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苹果、谷歌如何处理泄露内部信息的“消息人士”？
在上周的Facebook内部例行会议上，扎克伯格向员工们提出一个请求：不要再把我们内部对话泄露给媒体了。
泄密让扎克伯格抓狂
泄密问题实在让扎克伯格很烦恼，而且这事已经好多年了。Facebook几乎每次公司大会和高管回答的内容，当天就会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甚至是一字不差的复述。他召开内部Town Hall大会，是为了体现公司治理透明，给员工了解公司决策，和高管平等对话，但现在却成为了外界了解Facebook内部分歧的窗口。
私自给媒体爆料放风公司内幕，这种行为对不对？
很多人并不赞同这种行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把公司内部信息透露给媒体，给Facebook带来了负面影响，损害了公司影响。而且也是违反了公司的员工守则，应该遭受处罚。”由于扎克伯格不肯处理特朗普的争议言论，最近Facebook确实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遭受着主流媒体的轮番报道和网路舆论的不断抨击。
但也有一些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觉得这种泄密行为是在公司内部矫正机制出现问题时，引入外部舆论监督压力，迫使公司采取措施纠正当前的问题。对长远来说，这反而是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没有媒体报道和舆论施压，Facebook就可能沉迷于商业利益，而忽视社交平台应该有的社会责任。
内幕爆料从来都是美国媒体监督的重要手段。没有泄露内部信息的“消息人士”，媒体就不可能撰写出独家内幕，公众也不可能获知热点事件背后的真实情况。这方面最知名的案例莫过于水门事件的深喉。时任FBI副局长出于各种原因和想法持续给《华盛顿时报》内幕和指引，最终导致尼克松政府在弹劾压力下被迫辞职。
当然，未经许可接受媒体采访谈论公司内部信息，以及私下对媒体泄露公司内部情况，这显然是违反员工守则的。一旦被公司发现，这些员工必然会遭到处分和解雇，严重的还可能提起诉讼。这样的事件在硅谷科技公司里面也并不少见。单是2017年，苹果就抓到了29个泄密者，其中12人因此被捕。
苹果威胁起诉泄密员工
说到硅谷保密文化，不可能不提苹果。乔布斯给苹果制定了完善的保密机制，严格控制着员工接触信息的权限。员工不知道其他组的同事在做什么项目，也无法进入不同部门的办公区域，在一些特定区域甚至进行交谈。只有极少数员工，才可能把工程机带出公司进行测试。讽刺的是，在这极少数人里就出现了2010年酒吧丢失iPhone 4工程机的重大泄密事故。
正是这种高度保密的产品文化，才保证了苹果新品发布的神秘感。2007年首款iPhone正式发布之前，甚至只有13人见过最后的成品，这在任何公司都是无法想象的。2010年一位苹果员工在发布会前一天，向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提前展示了iPad，同样遭到了无情解雇，因为沃兹已经不在苹果工作了。但有趣的是，那位丢失工程机的苹果员工反而没有丢掉工作。
乔布斯还在苹果创建了一个监控团队，专门负责抓内鬼。他们甚至会采取主动泄密的方式来“钓鱼”，即对有泄密嫌疑的员工进行分组，主动向不同组发送不同的产品信息，看媒体曝光什么信息就知道是哪组嫌疑人泄密。通常只需要两三次操作，就能精准锁定“内鬼”。
库克时代苹果的新品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秘密，绝大多数产品在发布之前就已经路人皆知。不过，泄密渠道主要是苹果越来越多的供应商。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錤之所以能多次预测苹果的新品，也是得益于他在台湾地区电子产业链的人脉资源。对于这些外部供应商，虽然苹果也在合约里写明了限制和处罚条款，但终究是是防不胜防。
苹果可能也是处罚泄密最狠的硅谷企业。2018年3月，苹果在内网上发文，警告员工们不得对外泄漏公司内部信息，否则可能会面临法律诉讼甚至是刑事起诉。苹果表示，过去一年共计查获29名泄密者，其中12人被捕(包括了正式员工和外包员工)。“这些人不仅失去了工作，再找其他工作也会面临极大困难。一些人甚至可能面临会监禁和巨额赔偿。”不过，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篇内网文章，显然是有人发给了媒体。
苹果没有公布这些泄密者的名单，但列出了他们泄密的主要案例。其中最为严重的包括，苹果负责软件的高级副总裁费德里奇(Craig Federighi)在2017年一次内部开发会议里提到iPhone部分软件功能可能会推迟发布，结果参会者中有人泄露给了媒体；当年甚至还有内鬼提前泄露了苹果软件包，而里面涉及到尚未发布的iPhone X信息。
谷歌鼓励员工互相举报
谷歌显然是硅谷最推崇透明度的企业，也引领了互联网公司文化的变革，但对内透明并不代表谷歌容忍员工对外泄密。过去几年，谷歌已经多次警告员工，“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泄密会毁灭我们的文化”。而在遭遇一系列泄密事件之后，谷歌也采取强硬措施，主动监控、寻找和处分泄密者。
2016年谷歌出台了一系列保密新政策，其中甚至禁止员工向律师透露公司内部的涉嫌违法的行为，以免日后被执法部门或监管部门查证。为了抓内鬼，谷歌甚至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邮箱，让员工举报那些可能的泄密同事。当年，谷歌开除了一名对外泄露内网帖子的一名产品经理。而他随后对谷歌提起了诉讼，认为谷歌这些保密措施涉嫌违反劳动法。这起案件后来没有了下文，估计是双方达成了和解。
2019年10月彭博社报道，谷歌在员工电脑上的Chrome浏览器强行安装了一个插件，当员工创建100人的日程表活动时就会自动报告。很多员工们担心谷歌这是在监控员工可能的抗议动向，因为之前谷歌员工曾经阻止几百人的集体罢工，抗议公司对内部性骚扰事件处理不当。但在媒体报道之后，谷歌解释说，这个插件是为了避免无用日程表信息。
很快谷歌就查到了向彭博社爆料的人。半个多月后，谷歌开除了一名泄密的员工，并对其他两名相关员工进行停职调查。谷歌在回应媒体质询时表示，这名员工将公司内部文件透露给了媒体，违反了公司员工守则，而其他两人私自对外分享公司内部信息以及追踪其他部门的日程表信息，给这些部门员工带来了不安全感。
由于连续遭遇员工泄密事件，谷歌去年把原本每周一次的TGIF内部员工大会改成每月一次，会议内容也变成以产品为主，不再涉及敏感的政策政治内容。此外，谷歌还对会议记录和视频的查看设了限制，员工要查看会议记录需要进行登记。TGIF大会原本是谷歌彰显自己透明度的标志性大会。当然，我们得知这一信息也是得益于谷歌员工把谷歌CEO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邮件发给了媒体。
价值观是主要推动力
如果说以往的科技公司泄密事件多是私下向媒体透露产品技术和内部信息，那么过去几年美国科技公司的泄密事件，则越来越多的涉及到价值观问题。这一点在互联网公司体现的尤为明显。相比其他领域，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更为注重企业平台的价值观，也更有社会责任感。
或许令谷歌感到尴尬的是，他们知名的“不作恶”格言，反而促使谷歌员工更有“正义感”，将自己的道德准则放在谷歌商业利益之上，频频对媒体爆料放风。当他们发现公司的商业决策或者内部文化不符合自己或者主流价值观，可能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时，不少员工就会倾向于违反员工守则，寻求媒体报道和舆论干预。
单是2018年，谷歌员工们已经将多起存在巨大争议的产品项目透露给媒体，其中包括了谷歌和五角大楼合作的无人机视觉识别技术项目以及代号“蜻蜓”的中国市场搜索产品项目。最夸张的是，布林和皮查伊在内部会议发言刚说完，几分钟后《纽约时报》就在Twitter上发表了他们讲话的内容。最终，在内部员工和媒体曝光的集体施压下，谷歌最终都放弃了这些项目。
除了谷歌之外，Facebook、Twitter、苹果、亚马逊、特斯拉等公司过去两年都曾出现过严重的内部资料外泄事件。其中遭遇泄密最频繁的莫过于卷入美国两派政治斗争的Facebook。几乎每一次Facebook内部会议、内网文章和内部邮件，只要涉及到政治事件，必然会被媒体详尽报道。
看得出来Facebook占据多数的自由派员工对于扎克伯格过去两年努力“骑墙”的立场越来越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近期特朗普争议言论事件上达到了顶点。自2016年大选之后，Facebook管理层明显受到来共和党政府的压力，不愿得罪保守派政治势力，对右派争议言论“能不管就不管”，在“可信新闻来源”里引入极右翼媒体Breitbart，甚至开始赞助共和党保守派的活动。
因为无力改变公司立场，越来越多的Facebook开始寻求媒体曝光干预。2018年，Facebook的“内鬼”向纽约时报、Vice、ProPublica等诸多左翼媒体先后提供了长达数百页的内部培训文件和电子邮件，泄露Facebook在内容管制方面的政策。
当然，泄密的并不是只有自由派员工。虽然硅谷保守派人数并不多，但他们同样也会找外部媒体来曝光自家公司。2018年9月，谷歌内部人士向美国右翼媒体Breitbart泄露了谷歌管理层对2016年总统大选的反应；10月，又有人向右翼媒体Fox电视台主持人卡尔森(Tucker Carson)发送了谷歌跨文化营销部门讨论如何帮助拉丁裔选民投票的电子邮件。
2017年7月，谷歌软件工程师达默尔(James Damore)在内网发表10页博文，质疑谷歌打压保守派言论自由，科技公司推行员工多元化政策的意义。达默尔甚至认为科技行业女性人少并不是因为遭受歧视，而是因为男性更适合科技工作。一些被激怒的谷歌员工在Twitter上公开驳斥此事，更有员工并把博文全文泄露给Vice旗下的Motherboard。
这一事件立即引发了巨大争议，谷歌迅速解雇了达默尔。皮查伊表示，这篇博文发表争议性内容，违反了公司员工守则。后者则提起诉讼，认为谷歌打压自己的右翼政治观点，已经构成了歧视。双方直到上个月才达成和解，具体条款没有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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