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的深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付一夫、程良彪

深圳，始终没从风口上掉下来过。

不必说改革的前沿、对外开放的窗口，也不必说首个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光是2019年，深圳就制造了不小的动静：先是GDP正式超越香港，随后没过多久，来自香港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就在“大湾区与深圳的未来”高峰论坛上对深圳不吝赞美，甚至声称“有朝一日，深圳将会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

一时间，深圳再度成为了人们热议的对象。

时至今日，“中国奇迹”早已誉满全球，而深圳的崛起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成长为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产业结构，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人民生活，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文明程度，悉数实现了质的飞跃。对此，英国《经济学人》曾不吝赞美地评价道：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

读懂深圳，便读懂改革开放；理解深圳，便理解今日中国。

深圳何以成为深圳？早在2010年，问题的答案就已被一位伟人用简短的五个字总结出来——“敢为天下先”。

这座城市所有的一切，都始于这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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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伊始，一穷二白，虽然“天将降大任于此”，但深圳拥有的，只是脚下那片荒凉的土地。

有人称之为“五子登科”：特区的帽子、市委的牌子，县委的班子、小墟镇的底子、穷得不成样子。而放眼全国其他地方，同样不甚富裕。邓公无奈地表态：“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深圳的“敢为天下先”，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历史的鸿篇巨制一旦开启，每一页都是崭新的。

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两个故事中窥探一斑：

（1）“租借风波”

特区经济要发展，先得有产业；产业要发展，先得有企业进来；要吸引企业进来，先得基础设施跟得上。可当时的道路、水电等生产所需的基础设施，远远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想要改变现状，唯有依靠资金的投入。

然而事实如你所知，没钱。

没钱就得想办法找钱。为了获得基础建设所需资金，深圳人除了到处游说以筹措资金外，还想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办法——出租地皮给外国商家。此举无异于一场地震，在那个年代，把土地“租”给“洋人”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果不其然，质疑、批评与指责如潮水一般涌来，是为“租借风波”。

尽管承受着巨大压力，但特区建设刻不容缓。经过不懈的努力，深圳人终于迎来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人大通过的好消息，该《条例》对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予以了充分肯定。

一石激起千层浪，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明报》纷纷在头版头条刊出深圳出租地皮的消息，掀起了外商来深圳“抢地”的热潮，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1年，深圳市罗湖区仅靠房地产就吸引了40亿港元的外资，订租土地4.45万平方米，仅“土地使用费”一项就筹措了2.14亿港元。

至此，深圳彻底挣脱了思想的枷锁，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上。

（2）“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78年10月，已步入花甲之年的袁庚调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初到香港就被“上了一课”。

当时为了业务发展，招商局需要在香港购买一栋大楼，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刚好是星期五。谈判成功后，港方卖主提出务必要在下午2点赶到律师事务所完成相关手续，并要求袁庚尽早支付订金。到了下午2点，卖主准时到达律师楼，在拿到2000万港元订金支票后，便迅速钻进了没有熄火的轿车，直奔银行。

原来，按照香港银行的规定，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如果没有入账，就将推迟到星期一，这样卖主就要损失2000万港币的3天存款利息。

此事深深触动了袁庚，随后他把目光投向了深圳。

特区成立初期，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长期的思维惯性使得当地平均主义思想与懒散风气盛行，人们普遍缺乏市场观念与时间观念，生产效率极其低下。

袁庚深深意识到，要想经济腾飞，思想必须要先变革，不可再用老思想去面对新问题。于是在蛇口工业区的土地上，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宛若“冲破旧观念的一声春雷”。

受此感召，深圳开始了大胆的探索。典型的例子便是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在探索现代薪酬制度改革时，进行了合同用工、按劳分配、“炒鱿鱼”、打破“铁饭碗”、打破“大锅饭”等改革与创新，甚至一度引发了“特区使用资本主义用工制度”的争论。不过深圳企业没有因此而退却，在不断的尝试之后，终于交出了企业亮眼的成绩单，平均主义思想被打破，实干精神开始兴起。

以上虽是冰山一角，却也可管中窥豹。事实上，深圳的各行各业于每个角落，几乎都能找得到“敢为天下先”的影子。正是无数“敢闯敢试”力量的汇总，才铸造起深圳经济无与伦比的优势，进而有了今天的辉煌。

这一优势的名字，叫做高度的市场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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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的全球智能化商业峰会上，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发表了一番精彩演讲。在他看来，年轻、移民、包容性与多元化都不是深圳崛起的根本原因，高度的市场化环境才是核心。

不难发现，深圳的“敢为天下先”的灵魂在于打破束缚、融入世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

于深圳而言，特区成立至今，一直都矢志不渝地坚持营造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再配以高度的对外开放，自然会迸发出无限的发展活力。

深圳的高度市场化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反映出来：

首先，民营经济繁荣。

民营经济是天然的市场经济主体，是最富生机活力的经济细胞；一个城市的市场化程度高低，往往同当地民营经济的发达与否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态势。

深圳的民营经济之繁荣，可谓是有目共睹。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深圳全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为298.14万家，占比达97.65%，其中民营企业数量185.9万家，占全市企业数量的96.3%。同时，2018年前三季度，深圳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为7367.33亿元，同比增长10%，高于全市GDP增速1.9个百分点。此外，深圳7家世界500强企业中，有6家是民营企业；全市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更是连续12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其中有90%以上均为民营企业。

其次，营商环境良好。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土壤，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和潜在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

一直以来，深圳都不遗余力地在政策上给予企业各种优惠，而政府部门则甘当企业的服务者而非指挥官。久而久之，良好的营商环境被营造出来。根据普华永道等机构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报告》，深圳在城市对企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城市的发展力两方面均居于全国首位（参见下图）。正因为如此，深圳既能持续吸引全球范围内的无数优质企业入驻，又能自主培育本地的优秀企业，发展活力源源不断。 

再次，创业氛围浓厚。

好的土壤自然不会一片荒芜，数据即可说明一切。根据深圳市注册局发布的《商事主体统计分析报告》，2018年全市新登记企业290966户，个体工商户193584户，均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二，累计总量稳坐头把交椅。与此同时，按人均的创业密度来算，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49户，企业近158户，连续六年全国排名第一。

最后，人口优势明显。

人口的自由流动，是经济市场化的重要衡量维度。而得益于深圳优质的市场环境，大量的外来人员纷纷涌到深圳。从规模上看，深圳人口总数始终在稳步增长；从结构上看，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呈“倒挂”状，2018年分别为454.7万人与847.97万人；从年龄上看，深圳适龄劳动力（15~64岁人口）的比重近乎八成，放眼全国难逢敌手。

与此同时，深圳人口的质量也在提高，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常住人口新增49.83万，其中应届大学生和各类人才达28.5万人，占比近六成。这除了深圳本身的吸引力外，还离不开深圳对人才的大力引进。

众所周知，市场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好处是多方面的，这在经济学原理之中已经有所体现，在此不赘述。不过之于深圳，高度的市场化环境还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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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深圳，你会想到什么？

每个人心里的答案当然会有所不同，然而有一个词必定是绕不过的，那就是创新。

时至今日，“创新”二字已经成为了深圳的代名词，且不说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丰富的科技成果与无数的专利，光是华为、腾讯、中兴等享誉全球的世界级科技企业就足以令人惊叹，更何况在前沿科技创新领域，深圳还有大疆创新、华大基因、优必选、欧瑞博、柔宇科技等一大批代表性公司。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深圳卓越的创新水平也是一样。

而高度市场化，刚好是解题之匙；换言之，是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深圳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创新之都”。而这一判断背后，有着深刻的创新经济学原理作为支撑。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创新活动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需要多方面力量的有机互动与共同配合方可实现，于是也便有了“创新体系”这一概念，用以表征各类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其中，政府与企业这两个创新主体又是最为关键的角色，二者各司其职，且对于创新行为的动力机制也有所不同（参见下表）。

优化创新体系，形成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机互动与配合，不仅有助于提高创新活动效率，改善创新资源配置，对于建设创新型城市或国家来说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这种良好的互动机制能否形成，关键在于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竞争的绝对主体，与政府相比，企业离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和未来捉摸不定的科技前沿最近，是市场信息变化的第一个接收者，对市场信息、市场需求最为敏感。此时，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获取丰厚的利润，企业有足够的动力去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与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

另外，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具有自主决策权，可根据市场情况以及项目本身的盈利性来决定是否立项，而无需再经过行政部门的逐层审批，企业家还可以通过多方面的融资渠道以及交流合作来解决资金和人才问题。这样一来，创新活动的效率与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均会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于高科技企业而言，在发展过程中要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和科技创新风险，而企业本身则是风险的直接承担者。一旦在产品选择、产业选择、技术路线选择等方面脱离了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方向，就可能会前功尽弃甚至倾家荡产。迫于竞争与生存压力，他们只能创新，创新，再创新。

而对于另一个创新主体政府来说，由于对市场变化的反应不似企业那般迅速，故而更多扮演的是服务者的角色，不直接参加或干预所在地方的经济活动，而是着力为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和平等竞争营造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在市场失灵的环节给予政策性弥补。

以上种种，均能在深圳的实践中找到影子。事实上，深圳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几乎都是依靠自身不断的开拓与创新，在市场中经历了千辛万苦和曲折磨难而逐步成长起来的，除了早已成名的巨头们，眼下还有一大批“隐形冠军”类的科技企业正在快速成长……

深圳创新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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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逃离北上广”的口号响彻网络，仿佛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和潮流；然而当人们过多讨论北上广时，却常常忽视，深圳并不在“逃离”的范畴内。

或许，这也能侧面反映出，深圳与北上广三城的不同之处，这里的公平、创新和与时俱进，总会给人们提供无穷无尽的机会和广阔无际的发展空间，而不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压迫感。

眼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红利下，酝酿着新的增长点的深圳，还会继续引领下一个时代的潮流；而下一个时代的风口，又将有多少惊喜在前方等待？

这一切的一切，都始于“敢为天下先”。正是因为矢志不渝地打破束缚、融入世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有了“深圳模式”和后面的所有故事。

其实，所谓的“敢为天下先”，其真谛在于给人以自由，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与选择，而力量之源则在于普罗大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与向往。

深圳的历史也一再证明：只要有了这样的自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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