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J.K.罗琳，从绝望主妇到新锐导演 | 人物特写

《黑处有什么》编剧、导演王一淳

早上7点开车送闺女到学校，再赶回家给植物浇水，写一张叮嘱老公关于家事的字条贴在冰箱上，然后王一淳拉着行李箱离开赶往机场，赶赴意大利参加中国电影节。2016年，王一淳过一直处于超现实的状态里，在家庭妇女与获奖新锐导演的身份中不断进行着切换。

这一年，王一淳带着自己导演的作品《黑处有什么》，参加了柏林电影节、法国博讷国际惊悚片电影节、匈牙利布达佩斯泰坦尼克国际电影节、新加坡华语电影节、澳大利亚悉尼电影节、美国纽约亚洲电影节、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台湾金马奖……频繁奔波于世界各地的行程，让王一淳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她的“本职工作”是一位家庭主妇。

最难的不是写作本身

“学成文武艺，祸于锅碗台。”这是王一淳最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张爱玲说：“最恨的就是有天才的女孩突然结婚了。”而婚姻也能发酵出极端的才情，比如J.K.罗琳。王一淳也是在全职主妇的角色里，边带娃，边写作，边拍出了电影《黑处有什么》。一切看起来幸运而顺遂，王一淳却叹了口气：“主妇拍电影所经历的困难、面对的非议，其实是人们想象不到的。”

前不久，王一淳的电影首映礼上，因为没什么明星人脉，于是她邀请了一群在各类兴趣班、早教班认识的孩儿妈出席，“我要感谢她们在朋友圈里一个赞一个赞地把我娃养大！”电影放映后，有的孩儿妈受到王一淳拍电影的激励，回家就写出了几千字的故事大纲和人物小传。王一淳的朋友圈里，家庭主妇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想走出家庭，去创作，或创业。

“这是一个多么压抑的群体啊！”

王一淳和身边的很多知识女性一样，婚后的家庭生活和《绝望的主妇》差不多：忘记自身的才情、受过的高等教育，全身心投入进琐碎、程式化的家务事当中。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一路走到头的，而王一淳，却在半路跳了出去。

婚后，辞掉工作在家全职带孩子的王一淳，每天的日程非常规律：送娃上学，做家务，和其他主妇一起逛街，采购……有部美剧叫《绝望的主妇》，没当过主妇的人，不能理解她们为什么绝望。“我身边不乏事业成功的女性，最大的愿望竟然是回家做个全职主妇。确实，职场可能有它的压力和烦恼，但回家就真的好吗？”在死心塌地当主妇那些日子里，王一淳最胖。

10年前，王一淳开始动笔写《黑处有什么》时，她发现对自己而言最难的并不是写作本身，而是外界的干扰，和时间上的拮据：

“在我写的过程中，经常有朋友约我出去玩，我如果不去她们就会问我在忙啥，开始我都照实说在写剧本，朋友觉得我‘真文艺、真有理想’。我能很明显感觉到，她们觉得这人老大岁数了，还这么不着调啊。后来再有人约，我就说有别的事了，最后写到了没朋友。”

扛不住诱惑的时候，王一淳也会出去玩一圈儿，但是自从开始写剧本，她就玩的不痛快了。就像小时候在外面瞎晃，会惦记作业没写完，所以，对家庭主妇王一淳而言，写剧本不光是写的时候难受，而是脑子里有这事儿，干什么都难受。

为了劝王一淳出去玩，有朋友对她说：“老呆在家里写不出来的，你出去晃晃就有灵感了。”王一淳自觉自制力不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按在家里写。“你不写，不坐在那儿思考，怎么完成一个转折和一个递进，那事儿不会自己解决。”从这方面来讲，在所有人都觉得你这是个笑话的时候，所有的驱动都要靠自己来完成。“写，真的是王道，对于一个没有名气、没有经验、没有专业背景的人来说，你拿什么当敲门砖？只能是你的故事。”只是，十年写完一个剧本，不仅是王一淳对剧本的苛刻，更是因为主妇的时间过于碎片化。

《黑处有什么》有一场戏，写的是 14 岁女孩进录像厅看三级片，为了替女孩选片子，王一淳要突击看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情色片。因为还要带孩子，所以只能在孩子睡觉后看片。“要么是太色情，要么就是不出名，没有集体记忆，看到《蜜桃成熟时》，觉得不管是标题还是内容，都有美好、甜蜜的联想。”想象一下，一个主妇在全家熟睡后偷偷看色情片的画面，本身就很戏剧化了。

我们都是青春的幸存者

陆川说，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而电影《黑处有什么》的命是因为FIRST影展大反转的。

如果不是FIRST电影展，王一淳的电影现在还躺在自家的抽屉里，逢年过节亲戚来串门，拿出来和大家放一放，乐一乐。“片子拍出来，因为缺钱没做后期，很长一段时间闲置在家里。那张光盘成了我老公吵架最有力的证据。不管因为什么吵架，只要他一说‘看！这就是我们家最贵的东西，一张300万的光盘！’我立刻就没话了。”

朋友邀请王一淳参加FIRST电影展的宣传活动，因为自己的作品连后期都没完成，王一淳并不想去。朋友极力劝说王一淳去看看，结果到了现场，工作人员告诉她，没有后期也可以先报名的，王一淳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参加了FIRST影展。参展后也有了动力，王一淳开始想办法为电影做后期，因为资金有限，先后换了三个机房，干着一半没钱就再换一个，有个朋友还在家里帮忙做过后期。字幕则是王一淳和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校对出来的。

没有任何奢望的王一淳把剪辑好的电影交到FIRST主办方，剩下的，就看命了。

颁奖典礼当晚，王一淳穿了条简单的黑裙子坐在台下，在宣布《黑处有什么》获得最佳导演奖的时候，她几乎是懵的。评委主席姜文把奖杯亲自交到王一淳的手上，并对王一淳的作品给出这样的评价：“坏！”

姜文所说的“坏”，就是那种日常琐事的表象下暗藏着各种坏，王一淳特别喜欢这种形容。“得到这个坏的评价，我很骄傲，这就是我要的。”

王一淳知道，姜文看懂了她要表达的东西。“坏”是那个时代，也是躁动的青春的产物。《黑处有什么》讲述的是1991年发生在河南一个飞机厂家属区内的连环少女奸杀案。这个故事的核心人物，一个初中女生，在青春期自我成长的过程里，对性产生好奇，同时感受到来自外界伸向她的触角。这部电影看起来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但故事更接近“青春”主题。

电影里没有唯美、纯情的早恋，而是在性压抑下的小城里，尴尬的性启蒙，甚至充满危机的窥视。“一开始，我其实有点羞于讲这样一个故事，我指的并不是青春期的那些懵懂，而是费了挺大劲在北京过上了大家眼中还算洋气中产的生活，冷不丁开始讲一个一点不洋气的小镇女孩的成长故事，讲得还那么投入，无法不让人怀疑你是在讲自己。”

让王一淳感动的是，看完影片，大家都成了小镇女孩和男孩，大家是有共鸣的。这种共鸣还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伦敦接受BBC采访的时候，女记者激动地告诉王一淳，电影和她在东欧时的经历一模一样；在日本放映时，也有女性向王一淳倾诉，自己和电影里的女孩遭遇一样。

王一淳说，《黑处有什么》就像一个暗藏在观众少年时代的监控探头的硬盘，悄无声息地刻满了你的各种瞬间，美好的和不美好的。“看完之后，让在拥堵的交通中奔波了一天给客户领导送礼，只想回家来一个葛优瘫的你，突然看到一个少年，窘迫，面熟，让你心疼，也让你怀念。毕竟那可能是最好版本的你了：那么新，相信很多东西，向往很多东西，连疼痛都那么真切，有诗文可依。”

就像史航看完影片对王一淳说的那样，“走过危机四伏的成长，我们都是青春的幸存者。”

聪明是一种分寸

1977年，王一淳出生在电影《黑处有什么》的拍摄地——河南兰考县。王一淳的父亲是当地鲜有的大学生，和电影里的父亲一样，浑身散发着小县城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忧郁气质。王一淳和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这让她一度怀疑父亲是否爱自己。直到2002年父亲去世，那一年的王一淳全都懵了，突然对很多事情有了顿悟，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她开始写这个故事的。

好不容易用10年时间写完剧本，王一淳这个外行坚持要把它拍成电影。

因为没人投资，她自己掏了前后一共300万。没有经验和资源，所以搭建拍摄团队并不顺利，找来的各部门人员互相没有默契，有些人知道王一淳零经验，还会让她教些学费。“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戏没必要设置那么多制片，比如外联制片，现场制片，生活制片等等，如果一个真心想帮你做好的人，会建议你制片组里有两个人就足够了。”

很多时候，王一淳都有“快推进不下去”的感觉。电影筹备的差不多了，结果不给立项，王一淳也担心“是不是白做了”，可又不甘心，她再换个角度去努力。最后王一淳咬咬牙，决定先拍了再说。

连许可证都没有拿到的王一淳， 常常坐在监视器前怀疑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这种考验，对人的意志消磨的很厉害。幻灭和绝望的感觉，从开拍一直伴随她到电影上映之前。

一个当制片人的朋友告诉王一淳：咬牙坚持你也要拍完，因为只有拍完才能有个坚定和结论，不然什么都白费。这句话，是王一淳坚持下去的动力。

拍摄过程，一直伴随着经费紧张的问题。比如，因为没钱雇洒水车，有些下雨的镜头只好用喷壶洒水凑合；电影里曲靖爸爸把曲靖从派出所接回家之后的镜头，就是喷壶下雨；为了节约开支，很多工作人员在片中都有客串，比如录音组老大客串了片子里卖冰棍的猥琐大叔，“大家都逗他说他天然条件太好了，不用演，就往那儿一站就行，拍出来后大家都说他是最佳男十号。”电影中第一次出现的那具女尸，后来“复活”了，出演了一个在刘超家看录像的姑娘。

一些原本构想好的情节，实际操作上却面临各种困难。剧本里一段警察在垃圾场找尸体的戏，到了实景现场一看，垃圾填埋场海拔 130 米，夏季盛行东南风，臭气沿着山谷向南边公路扩散，王一淳“差点儿熏晕过去”，为了剧组人员的健康，也只得放弃。

有一场戏要在敬老院拍，当地敬老院看门的大爷听说是王一淳回来拍电影，热情地放大家进去了，第一次在里头拍摄，负责人一看这么大阵仗，以为是什么大制作。第二次再拍摄的时候，敬老院提出“拍摄必须得给钱”，而这笔场地费对当时的剧组来说，是不小的开支——最后剧组只好换了地方。

“所以，片子里的敬老院其实不是同一个，不知道细心的观众有没有发现这个意外的穿帮镜头。”王一淳告诉钛媒体。

对一个毫无经验的导演而言，拍摄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网上流传一个拍摄现场的段子：摄影大哥摆好几个机位，让王一淳选；她边选边说，“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大哥就去执行了。

钛媒体记者向王一淳求证时，她笑了：“刚开始差不多是这样的，后来也就有了经验。”技术上的问题可以通过技术团队解决，让王一淳更在乎的，是自己能否在拍摄中表达出自己的态度，这个表达过程才是拍摄电影所带来唯一快感。

电影《黑处有什么》拍完后，因为FIRST获奖才开始被更多人认识，这之后，还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提名。在经过几次删减后，电影也终于过审，正式进入院线放映。虽然排期稍纵即逝，但令人惊喜的是，电影居然斩获了800万票房，不仅让王一淳收回了成本，还小赚了一笔。王一淳说：

“经历了挫折和无奈，准备新片子时，我会不由自主想到怎样写能圆过去，带着审查的思考模式去写剧本。聪明不是完全不涉及，而是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去表达，就像《黑处》这样的处理方式，我把态度留在里面，有阅历的人能收到，这种聪明也是一种分寸吧。”

采访过程中，聊到创作和拍摄时，几乎没有愉快的内容，但王一淳一直以一种幽默和自嘲的方式进行讲述。她说自己从小就是不走寻常路的孩子，成长看似一帆风顺，但总克制不住的想挑战常规。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王一淳外柔内刚的性格的确是支撑她完成电影的因素之一。

现在，小区里的邻居不再喊王一淳XX妈，而是喊她王导。即使向着“职业导演”发展，但王一淳仍然兼顾家庭主妇的责任。“理想和现实并不矛盾，现在我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回家可以看书，写剧本，晚上接孩子回家，陪孩子写作业吃饭，哄睡，孩子睡觉后我还能再看书，写作。从这个角度看，编剧的工作很适合我啊。”

最近，王一淳想写一个和保姆有关的故事，她想去体验生活，到家政公司去应聘，被不同雇主面试，没有雇主的时候住在家政公司提供的几张上下铺宿舍里……谈到这个计划时，王一淳充满期待，可目前唯一的困难就是：“我走了谁帮我带娃啊？”（本文首发钛媒体，记者/董美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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