的需求，像“吹气球”一样。核酸检测需求的不可预期，也让政府头疼。

最近，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大型国企和地方政府有收购或自建核酸检测企业的需求，这不免回归到了一个古老的问题：疫情防控，作为关涉到14亿人的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和市场的参与度到底如何分配？

取消常态化后，核酸检测企业有点蒙

2022年，深圳、上海等多地发生疫情，全国的疫情防控更加风声鹤唳，截至6月初，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河南、山西、浙江等多个省、市推行常态化核酸检测，频率在2天至10天不等。

各地常态化核酸检测多由民营企业支撑，理论上，这笔检测费用由当地地方财政支付。5月25日，《第一财经》发布消息称，大约从5月中旬开始，国家医保局发函地方医保局，要求不得用医保支付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费用。

很快，各地开始取消核酸常态化检测。

两天后，5月27日，四川省阆中市要求“市民自觉自费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消息上了热搜。6月9日，国家卫健委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低风险地区、低风险人群没必要频繁做核酸检测。

过了不久，对于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具体意见以文件的形式下发。6月28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发布，要求针对不同规模城市，根据风险大小，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确定区域核酸检测的范围和频次。6月底，国务院成立专班整治“层层加码”问题，并在国家卫健委官网首页开通了公众留言板。之后，安徽、河北多地宣布取消常态化全员核酸检测。

全国多地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这对于此前摩拳擦掌进入这个行业的企业来说，似乎预示着战事已经进入了下半场。但顷刻间，安徽、西安、上海又都出现了高风险地区，疫情又有反复的趋势。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采样设备和人员来说，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对于超大城市，彻底解除常态化核酸检测绝非一朝一夕；对于小城市，疫情则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这也是个充满风险的行业。此前常态化核酸检测被提上日程时，部分企业快速扩充产能，不断提高效率，也有企业铤而走险，为了快速出结果，和政府要求不符地进行多管混检，

“目前有一个趋势，国企出手去做核酸检测这个业务。”一位IVD企业负责人表示，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如果防疫措施继续，决策层可能不止在核酸检测行业，也会在其上中游行业进行控费，“比如试剂生产这一块也很有可能会控制，然后把价格进一步压低。”

另一位核酸检测人士也表示，诸如国药控股等国企的确正在大举建造检验所，决策层希望一部分地区的第三方核酸检测的角色收归国有，使核酸检测企业变成公共卫生体系的一部分，以应对核酸检测“平战结合”的需求。

“现在对于政策面的变化，大家心里都有预期。”南方某市一家核酸检测企业负责人表示，业内有核酸检测公司老板曾向其表达过茫然的感受。

这是一个进入就需要承压的行业。大企业还好，小一点的核酸检测公司现金流有限，政府的账期长，由于行业内多次有公司被查，上游原料厂商给核酸检测企业缩短账期，加重了核酸检测企业的资金压力，当国企开始入局时，民营老板们在这个行业还要不要投入？投入了又怎样进行精细化运营和风险管理？

很明显，常态化核酸检测一时半会取消不了，核酸检测行业却有些迷茫。

进退两难的核酸检测企业

“听说有企业在找大国企接盘核酸业务。”以上核酸检测企业负责人透露，已经有控费不够好、底子不够厚的企业支撑不住，另寻他路；另一位大型IVD企业的高层人员则表示，在行业内如何沉浮，决定权不在小企业，“不是小企业考虑卖不卖的事，而是国企是买还是自建的事。”

实际上，尽管屡屡有核酸检测公司被立案调查，在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之前，核酸检测行业的利润并不如人们想象中丰厚，最起码也已经大不如前。

2020年的疫情初期，核酸检测的定价曾高达200元/人，得益于此，高额定价成就了企业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收益的造富神话。

今年5月25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价格的通知》），要求各地在6月10日前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单人单检降至不高于每人份16元，多人混检降至不高于每人份5元，对于政府组织大规模筛查和常态化检测的情况，《价格通知》明确多人混检按照不高于每人份3.5元的标准计费。

混检的核酸试剂盒毛利润微乎其微，稍不注意控制，利润就可能为零。一位业内人士推算，单人单检有约5元的毛利润，“检测公司一般争取毛利率不低于20%才合作，”而在多人混检的情况下，毛利润更少。

地区不同、规模不同，同为核酸检测企业也有不同选择。虽有同行公司打算寻找接盘，但多个核酸检测公司负责人表示，“卖掉这一块业务基本不可能。”

这基于两个现实层面的考虑。首先，即使取消了常态化核酸检测，检测量变少了但也毕竟还是存在。在现行的防疫政策和疫情状态下，起码医院住院患者、陪护的检测量，还有航站楼、火车站、出租车等重点人群的检测还是会保持常规状态，变量在于时间间隔，而对于核酸检测企业来说，核酸检测的产能也可以动态变化，“比如一天生产10万可以承担，5万也可以。”以上IVD企业负责人表示。

其次，疫情对整个IVD行业来说都是种打击，医院中患者减少，整体IVD企业除了核酸检测业务，其他业务扩展比较难。当然，核酸检测行业的盈利走势也不如预期，“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态，能熬的就熬在这。”前文中的核酸检测企业负责人表示。

“据说安徽的地方政府回款相对慢一些，企业也就不大愿意去。”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也会影响在地的企业。一位上海核酸检测的行业人士透露，上海政府回款态度积极，已经开始对账，这基于上海对于核酸检测的需求。

上海的核酸检测产能刚刚经过巨大变动，“上海从100多万管产能增加到750万管，最近又降回到400多万管，”市场非常自觉，企业追逐利润，产能的增减决定企业的去留，而上海希望保住核酸检测的产能，这对保住抗疫成果殊为关键。

在上海的核酸检测企业也回以积极的态度，只要政府说回款，企业“轻易不会说不干，随叫随战，”只要不亏，只要有一点现金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不过，虽然核酸检测业务线还撑着，但在各地取消常态化核酸时，一些IVD企业也在伺机重回主业，毕竟，核酸只是分子检测众多类别当中的一个项目。

“包括我所在的公司，大家都在尽力恢复常规项目的推广，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核酸检测业务利润太低了，” 广州宝创华中大区总监郭天勤表示，自己公司的分子检测业务并没有减少，“医院的分子试剂用量减少了，因为医院除了新冠检测没精力做其他的分子项目，所以把丙肝乙肝等很多项目外送到第三方实验室了。”

简单来说，核酸检测涉及管理运营能力，市场化的企业配置资源效率更高。

如果由国企主导，一般情况下效率可能受限，能否做好还要看是否用专业的人和专业的管理方法。

不过，一些市场占比较小的公司确实可能会退出。在如今的微薄的利润空间下，核酸检测企业只能走量，而大型IVD企业的高层人员则认为，“如果储备产能弹性应对潜在风险，要储备也是大通量，也没必要收购小企业”，至于是国企自建产能，还是民营大小企业兼并，总之，到时候又是一番兼并合纵。

刀头舐血的ICL，迎来格局重塑？

实际上，真正吃到肉、赚到钱的是核酸检测上游——试剂厂商和仪器厂商，但现在试剂的利润空间也在极速下降。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有的试剂厂商的产品已经从原来的8元降到2元，如今转向美国、南非等市场，价格卖到5-7美元。“和创新药的逻辑一样，当其产品在国内的利润空间变小后，就去开拓海外市场。”此外，上游企业还开始建立ICL。“（它们）前后通吃，原来第三方检验所的生意更难了。”

利润愈发减少，上游企业还来“抢食”，ICL早已在“刀头舐血”。即便如此，核酸检测业务依旧能带来盈余，最起码能让ICL先赚到一笔钱，带来一定的现金流。

如今，一个能带来现金流的生意已经实属难得。此前这些企业赚钱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是对接的医院端的检测业务（普检+特检），二是讲创新故事从VC那里拿钱。前者由于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影响，患者回流还没完全恢复，无法达到核酸检测一般的业务量；后者也行不通了，“今年资本市场比较冷，企业恨不能砍掉所有创新项目，只求生存和发展”。

在这背后是核酸检测行业从蓝海到红海的急转直下：一面是内卷不止，一面是乱象显现。

据第一财经不完全统计，从6月中下旬至7月5日，至少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公布被责令整改的核酸检测机构累计已达238家；被暂停或取消核酸检测资质以及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数量达到15家。

核酸检测成为确诊新冠感染的“金标准”，检测结果不准导致的病毒扩散，很容易让疫情防治失控。基于对第三方企业的不信任，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将检测权逐渐收回手里，似乎一场“国企入局”的大幕已经拉开。

今年2月，有媒体报道，河南省将成立官方、国资背景的医学生物检测公司。而此前1月初，郑州金域员工涉嫌新冠传播风波，到现在还没有结论。6月，北京中生京益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成立，由中国生物投资，疑似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而据业内人士透露，上海也有国资企业陆续购入核酸检测采样亭。“国药控股等国有控股企业在很多地方大举投资建立第三方检验所。”

“（这些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基本上就是为了防疫。”有投资人认为，国企介入该领域是想提高该行业的可控性，推动核酸检测成为公共卫生体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想垄断这个行业。

那么“国企进军核酸检测”的趋势已经不可逆了吗？原来的行业巨头将面临什么？

在另一位投资人的眼中，国企垄断核酸检测以及广泛的IVD领域，不会是未来的普遍现象。“这个行业要讲究资源配置的高效，靠的是规模化和现金流取胜。”简单来说，核酸检测涉及管理运营能力，市场化的企业已接近成本和效率的极致。

如果由国企主导，首先其效率一时半会还提高不了，机动性比较差、成本更高。有业内人士举了一个例子，在某地某区的采样亭里，本来一家公司能做的事，拆成了三四家企业做。采样的护士和负责登记的人员是一家公司，配物料以及负责运转的又是另外两家公司。

“每一家在里面都要有利润，简直就是‘大锅饭’。而它们只负责其中的一环，也不用承担那么多责任。”而负责全流程的企业精打细算，相比之下，前者成本只高不低。那么这里就可能存在寻租的空隙，“这些外包公司可能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而一些防护服等产品可能就来自社区的卫生中心，不需要企业承担成本”。

事实上，防疫政策的变化是悬在这个行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随着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愈发清晰，如何防控将变得更有效率。“在核酸检测上，国企取代民企成为主流不太理智，新冠疫情过去之后国企怎么办？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如今国企躬身入局，大概率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以便更好地肃清市场环境。

据业内人士观察，目前整个ICL行业在核酸检测上的产能，或者说ICL的使用率已经达到80%。即便民营企业能保住市场主体地位，也很少有企业说all in新冠检测，或者把新冠核酸检测作为主营业务。

“只是有时候检测量分到你了，更像是一种责任，当然也是一种机会。”这里的机会除了带来营收，还有以核酸检测为切入口、布局分子诊断的机会。而分子诊断中的多个应用领域技术壁垒更高、利润空间也更大，包括肿瘤伴随诊断、肿瘤早筛、无创产前诊断等。

曾经乘风口而上的幸运儿，沉沦于同质化的内卷中，时代不会奖赏和垂青这样的挣扎。和医药行业一样，要想看到IVD领域的新故事，需要创新，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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