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样更好的理解吴亦凡事件和谣言，这里有一本好书可以推荐

这是一篇关于《谣言》的读书笔记。Rumors本意是流言，既指含有恶意的谣言，也有一般传闻的意思。本文遵循书本内容，用“谣言”两字。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吴亦凡的传闻，是或者不是谣言。

吴亦凡绯闻缠身，粉丝们情绪汹涌。在百度的“吴亦凡吧”上，名为《这场心理战，我们定能坚守到最后》的帖子鼎立潮头，下面跟随各种愤怒与哀情，包括“敌人黑我之心，已经谋划很久了——我们要挺住“等主流话语，也串场出现。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吴亦凡在“敌人”的持续爆料下，绯闻正在逐步向丑闻迈进。而拥护者登上了拥护者的顶点，他们卸载了新浪微博APP，主动拒绝不利证据，并且鼓动其他人不要再看新闻。反对者也抵达了反对者的彼岸，有人绝望至极，有人冷笑而对，有人则宣布自己几年前就看穿了这个薄情寡义的少年。

真相或流言，并不重要。桑斯坦说，每一种流言或者信念，都是一种自我滋长的生物，出生，进化，及至死亡。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它们的生生死死，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它们，我们的日常生活才不至于索然无趣。唯一值得探讨的是，群体如此分化，甚至主动隔绝信息，卸载APP，究竟是如何开始的。

这无关吴亦凡，无关他本身对错，以及事件真相，而是关于——一个纷争如何开始，如何演化，人们如何分裂，又是如何走向极端的。

桑斯坦在他的《谣言》里，提供了若干线索。这个奥巴马总统的政治顾问，竞选的PR负责人，深谙舆论操纵的种种手段。在《谣言》里，他以谣言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信息传播是如何在大众中引起纷争的。这本书谈的是谣言，其实说的是群体分裂。信念、信仰、理论、传言等，都遵循相同的路径。对照着书看吴亦凡事件，脉络更为清晰。

谣言是如何传播的?

谣言是如何传播的?为什么会三人成虎?桑斯坦从一个经典实验开始。

阿希实验，三个人比较三根线条长短，其中两个人串通一致，提供坚定的、但明显错误的意见——错误到白痴都能看出来的地步。然而，当第三个人在两个相互串通的人一再坚持下，居然大部分最终会顺从，成为白痴。这个数据在各地不同，平均来说，大约是第一次就顺从的，36%左右，坚持一会儿最终顺从的，70%到75%左右。这个实验，是丈量我们顺从度的尺子，也是三人成虎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发布，第二个人相信，第三个人顺从，如此不断反复，就形成桑斯坦说的“信息流瀑”，变成势不可挡的洪流。背后的原因，桑斯坦暗示，是因为群居生活设定了人类的本性——人为了获得赞许，更愿意遵从同伴的意见。这种本性，在科罗拉多实验里更为明显。让意见不太一致的人进入一个小组里讨论，论坛结束后，温和的人将变得激进，而激进的人甚至将诉诸行动，并且，越是对立的话题，越能导致群体变得激进，而小组之间可能更为分裂。

这说明，人们不仅会愿意遵从别人的意见，更愿意表现得“更激进”来获得赞许，因为一方面他们获得了同伴的肯定，会更加自信，另一方面，面对面讨论在情绪上，可以进一步促进成员向前迈进一步——每个人都会在其中获得安全感。

为什么这样的谣言容易传播?

从另一个角度看，什么样的谣言，比较容易传播?答案是，比较恐怖、奇特、恶心、危险的信息——

1，琼斯打开一瓶可乐，发现里面有一只死蟑螂。

2，琼斯喝了一口可乐，吞下一下异物，结果发现，里面有一只死蟑螂。

显然，第二条更恶心，也更容易传播。而如果这个社会正好处于动荡之际，战争蹂躏、恐惧压力、社会动荡，一般流言会加速滋生，而且能产生实际的后果。

2005年的伊拉克，广泛谣传说自杀性炸弹会在一座重要的桥梁上引爆，正在游行穿越搭桥的宗教信徒引发了恐慌，相互挤压，死亡数千人。2011年美国的一个白痴牧师特里·琼斯宣布焚烧《古兰经》，导致阿富汗骚乱，发生针对基督徒的袭击，死亡超过30人——这不是谣言，而是真实的信息，导致了现实世界的惨剧。

为什么这种谣言，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容易传播?桑斯坦在书中没有说明原因，但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一方面，人类内部对于风险的警示传播，以前是喊叫、击鼓与烽火，后来是警报与军号，越是有风险，越是要让群体内成员尽快知道，这是植入基因的一种行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另一方面，在风险之下，群体的组织性会暂时性崩溃，个体忽然需要自我行动，一个忽遭夜袭的军营，建制被打乱，士兵总是猝然间单独投入战斗。由此，总是导致非理性行动。信息快速传播、秩序忽然失调，最终导致崩溃。在互联网情况下这种现象尤甚——风险信息的传播已经极大加速，秩序失调的现象也在增多，金融市场上忽冷忽热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

人群如何分裂?

一开始，一种意见会形成“信息流瀑”，当这种流瀑进入更大的范围的公众领域，无论是谣言、观点、意见、信念，只要人数一多，就开始观点分裂，各执一词。桑斯坦没有说明分类的原因，但很可能，著名的邓巴数字是一种生理基础上的解释。因为人类大脑的通道处理量，无法同时处理148人以上的社交信息——同时与你关系密切的，你能叫得上名字并且彼此熟悉的人，上限约为这个数字。也就是说，一旦超过邓巴数字，就林子大了，人群开始分裂。

而这种分裂的具体场景，则是来自每一个人的行为特点。他们性格不同，倾向不同，有的偏左，有的偏右，有的轻信，有的怀疑，有的激动，有的沉稳，这些人混杂在一起，如果总体人数不多，少数反对意见者要么被同化，要么就算反对，也藏在心里。如果少数人大声表达，那么必然会遭到“群体压力”，甚至“群体制裁”。

但是一旦总人数增加，意见相似的人发现同类，能聚集在一起，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可以共同发声，形成少数派，于是人群就能“分裂成派”了。

在传统社会，反对意见难以汇聚，所以容易变成信息流瀑——一种“洗脑”的洪流。但是互联网之下，传播速度前所未有，任何一条信息都会尽可能渗透到各处，很多在传统媒体下备受赞誉的人与事，互联网之后总是很容易饱受指责。这是因为，原先反对的意见，现在终于可以汇聚在一起，用自己的喇叭筒，喊出不同意见。群体的联结更为方便，声音将逐步形成流派。于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种信念，某一种流言，一进到互联网市场里，很快会分裂成N种意见。

但是，另一种洗脑的模式却出现了。互联网出现之后，舆论场越来越成为一个“站队选边”的投票站。一旦争论的鸿沟变得明显，于是，越是纷争，越是一次“贴标签”的行为艺术。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在群体汹涌之下，不容思考。在每一次论战中，都像一种扑克游戏，每个人都贴上了纸条，在牌桌上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却忘记了原因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人们一旦形成固定的观念，就很难接受相反的证据。他们会忽视不利证据，只看到有利证据。极端的就像吴亦凡案例，粉丝不愿意看不利的证据，甚至删除新浪微博APP，因为每个人都要保持与自我的一致，否定以往的自己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这些群体极化的个人心理动力。

澄清还有意义吗?

这种情况下，澄清是否会有效果?人们是否会兼听则明，彼此谅解呢?

在传统媒体时代，澄清可能有效。在当时，每一种信息都自有渠道，获得了媒体的谅解，就等于获得公众的原谅。但是现在，信息有千万条渠道，要获得公众的谅解，就必须直接面对——本质上，已经没有中间代理人。但是，恰如上面说的，每一个已经选边战队的人，只会更加选边战队，甚至会有意识地忽视不利证据——因为他们自我否定是痛苦的，而在群体内，自我否定等于背叛，也要同样承担群体压力。

所以，对于被各种谣言中伤的公司、组织、个人来说，其实很难通过官方的书面澄清，来获得大众谅解。那么，任何一个像吴亦凡这样遭遇突袭困境的明星、公司、组织、团体、个人，有没有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得以突围?《谣言》里提供了一种思路——敌人要从堡垒攻破。

也就是说，一个本应该相信该谣言，最后却声明并不相信的人，可以有效破解谣言。传说某个航班流行霍乱，一个刚刚乘坐的旅客说，没有这事儿。传说某个城市内涝洪水，那里的家乡人电话告诉你，都是谣言。当年弹劾克林顿的时候，共和党群起攻之，只能引起民主党同仇敌忾，如果民主党内部纷争，则克林顿危在旦夕。这是破解谣言的最佳路径，可能也是最难的办法。

当然，还有一种策略，百度就经常用——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你看，血友病事件来了，几天后，被艾瑞网和今日头条打架的新闻覆盖了，魏则西事件来了，很快，雷洋事件来值班了。其实，传统媒体才需要危机公关，那时候媒体会穷追猛打，《波士顿环球报》追打教会，可以一年多。而在互联网时代，热点此起彼伏，风头总会过去，当一个缩头乌龟，也算是一种策略——只要你足够皮糙肉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