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如何摧毁与重塑中国的电影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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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如何摧毁与重塑中国的电影生态?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钛媒体注:本文来自于圈里局外(ID:Truth-Be-Told-),作者为师烨东,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奈飞在美国纽约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电影院,用来放映奈飞制作的电影。

在和传统影人你来我往了数年之后,奈飞用一种强硬的姿态回应了“只象征性在电影院放映一下的电影不应该参加电影节评选”。这家从租赁DVD起家的流媒体巨头,在全球会员过亿、进入电影产业中上游之后,终于开始向电影产业的下游下手了。

流媒体不断壮大并且进入内容生产领域的这几年,电影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电影院会不会消失”又开始重新被人们讨论。在国内,传统的电影人对这样的话题却往往避之而不及。

互联网如何摧毁与重塑中国的电影生态?

一方面,这几年流媒体给电影行业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海内外电影行业的传统力量都在抵制与拥抱流媒体之间左右摇摆,但是院线电影的窗口期仍然在不断缩短;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市场的下游一直到去年仍然在飞速扩张,这样的话题对于电影人,尤其是下游影院的经营者与参与者来说,像是当头喝棒,没有从业者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无论是否愿意面对这个话题,互联网和科技企业入局电影行业的这几年,改变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电影院会不会消失”可能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但是传统的宣发已经正在消失:得益于电影数字化的变革与社交媒体影响力日益增大,口碑迅速传播左右着影院的排片,一杯酒换一场排片的发行模式已经左右不了市场;而宣传也不再是媒体发稿或是在影院、商场做做“必备套路”,对受众的喜好和数据分析成为了推算与吸引可能受众的第一步,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和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则成是现在电影宣发必不可少的阵地。

对抗与变化之中,有人抱怨“资金作恶”,认为热钱混乱了行业的秩序。但是不可否认,没有大量互联网资金的入场,过去几年的电影市场不可能持续保持飞速增长;而恰恰是入场的资金,也开始规范这个行业的种种随意与弊端。

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在2014年上海电影节上“未来电影企业都要给BAT打工”的论调一度在互联网摧枯拉朽的进攻之中被传统影人担心成为现实。好在这些巨头并没有在电影产业的制作端占到便宜,反而开始放下姿态向传统影业学习。互联网企业和传统影企在这几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一边博弈一边又相互学习,传统影企不断认知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互联网企业则在不断加深对行业上中下游的了解和布局。

在这种博弈之中,互联网和电影产业正在加速融合:宣发要精准计算受众的喜好和年龄,剧本创作阶段就引入大数据分析,互联网影企参投海内外影片学习制作经验,腾讯影业、淘票票、猫眼等都开始拥有自己的线下发行团队……

互联网的技术和资金正在重塑这个行业。我们要做的不是抵制新的变化,而是拥抱趋势。

1、砸钱

如果问当下谁是电影产业最大的敌人,众多院线和制片公司可能都会把票投给流媒体。但是对于电影公司来说,早前或许没有谁能想到他们如今要和互联网科技公司一起去争夺消费者的时间。

毕竟,数年前互联网开始大规模入局中国的电影行业时,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增量观众,也一度和传统电影行业度过了美妙的蜜月期。

2004年乐视网成立,之后视频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但它们在发展初期基本都聚焦于用户自制视频或是网络电视客户端。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与网速的提升,盗版网站同样开始在监管的松懈下大肆生长。无论是视频网站,还是盗版网站,发展初期都没有对电影行业产生大的冲击——消费者还没有养成进影院看电影的习惯,他们更多在盗版网站上寻找一些经典老片。

《英雄》之后,中国的观众第一次体会到了好莱坞影片之外“大片”的感觉,电影产业也就此开启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牛市”。从《英雄》上映的2002年到2018年,全国总票房从9亿刚出头一路狂奔向600亿,17年时间增长超过66倍。

连续多年的票房飞奔,尤其是近几年的暴力增长,离不开互联网企业的助力。在线选座从团购到购票端APP的普及,不仅吸引了数以亿计的增量观众,使得电影行业超出正常速度的扩张,也让电影行业见识到了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居然有人进入这个行业,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砸钱。

互联网如何摧毁与重塑中国的电影生态?

2010年之前,先行者已经开始入局电影的在线选座,起步较早的格瓦拉是当时的市场头名。不过当时电影的在线选座市场还非常小,线上购票率不足20%,最重要的是,在线选座价格比在电影院购票还贵,仅仅是提供了一个线上购票的渠道,因此用户基础并不广泛。

团购的发展则推动了电影在线选座规模的扩大。当时在各领域大杀四方的互联网科技企业纷纷入局团购,电影购票虽然只是团购的一个小版块,但是互联网资金的第一步就是用价格争夺市场份额,许多团购网站上的低票价甚至一度救活了一些经营不善的影院。“百团大战”之后,美团旗下的猫眼开始逐渐吞掉格瓦拉的市场份额,并且很快靠着砸钱跃居行业头名。

票补的大量出现,反过来也助推了电影行业增速的巅峰。

有从业者估计,仅仅是2015年一年,各路互联网企业和资金投入到票补上的真金白银就超过了50亿元。彼时BAT全部入局在线选座,市面上大量充斥着“3.8元”、“9.9元”的超低价电影票,带热电影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不少原本不进电影院的增量观众——

2015年,国内总票房从2014年的296亿直接提升144亿到440亿,涨幅超过48%,144亿也是近年来最高的票房增加值;当年的观影人次同样迎来近年来人次的最大增幅,从8.3亿人次增长到12.6亿人次,仅仅一年时间,就多出了4.3亿人次进到了电影院。

在线选座三强争霸的局面在当年已然显现:拿着微信入口的微票儿宣布完成C轮15亿融资,并且在年底并购了此前在线选座的头名格瓦拉;淘票票当时还叫淘宝电影,但背靠着阿里高举高打,市场占有率很快就冲进前三;猫眼虽然开始力不从心,眼睁睁看着超过70%的份额一步步被蚕食,却仍然是票务端口市场占有率的头名。

大量的电影院同样在享受着票房盛世带来的狂欢。在票房一路飞增的同时,身处电影行业下游的影院成为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原本生意清淡的影院因为互联网企业资金带来的低价票赚到盆满钵满,众多影院在三年时间内票房翻倍。面对这种最简单粗暴的增量,几乎没有影院在接入猫眼、淘票票这类在线选座APP时有过迟疑。

“当时她还很年轻,不知命运所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明了价格。”

在线选座出现前的影院,依靠会员和线下购票能带来可观的现金流,但是在线选座的普及彻底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票渠道。2015年,线上购票率已经从三年前的不足20%达到了60%,这也就意味着,超过六成的消费者都选择了更便宜、更便捷的购票方式,而非在影院里排队购票。

影院的会员生态就此开始崩塌,不少影院固定消费者的会员率从50%降到几近于无。而因为消费者先把购票资金交到了在线选座电商手中,因此在线购票APP也逐渐把持了影院的资金入口。起初在线选座电商给影院结账的周期长达三个月,因为结账、票价等问题,不少影院还和当年的微票儿、猫眼等发生过冲突。不过,面对越来越强势的猫淘微,大多数影院都敢怒不敢言:如果想抵抗,拖延结账影响影院现金流一招,就能直击影院命门。

传统电影行业第一次和门外汉的互联网科技企业有了冲突,却罕见有影院或是院线能抱团对抗。在票房飞增的那几年里,影院和银幕数的增长比票房和观影人次都快,即便是四线城市的影院都陷入了巨大的竞争之中——如果不接入猫眼、淘票票打价格战,那么观众随时可能流失到200米距离之外的另一家影院。

这几年不少影院都在发展自身的票务系统、小程序或是托管第三方,但是整体格局已定,没有影院可以站出来说拒绝猫眼淘票票。影院自己票务渠道与会员体系话语权的逐渐缺失,也导致日后发生了《后来的我们》千万级退票这样震动行业的事件。

这种传统电影行业和互联网新贵的直接对抗,加上过去几年市场非理性增长过程中热钱扎堆带来的大量粗制滥造的的作品,以互联网为资金为主的资本一度被一些传统电影人所议论,“资本作恶论”不绝于耳。

实际上,如果没有互联网资本进入电影圈,电影票房不可能在2013年之后仍然连续年保持30%的速度发展。在太合娱乐副总裁邱洪涛看来,不能因为行业有过乱象否认互联网为电影带来的巨大改变:“互联网使得信息更加透明,下沉的成本也更低,为电影行业带来了众多增量观众。而且互联网带来的数据正在尝试更加精准化。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电影行业。”

在当下,线上购票率已经超过了90%——几乎已经没有观众还会影院里购买电影票,当年动辄周末在影院排期长队取票的情景一年中也只能在春节期间见到一两次。互联网科技企业进入电影行业短短三年时间,就使得影院原本的生态被彻底改变,连无孔不入的黄牛也几乎消失。

但这只是互联网进攻的起点。

2、野心

如果说,互联网和科技企业在票补投入的真金白银,在初期看起来只是改变了观众的购票渠道和购票价格,但是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崛起和电影宣发的路径被彻底改变,互联网企业才开始展露他们的野心。

在电影中下游进入数字化之前的胶片时代,电影的发行是一个实打实的“动作”,而不是现在的“宣发”概念。

早年的电影发行,可以看做是一个发行方和影院经理的B2B生意。在发行还是发送拷贝的年代,发行的成本非常高,2000年初一个拷贝的价格就能达到上万元,因此即便是大片也难以同时产出足够拷贝(1000个拷贝就意味着仅仅拷贝费用就需要上千万),加上当年优质电影少之又少,在热门电影上映时,拥有拷贝的发行方有着“把拷贝给谁、给多少”的“生杀大权”。

热门影片之外,主动权又会回到影院经理手里。一直到2010年之前,中国院线、影投的集中度还非常低,正在上映的影片在影院里排多少,完全是影院经理自己来决定的,如果不是“供不应求”的好莱坞大片或者是竞争激烈的档期,发行方需要“求着”影院经理来多排片,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一杯酒换一场排片”的发行方式。

这种情况下,观众的诉求也是被忽略的,影院排片和口碑几乎毫无关联。早些年影评网站并不出圈,无论豆瓣、时光还是迷影等网站,更多是影迷自己交流的小众网站,普通的消费者往往会根据影片是否是好莱坞大片,以及有没有明星或者著名导演来选择是否进电影院。

观众的诉求被忽略,电影的宣传也是套路化的刻板动作。线下的宣传活动主要是围绕着电影院及周边、或在一些人流量较大的区域(比如地铁站、公交车站)做一些展板、海报,线上的宣传就是在传统的纸媒和门户网站“发稿”。

拷贝时代的结束,影院的集中和影投化,使得过往B2B的宣发模式开始摇摇欲坠,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社交平台和网络媒体的崛起,开始让消费者在选择电影时有了可参考的内容。2011年,微博大爆的《失恋三十三天》拿下3.6亿票房,一部小成本影片成为当年全国票房第八名,让电影人第一次认识到了社交媒体的力量。

第一次因为口碑而大爆的影片是2012年末的《泰囧》。彼时的徐峥王宝强都算不上一线的电影咖,但是电影初期超高的口碑和评分在豆瓣、微博和刚刚兴起的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平台不断发酵,助推影片排片和票房一路上扬,最终上映三周就成为中国第一部票房过10亿的国产电影。网络“口碑”对电影票房的威力,初次显现。

在线购票的低价给了传统宣发致命一击。2014年国庆前,猫眼作为独家网络售票平台以9.9元等甚至低于此前团购争抢市场时的价格预售《心花路放》,黄渤+宁浩的喜剧组合,加上大量低价票,使其成为中国首部上映前票房预售就超过了1亿的电影,影片在十一档期的排片也始终压制其他影片,最终该片获得了11.7亿票房,成为了2014年中国的国产电影票房冠军。

猫眼在《心花怒放》上的一役,彻底改变了之后三四年国内电影的宣发生态。此前在线选座对于很多电影来说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备胎”,但是意识到通过大量票补带来的低价票可以推高首日票房和排片,甚至带动总体票房之后,几乎所有电影上映前都要联合在线选座投入票补,谋求在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

以此为起点,随着线上购票率的进一步提升,逐渐掌握了流量和渠道的猫眼、淘票票等在线选座电商,做渠道的生意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网络售票商的身份之外,他们开始取代传统的发行企业成为影片的辅助或者主要宣发企业。2015年,在线选座电商还还只是零星参与影片的发行,到2018年,猫眼淘票票已经参与了国内上映几乎所有大片的发行工作,主宣发或参与宣发的影片票房都是以百亿计。

成功入局发行之后,猫眼与淘票票开始参投、主投影片。也是在这个时刻,传统电影行业才看明白了最早进入行业的这批互联网资金大量砸钱的野心:通过低价票使消费者的购票渠道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然后利用自己作为B(影院、片方)C(消费者)中介的身份来对影院的排片进行影响,再通过自己在下游的控制力与发行方、片方议价获得上游的投资收益和中游的宣发收益。

或许他们自身在砸钱的时候也没想明白这条路径,但是互联网经济时代,砸钱抢用户就够了。剩下能不能赚钱,都是之(投)后(资)再(人)说的事情。

票补大战在2017年随着猫眼和娱票儿的合并落定。眼看就要失去头名位置的猫眼又重回第一,心有不甘的淘票票尽管在之后宣称不设上限争第一,但是之后两年市场占有率的百分比变化始终在个位数之间波动。市场格局不再生变,两家企业在票补的投入上也开始下降——得益于票补投入的减少和宣发业务营收的大增,猫眼与淘票票的亏损都开始减少。

互联网在线购票率的走高,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进电影院之前已经决定好了要看什么。购票渠道变化之后,信息渠道也因为互联网而变得更加宽广与更加容易触达消费者。

票补横行年代低价票忽悠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方式正在成为过去式。口碑发酵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豆瓣不再是小众网站,其电影板块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大众化的电影评分平台,看电影前上豆瓣看评分甚至成为许多年轻人父母辈都已经知道的选择;猫眼淘票票的电影评分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所参考。

信息渠道的通畅与透明,也让观众变得越来越聪明。低价票、流量明星对于消费者效用越来越低,2016年前后一度票房大爆的“IP题材+流量明星”的电影组合从2018年开始逐渐遭遇观众的抵制,只有好的内容才能持续吸引到观众。影院经理则需要参考排片、上座率、各平台的观众口碑来决定影院档期内影片排片的多少。

购票和信息渠道的双重变化加持下,电影宣发已经离不开互联网。《前任3》在2017年初依靠抖音的营销成为爆款,一举拿下19亿票房;《地球最后的夜晚》更是依靠抖音上的病毒营销创下了文艺片首日票房的记录;到现在,无论电影里有没有大牌明星,抖音现在都成为了必备的营销套路;众多电影在做营销的时候,同样以微博热搜作为热度的重要考核标准……10年前发行方与影院经理的关系早已消失不见,没有电影现在敢忽略互联网的作用——

互联网和他们的大量资金在电影行业里,看起来风头无两。

3、败走

在改变宣发之前,互联网企业也想改变整个电影行业。

2016年的上海电影节,时任阿里影业CEO的张强在上海中心表示,阿里想通过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来改造电影行业:“互联网精神是开放、自由、协作、共享。阿里影业希望能够成为对接各种资源的平台,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和模式去运营这个平台,让电影的研发与制作更有效率,更少风险。”

在此之前,阿里巴巴在过去的三年花费数十亿人民币分别投资了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博纳等国内头部的电影制作公司;2011年开始,腾讯同样投资了华谊兄弟、博纳影业、工夫影业等一众新老影视公司。阿里还参投了《碟中谍5》等国际化影片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但是显然他们在电影上游不想止步于财务投资。

宣布想要改变电影行业的同时,阿里影业还一口气公布了他们17部电影的片单,包括《激荡三十年》《征途》《阿修罗》等影片;腾讯影业则在成立之初就下设了三大工作室,随后又拓展成为六大文化产品系列——二者对内容的野心可见一斑。

当年的阿里影业也的确有足够多的底气。如日中天的阿里巴巴集团在2014年以62亿港币的价格收购了港股上市公司文化中国,随后更名为阿里影业,并被认为是阿里布局文娱板块的业务排头兵,彰显自己进入影视行业的决心。2016年暑期档之前的影视行业仍然一片欣欣向荣之势,互联网企业财大气粗的渗入了各个领域,更何况阿里影业账上躺着百亿现金,它背后还有支付宝和淘宝用户的海量数据,他们当然可以有“改变影视行业”的雄心壮志。

2015年12月,阿里影业第一部主控的影片《摆渡人》上映。王家卫执导,梁朝伟、金城武、杜娟等名星主演,数十位大小明星包括李宇春、柳岩、金志杰等客串——两岸三地的电影圈几乎已经找不到更高的配置了。期待有多高,失望就有多大,影片在豆瓣评分仅4.1分,在网上引起了无数争议,甚至有网友嘲讽“王家卫你到底欠了多少钱要拍这样一部影片”。最终该片票房4.83亿,被曝没能收回成本。

不知是否因为这部影片的失败导致了阿里影业短暂的战略转向。《摆渡人》上映半年之后,接任阿里影业CEO的俞永福在2017年的上海电影节上宣布,阿里影业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影内容制作领域:“阿里影业未来要做新基础设施公司,只做少量内容,做我们擅长的,不与上游内容制作方竞争,而是专注于利用互联网平台为电影行业提供服务,做电影行业的‘煤水电’。”

大抵是意识到电影产业可做的基础设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光线传媒的董事长王长田当时直接在论坛现场对俞永福的这一决定提出了质疑:“我相信永福有一天会收回自己的话,正如我今天要收回自己过去的话”、“有一天我们还是会狭路相逢。”

之后阿里第二部主控的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2017年8月上映,影片豆瓣评分不足4分,比《摆渡人》还低,5.3亿的总票房也不及预期。至此,阿里影业发出想要“改编电影行业”声音之后的两部影片,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未获得成功。

有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有百亿级别的资金支撑,有海量的用户数据,为什么还是做不好一部电影?

“过去几年互联网的发展以信息工具为主,追求的是快速、便捷、透明,将内容标准化和产品化。但是内容创作需要的是经验,是能力,是沉淀,是慢。电影行业是有一定壁垒的,并不是有钱、有技术就能快速做好内容”。凡影联合创始人王义之告诉圈里局外。

阿里影业的受挫,可以看作是互联网行业在电影圈一次高调的失败。实际上,用数据分析来指导分析电影,目前在中国只有偶尔成功的个例(比如阿里影业通过精准投放将《一条狗的使命》票房放大至亿,但是阿里体系内支付宝、淘宝等广告位同样价格不菲),并无成熟的方法论。

就算是通过映前的数据来预测票房,到现在没有哪家公司能做出成熟的预测模型。以猫眼专业版为例,其票房预测在电影上映前后差异能达到十几亿甚至几十亿,比如说《哪吒》这样的影片,在上映前票房预测只有18亿,但是随着网络热度提升与影院排片场次不断上升,猫眼对影片的票房预测每天都会进行调整,最高点对其的预测则超过48亿,中间差距超过30亿。

2017年之后, 互联网大厂对自己主控、主投的国产影片都沉寂了下来,更多作品都以参投或是参与宣发、与传统电影公司联合出品为主。意识到有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互联网企业开始表现出学习的虚心姿态。

“水电煤”的言论仅仅两个月之后,樊路远加入阿里大文娱大班委,接任俞永福成为阿里影业CEO,其之后表示,阿里影业在继续做好“水电煤”服务的同时, “要大力投入优质内容”——阿里影业又逐渐重新回到上游制作,并且很快推出了5年20部电影的合制计划,参投的影片《绿皮书》还获得了奥斯卡奖项。

与阿里影业最初的高调不同,腾讯影业近几年同样是自制+海外投资两条腿走路,但是对外一直相对低调,在阿里影业要“改变电影行业”的时候,腾讯影业CEO程武曾在2016年表示,“对电影来说,最大的投资永远是‘耐心’”。

在连续参投了《魔兽》、《神奇女侠》、《金刚:骷髅岛》等影片后,2018年,腾讯主投的《毒液》在全球拿下了8.55亿美金票房,这也创造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电影收益的记录——Deadline报道,腾讯影业在此片上的收益超过一亿美金。

自制内容上的不成熟、投资影片上的得益,有人指责阿里、腾讯这样的企业“只会用钱投资电影”。但是抛开制作电影的情怀不说,投资电影的重要目的之一不是为了盈利吗?对于刚入行不久的互联网影企来说,投资产业发展度更成熟的好莱坞企业与作品,不仅是更为稳妥的选择,也能借机从中学习、积累经验。

“只会投资电影”之外,比起传统的电影企业,阿里和腾讯在内容制作上最大的优势是他们都拥有海量的属于自己的ip。

以腾讯为例,其数字内容涵盖游戏、文学、动漫、影视等业务,同时还包含阅读集团和腾讯音乐集团两个独立上市公司。腾讯拥有中国最赚钱、人气最高的游戏王者荣耀和“吃鸡”,未来都具备改编影视的潜力;腾讯影业旗下拥有包含专注于原创动漫和文(网文)漫(漫画)游(游戏)联动的工作室,阅文旗下则有上千万文学作品;而腾讯还拥有会员过亿的流媒体平台腾讯视频……

可以看出,尽管名字还是用的传统电影公司的“影业”,但是短短几年时间,腾讯影业却有从动漫到游戏、电影、剧集等多方面内容的布局——电影产业要面对的,早已不是在线选座电商或者想要做内容的互联网企业那么简单。

4、互联

电影院会消失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上个世纪电视机出现和产量的大爆发都曾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来看,它并没有阻止电影行业的持续发展。不过,从数据上看,电视机大规模生产之后,美国电影消费者的观影频次的确出现了下降。

而如今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尤其是流媒体、短视频、游戏等内容的发展,对传统电影行业带来的压缩和冲击,可能会远远超过当初的电视行业。

根据企鹅智库的内容产业趋势报告,过去一年,56%的人群花手机上的时间都超过了以往;普通消费者花在短视频和游戏上的时间更是在这两年快速增长,观影人次现在反而是下滑的趋势。如果电影的品质(包括影片质量和观影体验)不佳,那么愈发精品的网生内容、免费的短视频、廉价的游戏,都能成为低品质电影的替代品。

流媒体对电影行业的冲击,今年春节的《新喜剧之王》是一个值得复盘的案例。

在大年初一上映首日,《新喜剧之王》的排片占比几乎与其他两部头部影片并列第一,但是首日过后票房只是单日第三,且口碑较低。随后影片的排片和票房都开始直线下滑,最终影片票房仅仅6.24亿,位列春节档几部主要竞争影片的倒数,与首日同列第一梯队影片的三四十亿票房相去甚远。

一个月之后,《新喜剧之王》就上线流媒体网站。仅仅7天,其在腾讯视频的播放量就超过了1.9亿(APP1.4亿、网站5000万),当时有媒体一度以为影片在视频网站上的票房远超6亿,多于其在线下影院的票房,在媒体中引发了热议。在《新喜剧之王》令人惊讶的播放量中,包含着大量的重复点击与试看,该片在流媒体的实际票房只是数千万。

数千万的票房,对于院线电影来说不算一个大的数字,但是对于视频网站上的付费电影来说则是头部作品的成绩。影片的口碑崩塌,促使有一部分原本摇摆不定的线下消费的观众转移到了线上;包含周星驰元素的这类“大片”,一个月就上线流媒体,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院线电影窗口期的缩短正在从中小体量影片往更高规格的影片扩散。

传统电影人担忧的,就是这种转移会不会扩大,甚至是替代。但这是一个无法量化的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那部分在电脑前付费观看《新喜剧之王》的人,是否因为流媒体的出现而打消了去电影院为这部电影买单的计划。

但是没有疑问的是,互联网和传统内容行业之间的距离,仍然在加速拉近。

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和传统电影行业都存在着一边对抗却一边越走越近的暧昧。流媒体一直在尝试把更多的内容用户转移到互联网上,尽管遭遇了一轮又一轮的抵制,奈飞为首的海外流媒体仍然在不断压缩好莱坞大片的窗口期,奈飞的“网大”甚至已经在奥斯卡或是威尼斯等电影节上击败传统影业的影片;到了今年初,奈飞更是加入了MPAA(美国电影协会),替代被收购的福斯成为了新的“六大”成员之一。

在国内,曾尝试将《消失的凶手》首映放在小屏幕上的乐视在当年遭遇了声势浩大的抵制,近几年再也没有流媒体敢对自己主控的影片提出类似的要求。但是院线电影的窗口期同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流媒体越来越强势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一些包含过气明星的院线电影甚至上线一天后就会因为票房惨淡直接上线流媒体,而票房成绩反而会超过其在院线可能得到的数字。

如果我们看向在互联网上诞生早三年的网剧,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并不意外。在刚刚诞生之时,网剧和台播剧还泾渭分明,“网剧”是“low”、“质量低下”的代名词,并且只能在网络平台播出。在流媒体和网剧一同崛起的过程中,当一部剧集尝试网台同播时,流媒体和电视台谁先播都会成台网反复博弈的重点。但是今天,质量上乘的网剧已经完全可以和台剧平起平坐,一些优秀的头部剧,电视台甚至要等到流媒体平台播完才能拿到,而这距离网剧诞生也不过七八年时间。

电影好过电视剧的一点是,电影院仍然拥有目前电视和流媒体所无法取代的影音效果及社交属性。但是越来越成熟的观众会用脚投票,如果不“值得”,那么电影院就不会是他们的优先选择。

观众的这种变化,自然离不开互联网的功劳。无论是剧集还是电影行业,我们都可以看到,倚靠着自己更接近消费者,互联网将内容抵达观众的路径进行了缩短,剧集和电影原本B2B2C的生意变成了类似于B2C的生意。在这种变迁之中,无论是台剧网剧的地位变化,还是“网大”和电影的趋同,互联网企业都正在和影视内容的企业发生着融合。

这种融合背后,可以发现这些年真正助推电影产业变化的不是简单的“互联网”三个字,而是他们背后快速革新的技术和成规模的资金,这二者共同指向的都是更高的生产效率。这种动机之下,不难理解为何是互联网资金在过去几年主推着影视行业的变革:

中国电影产业现在还是很初级的阶段,其实它也正在遵循着行业发展的规律在进行发展演变。电影产业过去和现在走过的很多路美国都走过,无论是低票价补贴吸引观众,还是工业化的提升。不同的是,在中国的电影产业,过去几年主要是来自于互联网行业的资金在驱动这些变化,这可以说是一种偶然,恰恰也是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在过去几年的必然。”王义之说道。

回到2014年的上海电影节,于冬的一句“以后的电影企业,都要给BAT打工”引起圈内一片哗然。之后几年的BAT咄咄逼人,几乎买遍了电影产业的上中下游——上游碰壁之后,他们又开始放低姿态,去学习这个行业的规律,阿里影业也不再表现高调,这几年高层对外的口径都是“我们在给传统影视行业打工。”

这两年我们看到更多的也是交互,而不是替代。90%的消费者都选择在线上购票,但是线下的场景服务也在极力竞争拉回客户;很多传统发行公司因为业绩不佳团队缩减,互联网公司现在却都具备成规模的发行团队,无论是猫眼、淘票票,还是爱奇艺、腾讯影业,发行团队规模现在都是百人级别,腾讯影业的线下发行团队已经在大数据支撑下参与过等《影》《流浪地球》的发行工作;数据已经渗入到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尽管并不成熟,但是无论上游制片、中游宣发还是下游影院,都需要数据先行……

如果把时间放到三年之后看,很多传统电影人现在对互联网做出的抵抗其实是徒劳,因为观众的选择会淹没一切无意义的固执。

与其恐惧,不如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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