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女性平权与提高生育率不冲突 | CEO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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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三八妇女节将近，男女平权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地位普遍提高的现状又在生育意愿面前面临了新的挑战。

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规定了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以及不得询问生育意愿等内容。该政策旨在维护女性职工的平等就业权利，但因怀孕和哺乳期间势必会增加企业劳工成本、导致了该政策的治标不治本。

对此，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发表了一篇关于女性平权与生育率是否相关的文章，梳理了欧美国家值得借鉴的促进平权的相关法律和条例，并给出了促进我国男女平等的一些建议，主要观点如下：

欧美国家可借鉴的法律和条例：

• 扩大幼托服务。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法国等国，由政府提供普惠性的托儿所，帮助职业女性产后可以尽可能地恢复工作。
• 弹性办公和在家办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
• 完善公共设施。北欧国家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哺乳室、童车走道灯等各种贴心的育儿便利设施。
• 保障单亲家庭，使非婚生小孩在法律和福利享受同样的待遇。
• 允许高科技手段生育，降低育儿的机会成本。

促进男女平等的政策措施：

• 缩短中小学学制。12年学制教育不仅加重了养育的负担，而且压缩了高学历女性来择偶和生小孩的时间窗口。可将中小学从12年缩短到10年。
• 提倡子女随母姓。

此外，梁建章还表示，想要真正地实现男女平等，就应该整个社会形成共识：男性要积极参与抚养孩子和其他家务。从这个角度来讲，男女更加平等的社会反而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总而言之，梁建章认为女性平权和提升生育率并不一定会有冲突，这在很多高福利的国家已经得到了验证。如果整个社会从政策上和观念上给予更多的支持，让中国的女性有更多资源和途径，自由地选择什么时候生、什么方式生，那么整个国家生育率就会提高。（钛媒体编辑陶淘整理）

以下为梁建章文章全文：

又逢三八妇女节，中国女性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了大幅度提高，无论从教育程度和职业发展水平都是世界上比较高的。 但是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社会上出现了女性平权的担忧。最近，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规定了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以及不得询问生育意愿等内容。

应当说，上述新规的确体现了政府对于女性的关爱，旨在消除当前职场存在的种种性别歧视。但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迎接新规的不只有掌声，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给面试官支招的网络段子。

比如在面试不能询问婚育状况的限制下，那么可以问：“公公婆婆带孩子身体可硬朗”“幼儿园收费多少”“一个孩子寂不寂寞”。还有网友更直接地表达了悲观态度：“好了，这下企业直接不招女性了。”以上表述虽然具有调侃成分，但是也流露出民众的无奈心理，以及普遍不看好新规实施效果的判断。

新规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还是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因为目前的现实是：当女员工身处怀孕和哺乳期的阶段，的确会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负担。企业则有太多办法把这些成本转嫁给职业女性和他们的家庭，求职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只是表象之一。尤其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职业女性的生育率已经处于超低水平。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受过大学专科、本科教育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0.83和0.79，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这是因为中国的育儿成本几乎是世界最高的（我在以前很多文章已经分析过，相对于收入来说，中国房价和教育成本是世界最高的），政府只有通过大幅度财政补贴，才有可能使得生育率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初步测算，每年需要拿出相当于GDP的5%的金额（相当于四万亿元左右），以现金和减税的方式来鼓励生育，才有可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

那么在鼓励生育的同时，会不会加剧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呢？这应当是很多年轻妈妈或者未来妈妈们特别担心的问题。

不妨先来看看其他国家的做法。在发达国家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最高，而他们的女性地位也是最高的。那么，北欧国家是如何同时实现以上这两点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例如，瑞典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继承权，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不论男女，长子（女）继承王位的君主制国家。瑞典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约占40%。另外，瑞典在1980年代颁布了专门的《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近年来，瑞典生育率达到1.9，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

再来看冰岛，这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名妇女育有两个孩子。在冰岛，女性就业率超过80%。这一方面得益于冰岛相应的社会福利，比如90%的冰岛儿童都能进入到由国家出资的公立幼儿园就读。

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在降低生育成本和保障女性地位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1）扩大幼托服务。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法国等国，由政府提供普惠性的托儿所，帮助职业女性产后可以尽可能地恢复工作。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建议把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具体方式可以加大财政投入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2）弹性办公和在家办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 携程公司十年前就尝试允许部分服务人员在家处理客户请求，工作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反而提升了。 最重要的是，这项措施特别受到刚生小孩的女性员工的欢迎。

3）完善公共设施。到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哺乳室、童车走道灯等各种贴心的育儿便利设施。我们去欧美旅行，经常看到只需要一个妈妈或者爸爸，就能够独立且轻松地带着两三个小孩在商场购物。相比之下，年轻家长们在中国公共场所能够获得的帮助则比较有限，哪怕只带一个孩子出门，每次往往也需要各种兴师动众的事先准备。

4）保障单亲家庭。在北欧国家，单亲妈妈的情况非常普遍。在法国和一些北欧国家，很多小孩都来自于非婚生家庭。这些国家的非婚生小孩在法律和福利享受同样的待遇。我们当然不是提倡单亲家庭，但是也不能歧视单亲家庭。

5）允许高科技手段生育。现在的试管婴儿和冻卵技术已经日益成熟，很多欧美国家允许女性选择通过这些方式延长自己的生育寿命，降低育儿的机会成本。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远远滞后。

中国除了应该跟进这些国际上普遍的降低养育成本的做法以外，还需实行更多和更激进的政策措施。这是因为，相对于这些国家，中国有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即男人在事业上应该强于女人，而女人实际承担了大部分养育小孩和其他家务。很多男性为了逃避家务，有产假也不休。

而另一方面，中国女性在学历和职业生涯方面也面临同样的压力，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都是世界上非常高的。中国的女人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学习、工作、择偶、做家务、养小孩都要不输于或者强于男人。但中国女性不是铁人，当每样事情都压力山大时，择偶和养小孩就会被挤压。其后果就是中国未来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将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所以中国应该采取比其他国家更加激进的鼓励生育和男女平权的政策。

我这里提两条比较激进的提升妇女地位的政策措施：

1）缩短中小学学制。在目前实施的12年基础教育中，浪费了两年时间纯粹用于应付高考和中考。这种低效的教育体制不仅加重了养育的负担，而且压缩了高学历女性来择偶和生小孩的时间窗口。教育提效的改革办法之一，就是将中小学从12年缩短到10年，从而大幅度减少这种巨大浪费。其实在几十年前，小学和中学就是5年而不是现在的6年，现在基础教育的各种投入增加了，为什么效率反而低了呢？缩短学制对于女生尤其好，因为女生本来就比男生更加成熟，完全可以提早大学毕业和工作，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平衡家庭和事业。

2）提倡子女随母姓。姓氏传承权似乎是男女不平等的最后残余。我们认为女儿跟妈妈姓，儿子跟爸爸姓是最合理的一种缺省安排，这样在不影响子子孙孙父系传承的体系下，多了一个女儿—外孙女的母系传承体系。如果夫妻双方都希望传承姓氏的话，更多的家庭会追求儿女双全，整体社会的幸福感和传承感都会增强。当然，子女随父姓还是随母姓，最终还是应该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

上述办法只是整个社会改变观念的一些建议。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共识：男性要积极参与抚养孩子和其他家务。否则别说生孩子，恐怕女性连结婚都不愿意了。承担家务的不平等还间接导致了中国女性过高的择偶标准。 试想，找一个老公还没自己赚的多，还要承担家务，还不如不结婚呢！如果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不改变，必然就会有大量高学历女性找不到伴侣。在欧美发达国家，高学历女性的结婚率并不低，这是因为她们不介意找比自己弱的男性，而这些男性也会承担更多的家务。从这个角度来讲，男女更加平等的社会反而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总之，我认为女性平权和提升生育率并不一定会有冲突，这在很多高福利的国家已经得到了验证。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切实降低生育成本，提高女性地位，或许也能在促进男女平权的同时提升生育率。如果整个社会从政策上和观念上给予更多的支持，让中国的女性有更多资源和途径，自由地选择什么时候生、什么方式生，那么整个国家生育率就会提高。

爱孩子是是女人的天性，所以要更多的孩子，首先要让女人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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