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民办幼儿园求变记：资本与良心、营利与普惠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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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这片市场，掺杂着资本与良心的博弈，但当资本火候过大、不顾幼儿死活的时候，政策这个指挥棒就会出来居中调停。它虽一直不显山不露水，但甫一发声，便能搅得天地风云变色。
10年前，中国幼儿园毛入园率刚刚到50%，后来是民办园的发展弥补了公办园的缺位，助力适龄儿童的毛入学率在2017年达到八成。民办园体量快速发展，到2017年9月，新民促法面世，给幼儿园资产证券化扫清障碍，一时间，资本疯狂涌入。
然而，营利教育要向股东负责，在索要回报这方面，资本从不懂得手软。民办园承受了资本的压力，于是本该用于改善师资的钱用到了股东利润分配上，盈利成了运营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幼儿园成了为少数股东谋利的工具。
于是，问题接踵而来，最为惨痛的是虐童事件。倘若此时，对营利性民办园不加以控制，反而任其野蛮生长的话，服务于大多数人的教育将彻底变质。
学前教育不该为资本和少数人服务。于是，2018年11月，学前教育新规发布，堵死幼教资产上市之路。紧接着，2019年1月，小区配套园相关规定下发，对其举办所有者性质下了死命令。
至此，营利园与普惠园“二八分层”格局显型，岔路口上民办园如何抉择？从数据上看，2016年，我国中产阶级比例已到20.4%，两种比例数值存在的差异，是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双元市场特征下的资源错配？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幼儿园数量逐年增加，预计2018年幼儿园市场规模达2300亿元，如此充满诱惑的数字，与步步紧逼的政策并行，资本还能否继续搅动一池春水？
“互为路人”
用坐过山车，来形容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历程再恰当不过。民办园就像是有一颗功率不大好的心脏，手里捏着速效救心丸，随时准备来一口，顺便唱上一首《忐忑》。
而影响学前教育这辆车速度的，先是政策，后是随政策而动的资本。2018年学前教育新规下发，给学前教育资产带来致命影响，加上普惠园政策加码，一时间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民办园年岁不大却饱经风霜，甚至让人想不起它也有过辉煌。
民办园的兴起源于“入园难”。
建国以后30年，改革开放走入市场首先发现的并不是幼教这个行业的蓬勃发展，反而幼教行业在一定时期一直维持在全国16万所园的数量，而且在2001年还退步到11万。
“幼教这个行业某种意义上讲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被国家忽视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在风雨中自己飘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孩子根本上不了幼儿园，家长只能接受。”康雁（Etonkids总裁兼KA儿童之家联合创始人、CEO）说道。
2002年民促法颁布，民办幼儿园正式获得合法地位，这一阶段，教育部门办园几乎无任何增长，民办幼儿园是绝对“一枝独秀”，到2009年，园所数从5万变成9万，在园儿童人数从400万到1000万。
（2002-2009年幼儿园数量及人数）
不过，即使到2009年，中国幼儿园毛入园率才刚到50%，至少有一半的孩子在接触K12阶段教育之前，未曾有过学前三年教育的经历。
为了解决幼儿园数量不足的问题，从2011年起，国务院开始实施多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这带来的结果是，适龄儿童的毛入学率在2017年达到八成，而这一“飞跃”得益于社会力量参与办学。
（数据来源：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有数据显示，2012年，民办幼儿园的在园幼儿数达到1853万，首次超过公办幼儿园，成为中国学前教育的主体。此后民办幼儿园的增速不减，到2017年，已有56%的孩子在民办园上学。
至此，“入园难”问题有所缓解。
尽管民办园在学前教育普及率的提高上发挥了不容小觑的力量，然而刚刚崛起的民办幼教资产，还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这时候的资本，对其仍处于一种观望态度。
用夏勍（诺博教育董事长兼CEO）的话说，就是“互为路人”。“资本大爷在路上走着的时候见到了年轻的幼儿园阿姨，大爷只是看了一眼阿姨朴素的打扮，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
“疯狂追求”
从学前教育接触资本的历史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是威创股份的四起收购事件。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威创的转型尤为彻底。
2015年，威创股份以100%股权收购红缨教育，此后，又先后收购了金色摇篮（100股权）、鼎奇幼教（70%股权）、可儿教育（70%）等公司。两年时间内，威创股份从主营业务“超高分辨率数字拼接显示墙”，成功转型成为幼教行业龙头。其中红缨教育、金色摇篮都已超额完成对赌业绩。
威创股份2017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威创股份实现营收4.75亿元，同比增长4.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亿元，同比增长45.43%。而这样的抢眼业绩委实要归功于其新增的幼教业务，2017年上半年，红缨教育实现营收1.00亿元，实现净利润2738.78万元；金色摇篮实现营收8814.20万元，实现净利润5619.64万元。总体来看，幼教行业占营收比重达39.67%，相较于去年增长了13.11%。
有珠玉在前，一时间，幼教资产成为不少公司瞄准的收并购对象，风头无两。除了威创股份，一同向幼教行业发展的还有秀强股份、长方集团、电光科技等。
然而上市公司对幼教资产的疯狂加码，其背后却是二级市场的跌宕起伏。
正如某业内人士所言：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高PE，当公司原主业遇到发展瓶颈时，往往通过资本来整合产业以获得高估值，以此获得垄断性优势。这无疑是一场独属于资本的游戏。
尤其是自2015年以来，随着证监会“放松管制”，扫除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并购重组的障碍，鼓励上市公司的市场化并购；2017年9月，新民促法面世，允许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由此，民办学前教育加速驶入快车道，幼教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成为了资本眼中的“香饽饽”。
然而，不容忽略的是，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其就像是深山的狼，目光坚定，只会是奔着鲜血而去。
多事之秋
2017年9月，红黄蓝在美IPO，资本敏锐地意识到，幼儿园资产是能够独立上市的，幼教资本化原来还能这样玩。在红黄蓝IPO带动下，民办化、资本化、连锁化成幼儿园发展新趋势，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幼教市场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虐童”是其中最为惨痛和极端的案例，是资本开出的“曼陀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幼教资产过度扩张，而园所在运营、师资、管理、监督等方面跟不上的结果。
以红黄蓝为例，一开始红黄蓝自建直营幼儿园，根据实践经验，每新开一家幼儿园，从开始筹备到成熟期大约需要4年左右时间，大多数成熟幼儿园的毛利率通常在20-40％左右；后来红黄蓝又双线发展出加盟模式，由加盟商出钱，红黄蓝负责输出品牌和管理经验。
“先以直营园所站稳脚跟，后开启轻资产加盟模式”可以归纳为红黄蓝主要资产幼儿园和亲子园的扩张方式。在扩张速度上，特许经营的加盟模式远高于直营模式。
数据显示，2014年到2016年，红黄蓝直营幼儿园分别有50、62和77所，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一举增加15所直营园，占到直营园总数约20%；直营亲子园分别有24、14和10所，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17年年底，红黄蓝在全国30个省市开展了85家直营和210家特许经营幼儿园，全国一共开了953个亲子园。
喜人的数据下，危机暗藏。上市不到两个月，红黄蓝就爆出了北京朝阳区新天地幼儿园“虐童事件”。
教育行业自来就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诸多服务细节需要打磨，资本的逐利行为，却恨不得红黄蓝“飞起来”，直营园、加盟园良莠不齐，部分幼儿园过于追求业绩，使得师资、教育内容、服务质量和安全把控方面无法得到保证。
“我感觉做品质和做规模其实是矛盾的，要想真心做一件事就不要贪多。”康雁讲道，“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过去几年，反复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虐童问题。这都是由于扩张速度过快，我们的管理超出了能力所覆盖的范围。”
他补充道，苏宁可以有上万家店，麦当劳也不错，人家是以非常优质的标准化的管理能力去实现万店覆盖的，“幼教行业还远远没有到这种程度”。
然而，比“虐童”更令人寒心的，是资本的态度。
“虐童事件”后，红黄蓝股价跌幅近40%。然而仅仅在红黄蓝高管宣布5000万美元股票回购计划的一个周末后，红黄蓝一度腰斩的股价出现反弹，在盘前交易中一度上涨近15%，收盘涨幅达9.73%，周二股价继续反弹，收盘涨幅超过了23%。
这一极具反差的数字再次证明“当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
具有公益性质的教育被当成了一门赤裸裸的生意，只为资本和少数人服务，将每个孩子，每个家庭，整个社会的未来交付于利益，这本身就是一条“走到黑”的路。而教育的未来应该是光明的。
“质本洁来还洁去”
2018年11月，学前教育新规发布，给“荒唐许久”幼教市场来了一次悬崖勒马。
新规指出，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这无疑于直接堵死了营利性幼儿园的上市之路，也就是说，民办营利性幼儿园只能通过学费和服务费用赚取利润，这让民办幼儿园投资和并购之路变得更加曲折。
学前教育新规发布首个交易日，港股、A股教育板块低迷收盘。新规发布当晚，红黄蓝股价出现腰斩。盘前跌幅25%，开盘后一度暴跌近53%，之后紧急临时停牌，很快恢复交易后，跌幅一度扩大至近60%。
此外，新规发布不到一周，群兴玩具发布公告称，终止设立群兴彩虹蜗牛幼儿园并购基金。并表示：公司自2018年7月披露公告拟成立群兴彩虹蜗牛幼儿园并购基金以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在学前教育领域投入任何资金、没有出资设立任何幼儿园并购基金、没有出资收购任何幼儿园，所以国家学前教育政策变化不会对公司产生任何影响。仿若此前豪掷2个亿成立基金打算并购幼儿园资产的不是它。
资本表现得竟如此干脆，它及时抽身，就像是选择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另一半，其无情、冷酷，却也恰恰迎合了政策希望达到的目的：学前教育应该回归它原本的样子，它脱轨太久了。
在资本逐利下，“入园难”、“入园贵”变本加厉，成为困住广大幼儿父母的枷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规特别提到：到2020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将达到80%。再次将之前的普惠园政策规定提上日程。
所谓的普惠园，是指接受政府价格指导的面向公众开放的合格幼儿园，包括公办园和非营利性民办园。为了大力发展普惠园，政府鼓励民办园转为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同时给予其一定补贴，
幼儿园已经“面目全非”太久，普惠园的规定能否解救被困住的幼儿父母，曾经野蛮生长的幼儿园，出路又在何方？
各有千秋
民办幼儿园按照学费和园所环境被划分成中低端、高端幼儿园。这样的划分标准约定俗成，“但如何分类幼儿园还是以办园品质为标准来划分更好。”李婷（大爱幼教CEO）说道。
从当前来看，一线城市一般高端园收费在8000-10000元/月；中高端幼儿园收费分为3000-4000，4000－6000，6000-8000等三个档次；低端幼儿园一般分为1200-2000，2000-3000两个档次。
收费不同，学生能享受到的软件跟硬件上的待遇自然也不一样。比如，高端幼儿园可以请到优秀的外教，会组织学生开展游学，低端幼儿园因为收费低，预算里就没有这方面的支出。
如今，国家为解决“入园贵”难题而大力推广的普惠园，已经成为大略方针，在此影响下，幼儿园市场格局会发展成什么模样？
在夏勍看来，对普惠园政策最敏感的当属中端幼儿园，“普惠园政策将把中端幼儿园向两头挤压”。
因此，中端幼儿园的出路有两条：要么，提升品质变为高端幼儿园，将自身的课程特色、服务、品牌等打造地区别于普惠园，从而吸引对教育服务有特殊需求的家长，并收取较高学费来支付高额房租以及优秀的人力成本。
要么，降低成本，保证安全，做好幼儿看护工作，做成普惠园，此外，为了幼儿园密集区保证竞争优势，可以保留一定的课程特色服务。
他还补充道，极低端幼儿园、不合安全条件的黑园会直接被淘汰。
李白（联帮在线CEO）同样认为普惠园政策下发后，中端幼儿园或许将不复存在。不同的是，她认为，所有的中端幼儿园都会转变成普惠性幼儿园。
也因此，业内普遍认为，未来的幼教市场将逐渐形成“高端+普惠”二八分成格局。
通俗地讲就是“专人专事”，“要普惠就做普惠性幼儿园，要营利就做营利性幼儿园，低端抓实惠，高端做特色。”有业内人士这样说道，“普惠与高端，背后是园所是否营利。”
也有园长表示，转型方向的选择，主要跟园所自身条件与定位有关。在他看来，如果园所本身有自身的品牌，可以获得教育局以及家长的认可，自然要做高端。
李朋强（水合资本合伙人）则认为，除了将园所转换为普惠园或高端园外，幼儿园不妨考虑做业态延伸或者做2B服务，或者变成幼儿园的服务商。
李白想得更长远一些：“目前的情况是，走普惠的幼儿园，国家会给一定的补贴；高端幼儿园则供有余力的家长为孩子选择。但是我觉着这样的阶段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未来应该是像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等国家一样。”
她进一步解释道，每一个家庭的税收跟孩子的个数会被录入进人力保障系统当中，政府会基于家庭的收入情况（比如税收缴纳少，或者是单亲家庭），在孩子不同的年龄段给予相应的补贴。“家长只需要选择幼儿园就好，政府会把相应的教育补贴直接下达到孩子所在的幼儿园。家庭只需要缴纳他应该缴纳的一部分就好。”
李白认为，如果这种形式被采纳的话，也就意味着不管家长选择哪种性质的幼儿园，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而不是一刀切的，从幼儿园的角度去限制收费”。
园所选择普惠还是高端，决定了其是否选择营利，然而，对于小区配套幼儿园来说，不管是办成公办园还是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都不得营利。
而政策对于小区配套幼儿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的规定，十分关键。
小区配套幼儿园非营利性的必要性
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后，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
也就是说，“二八”格局下，若民办园选择转为小区配套园，或者园所本身在小区内，“营利”将与其无关。
选择这样做的理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2017年全国学前教育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城镇小区有的没有配建幼儿园，有的虽然建了但没有办成公办园或者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这是造成城镇“入公办园难”“入普惠性民办园难”“就近入园难”的重要原因。
夏勍从财产所有者的角度分析：“法律上，因为小区配套园地产开放商未交土地出让金，幼儿园资产属于国有，因此应交还政府。”
事实上，小区配套园不得营利的规定，学前教育新规中也有提及。有专家认为，该条规定，针对的正是不少房地产商将教育作为营利点，故意将小区配套园建成高收费园所。数据显示，在一线城市，不小区配套园收费已经达到4000元/月，更有甚者，高达8000元。受地域垄断性的影响，不少家长只能选择妥协。
“小区配套幼儿园被建成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已引起很多小区居民不满。哪怕小区中的富人不少，有能力支付天价保教费，可作为小区公共服务配套的幼儿园，是面向周围所有小区居民的，加之具有地域上的垄断性，因此，必须办为普惠园。”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说道。
在他看来，如果要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可以选择在其他场所举办。“这虽然会提高营利性幼儿园的办园成本，但举办者要意识到，既享有配套政策优惠，又举办为营利性幼儿园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不过，在夏勍看来，小区配套园具体是要举办普惠园、公办园还是高端民办园，都无可厚非，应该看此园周围社区人群的定位。
他还提出一个建议：“如果周围都是高端人群，对高端幼儿园有很强的市场需求，政府也可以将国有资产竞价出租，办成满足市场的高端园。可以将收回的租金用来投资其他位置的普惠园，或变成教育券给到附近的工资水平较低的社区居民。”
然而，一个不容改变的事实是，园所的质量不应该因其性质的变化而降低。
普惠≠平庸
关于小区配套园规定的通知发布后，不少人都担心未来中国的学前教育，毕竟，虽然有财政补贴，但其数额也可能是很少的，有名为“大山九”的作者在简书上发文呼吁：别让“普惠”政策成为中国幼教走向平庸的开始。
他在文章中指出，作为小区配套园，势必被普惠：即收费受到限制，补贴少且附加管制；而优秀的教师、优秀的管理、优质的环境、优质的食材、丰富的教具、丰富的活动……没有一项是不需要大量投入的。
如果让它们退出配套园场地易地重办，更是致命一击：首先社会上适合办幼儿园的场地很少，而自建场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无此实力。另外，还有一个不应忽略的事实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提高，有相当比例的群体愿意为优质教育买单，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低价和普惠。
而这样的担心，来自对政府补贴的担忧。正如熊丙奇说言：“普惠民办幼儿园会降质，是基于政府对普惠民办幼儿园补贴少、管制多，比如按政府限价或指导价收费，但补贴却很少，政府财政补贴加新的保教费标准，与之前的保价费相差很远，那这确实会影响转为普惠的民办幼儿园质量。”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北京市财政局和北京市教委近日印发《北京市市级财政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修订）》，与此前“暂行”版细则相比，用于公益普惠园办园成本支出补助的生均定额补助不再分为一二三级，而是统一提高到每生每月1000元。因此，只要合理制订财政补贴政策，降低保教费并不会降质。
截至目前，已有多个地区出台了普惠性幼儿园认定与管理办法、普惠性幼儿园补贴政策：
（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此外，他还表示：“提高民办幼儿园的办园质量，最重要的是落实和扩大幼儿园的办园自主权，减少行政干预，让幼儿园把精力都用到办园上。”
熊丙奇补充道：“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治理民办型小区配套幼儿园时，既要补贴到位，同时放权到位，即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加大对普惠民办幼儿园的扶持力度，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在依法监管所有幼儿园规范办园基础上，落实幼儿园自主权。”
李婷同样表示：“建议地方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在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严格遵循通知提出的‘一事一议’、‘一园一案’的针对性整改要求。”她还表示，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具有吸引力的普惠性幼儿园财政支持政策和补贴标准，激发其积极性，避免出现“只管不理”“普而不惠”“低而不优”的现象，从根本上达到“降价不降质”“普惠不普通”“公平有质量”的目的。
“二八”分层已成定局，正如某位业内人士说的，政策带来的综合影响是：资金全面收紧，竞争加剧，整体成本上升，教师数量进一步紧缺，小区配套整改风险高。
那对于一直以来，在幼教发展史上发挥着无法忽视作用的资本，又该何去何从？
资本的“另辟蹊径”
王红兵（壹点壹滴董事长兼CEO，原红缨教育CEO）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政策的核心本质不是营利和非营利，它的本质是普惠。”在他看来，政策给学前教育很重要的信号，无论是政策、资本，还是互联网，同时都在宣告一件事情，中国学前教育这个产业挣快钱、轻松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
“以前开一家幼儿园，收入1000万或是500万，毛利率至少有40%。原因在于学前教育是免税的。今天你要申报为盈利，那税就要砍掉一半，你盈利的部分就砍掉了一大半。除此之外，还有场地成本。”王红兵举例道。
在他看来，那些之前盈利能力强的幼儿园，很多当时用的都是小区配套幼儿园，“但今天小区配套幼儿园纷纷要办成普惠幼儿园。租商业用地的房租很高，再加上税收成本，整个成本都在快速上升。”
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帮助幼儿园提升效率，帮它省钱成为当下幼儿园从业者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李朋强说道：“幼儿园逐渐进入微利时代。”
在他看来，政策下发后，之前所进行的幼儿园产业的整合并购上市的路径已经走不通了，资本可以先缓缓，调整所关注的领域。
他比较看好给幼儿园做赋能的项目：一类致力于帮助幼儿园提升办园质量，比如做师训；另外一类是帮助幼儿园投资人变现的项目，基于现有流量变现或做产业业态延伸。
投资人应该注意人和事的匹配程度，重点看幼儿园是否具备转型成营利性幼儿园的资质（是否是小区配套园等）和能力。此外，他认为新规会强化对幼师的培训，产业的升级背后一定是人才的升级。因此，幼儿园自身的师资、课程、管理等同样重要。
李白站在投资人的角度，认为高端幼儿园更有投资价值。“从发达国家的例子来看，谁能拿到私立民办幼儿园的执照，基本上就是一个金饭碗。虽然投资幼儿园谈不上能获得暴利，但所获得的的投资收入非常稳定。所以要投资的话，就投资营利性的幼儿园，毕竟作为投资来说需要有回报的。”
夏勍表示在政策影响下，向幼儿园提供管理服务的公司迎来发展机会：“尤其是具有互联网属性的，产品技术壁垒较高的，可以获取家庭儿童数据的教育机构。”他还补充道，“科创板的创立也更会让这样的学前教育公司有很大的机会。”
“二八”分层下，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矛盾
政府文件中已经明确指出，未来普惠园的覆盖率将达到80%，即主旋律是普惠，营利性幼儿园逐年减少，然而同一时间，有一个摆在眼前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我国是否会有如此多的家庭需要普惠园？
有数据显示，我国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壮大，新兴中产阶层与富裕阶层的比例在2016年时，已经达到20.4%，需求侧与供给侧两种比例数值存在的差异，是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双元市场特征下的资源错配？
康雁以自身为例，说道：“普惠园政策出来后，我们Etonkids很多家长说千万不能转普惠，如果转的话，他们就会到其他的营利园去。家长希望有差异化的教育、有国际化的教育、有定制化的教育，他们同时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的教育一定需要好的资源。”
那有多少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在康雁看来，未来五年，真正有品质的高端园会供不应求；民办园、普惠园、公立园的家长一定会在校外寻求教育进步，“体制内满足不了了，750块还想教美术、英文，还想请外教？一定有大量的K12机构会在市场上发展，家长会在孩子下课以后去找额外的机构去补孩子在课堂里面获得不到的课程。这是市场需求造成的。”
然而，无论如何，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是提高教育品质是不二法门。“全行业都面临一个问题，怎么给我们幼师一份有尊严的职业，有发展的职业，真正在体系上能够成长的职业。这些是我们这些从业者要去思考的，里面有大量的机会。”
政策落地避免“一刀切”
“入园难”“入园贵”是幼儿园一直为人口诛笔伐的点，由于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家长没有选择甚至无法选择。正如熊丙奇所言，当市场机制失灵时，一些幼儿园举办者并不重视办园质量，只想着如何快速扩张谋利。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即便是一些天价幼儿园，“虽然保教费高，但是，幼儿园的管理却比较混乱，教师待遇也不高，之前已经上市的幼儿园集团还曝出过虐童丑闻”。
因此，发展普惠园，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一方面可以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提高幼儿园整体质量。”
熊丙奇解释道，当普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增加，营利性民办幼儿园要吸引生源，就必须提高质量，制订合理的保教费标准。这可切实消除部分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短视办学行为，重视打造品牌，也改变民办幼儿园“暴利”的形象。
然而，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民办园在转为普惠园的过程中，会导致很多无法避免的问题出现。
有家长跟媒体反应，自己孩子上的幼儿园在转为普惠园之后，尽管学费变少了，但是孩子上的保教课程出现了撤课的情况：比如之前的外教课、轮滑等特色课程都取消了。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民办普惠园生存压力很大，其学费收入可能仅能覆盖其基本的运营和人力成本，但是一些外教、素质教育方面的课程可能无法跟得上。
此外，普惠园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入园容易”。此前有家长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她所在的地区人口密度大，但幼儿园数量并不多。“学费降到了750，一下子便宜了很多，有许多人蜂拥而至，报名更不容易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家长对自家所在小区幼儿园转为普惠园十分不满：“虽然普惠园便宜，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而她所在小区的人群收入普遍较高。她担心幼儿园转为普惠园之后，原来园所开设的类似亲子游、外教课等活动会被取缔。“这会导致课程质量下降，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以上列举的也是当下，民办普惠园普遍面临的一些问题。
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家长和幼儿，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并不是为了“80%”这样一个好看的数字。因此，笔者认为，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应该更加人性化、更加灵活，而不是一刀切式的执行，以防止部分地区政策落实“用力”，而导致部分办学质量较高的幼儿园出现退步的情况发生，反而得不偿失。
记者手记
幼儿园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时光，其最先因弥补了公办园在学前教育阶段的缺位，而成为“英雄”，待政策扫清其证券化的障碍后，一度成为资本追捧的对象，幼教市场的确因为资本的快速涌入获得空前发展。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因资本的逐利性，暴露了不少的问题，最严重的的比如虐童事件。此外，当资本没有看到所期望的收益，选择撤出，势必会造成行业的大片伤亡。
因此做教育，必须做好长期经营的打算，教育不是一个“玩玩儿而已”的事情。
社会力量在幼儿园的发展中出了很多力气，也卓有成效，尽管政策加紧，但对社会力量的期待，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是政府的期待，也是社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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