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祎：我和中国互联网的沸腾二十年

2016年年末，一部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萨利机长》正在全国影院热映，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来。

2009年 1月 15日，全美航空 1549号班机从纽约正常起飞，飞往北卡罗来纳州，一分半钟后，客机遭遇了加拿大雁群的撞击，随即，机舱里充满了东西烤焦的味道，飞机双侧发动机引擎失效。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驾驶本次航班的机长萨利（人物原型真实姓名——切斯利·萨伦伯格）在短短 208秒内，用冷静和专业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在确认飞机无法降落到附近机场后，他将这架载有 150名乘客和 5名机组人员的客机迫降到了纽约哈得孙河之上，飞机的机尾最先落入水面，然后整架飞机在河面上急速滑翔，最后，飞机停止，整个机身如同一艘大船漂浮在了河面之上，155人的性命得以保全。飞机迫降的整个过程极其惊险，而结果又让人非常欣慰。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之下，这名沉着坚定的机长，创造了民航历史上的——“哈得孙河奇迹”。

这部影片让我心生感慨。

我是一个超级电影迷，家里的硬盘存有成千上万部电影，都是按照目录分好的。很多电影我观看多遍，也有很多电影让我着迷，但是没有哪一部电影比《萨利机长》更能让我联想到我所经历的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

我的成长几乎伴随了整个中国互联网的成长，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开始在校园里销售反病毒卡，再到离职北大方正后创立 3721，从与CNNIC的战斗到成为雅虎中国的总裁，从互联网第一口水战到“3Q”大战，从免费杀毒到 360的商业化，一直到 360成功在美国上市。这二十年当中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也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让人难忘。如同每一个还算成功的创业者一样，一路上我遇到的九死一生的事件从来没有少过。其中的艰难坎坷，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虽然互联网创业者可能永远不会遇到像萨利机长一样的极端状况，但是我依然感觉它们冥冥之中有某种共通之处。

那共通之处就是——人们如何在没有前车之鉴的判例中进行决策，又如何在泰山压顶般的压力之下做出最优的判断。对于创业者来说，每一天都是压力测试。

从零到一，每个创业者在从无到有创立一家公司后，都要经受非人的考验，每一天都有形式不同的突发情况，大家都要经历那种面对突发情况的紧张、九死一生的惊险、迅速做出决策的逼仄、死而复生的恍惚。这所有的一切都如同本·霍洛维茨在《创业维艰》里描述的那样——解决这些难题，没有任何公式套路可用。

对于创业者来说，每一道难题都是新的。于是，创业者经常感觉到——“没有任何良方可以掌控错综复杂、变幻不定的局势，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创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带领一群人走出困境，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制作出一系列热门金曲，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助你成为全国橄榄球的四分卫，没有任何良方可以让你竞选上总统，也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在你生意衰落之时激励你的团队。”

我完全理解本·霍洛维茨的观点，早就体会过那种每天在风口浪尖上行走的感觉。但是他说的这一切都指的是——每一次遇到问题，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去解决企业成长中的困境。一切的一切，只能赤手空拳地去判断、去决策、去着手解决，有的时候甚至会面临一场豪赌。因此，企业家只能沉着冷静，再凭借一点点的运气，运用平时积累出来的商业上的专业方法，努力让风浪化险为夷，这是最考验创业者胆识的时刻。

对于我来说，我经历过的这种惊险时刻数不胜数，2001年，我 31岁，与号称有官方背景的机构 CNNIC公然抗争，在中文域名领域杀出一条血路。公众就这样认识了一个“好战的周鸿.”。2003年，我 33岁，以 1.2亿美元变卖了自己创办的公司 3721，成为雅虎中国总经理，试图用雅虎的强势地位在搜索领域进行突围，却陷入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文化冲突与话语权之争的典型困境。2006年，我 36岁，因为痛恨到处横行的“流氓软件”，我从 360抽调队伍进入查杀流氓软件的行列，终于在 2008年“挥刀自宫”，进军免费杀毒业，从而颠覆了这个行业，成了一个“造反派”。

有人问：周鸿祎到底是裹足不前的网络安全行业的拯救者，还是摧毁二十年行业基础的破坏狂？再之后，绝无仅有的“3Q”大战波及了数亿网民，“二选一”的决策让互联网开放的精神第一次受到了考问，也让中国互联网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反思。而在这次危机当中，我也最鲜明地感受到了那种绝处逢生的境地。

是的，在领导企业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看似没有良方，而很多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次危机都不可能经过事先的测试，而每一次行动，都意味着无限的未知。这让我屡屡想起艾森豪威尔，在做出诺曼底登陆的决策之后，人人都将他视为历史的英雄。我们歌颂他在盟军出发之前的豪言壮语：

“你们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去进行一场伟大的圣战，为此我们已精心准备了数月。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你们，各地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期望与祈祷伴随着你们。我对你们的勇敢、责任心和作战技巧充满了信心，我们迎接的只会是彻底的胜利。”

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都赞叹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次行动是空前壮举，而谁也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曾经也对行动的成功表示怀疑，他甚至提前草拟了一份行动失败的发言。

在多年的创业过程中，我和很多创业者一样，都经历过萨利机长的困境，经历过艾森豪威尔将军表面信心满满，其实内心犹豫恐惧的心态。我幸运地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与灾难，也以向死而生的心态进行过多次不得已或者不得不的抗争，我有时候被视为勇敢的异类，有时候被称为叛逆的极端，有时候被称颂为先行者，有时候被称呼为造反派。纵观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我时而冲锋陷阵，时而腹背受敌，用自己的身体力行体验着中国互联网的无限可能。

时至今日，我觉得一切对于我的定义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历史赋予了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这种机会，这种通过最残酷的竞争在最公平的市场上进行角逐的机会，这种通过互联网连接全世界最鲜活血液的机会，这种以足够自信、相对公平的姿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角逐与竞争的机会。

因此，我乐于分享我的经历，分享二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成长带给创业者以及网民的故事，分享创业过程中，那些在没有套路可循却必须杀出一条血路的经历，分享那些在诚惶诚恐中杀敌制胜的瞬间，那些如同萨利机长一样勇敢沉着的状态。我相信，这种分享可以给更多的中国创业者一些勇气、一些启迪，我也愿意通过我的经历，让大家看到放手去搏的乐趣所在。

对于我来说，我更感谢这样的互联网环境，能容纳我这样一个“异类”的存在。众所周知，具有挑战、颠覆精神的人在中国当下的环境当中是很难生存的，有人说我有点偏执，过于迷恋技术，不太符合中国传统的一些价值观。也有人说老周不懂人情世故，离开了互联网肯定四处碰壁，多半成为一个一事无成的老愤青，最多也就是一个性格古怪的程序员。

但是一旦有了互联网，一切皆不同。这是一个可以容纳不同思想、不同创意的世界，这是一个可以“难得本色任天然”的地方。我们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生逢其时地赶上了计算机在中国的发展，赶上了互联网这个产业的出生，这也成就了那些正好出生于 20世纪 70年代，希望用新技术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如同美国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用数据的方式分析美国的顶尖互联网人才为什么会在现在脱颖而出时所说的那样——“1955年前后正是计算机革命时期，出生太早，无法拥有个人电脑，而出生太晚，计算机革命的时机又被别人占去。因此，那些奇才异类得感谢机遇的眷顾。”而中国的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除了感谢天赋，无疑也应该感谢历史给予的机遇。

纵观沸腾二十多年，这是中国互联网的胜利，也是开放精神的胜利。甚至有人说，互联网是改革开放的下半场。这里产生了更多的阳光财富和社会偶像，也是未来中国年轻人驰骋的战场，这种包容开放可以点石成金，可以让人们的性情尽情彰显。这是一个风起云涌、允许试错的年代，我也更渴望去探索下一个互联网高地。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回顾了自己年轻时伴随着计算机年代的成长，回顾了自己贫穷的程序员生涯，也回顾了很多场经典的商战，这里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有克敌制胜的成功；有毫无情面的争吵，也有无可奈何的妥协。这个过程也记录着中国互联网从草莽、无序、充满了灰色地带和原罪，走向规范、真实、强大的亦步亦趋的成长。同时，对于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也坚信，当更多的智能网络运行在软件之上，安全的需求将变得越发强烈。当人类科技文明发展得越来越强大，对于网络安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而安全出身的360，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大有可为。

由于众多的故事体量庞大，因此我的故事不可能一次写完。这次回忆，是从我的童年一直写到 360上市，对于 360上市之后的众多更加精彩离奇的商战故事，将来将另成一书。相信那时候对于互联网后来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故事，将有更加坚实的定论。

它，是这个时代的史诗。

注：本文摘自《颠覆者：周鸿祎自传》的前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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