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去中国化”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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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去中国化”难以实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陈根

疫情带来的全球性停摆，波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场普遍预期，此次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向1929年的大萧条逼近。随着疫情的加剧，关于疫情将如何影响社会经济政治的讨论纷至沓来，其中，“去全球化”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

目前，中国舆论界热议的“去全球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和西方与中国的“脱钩”即“去中国化”问题密切相关。许多人对“去全球化”表示担忧，实际上是在担心“去中国化”给中国自身利益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实际上，在前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就有了“去中国化”的言论风声，那么，此次疫情的大流行最终会导致“去中国化”吗？后疫情时代，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企业和个人能做什么？

全球化引导的供应链脆弱性

相对于工业化早期，如今全球产品供应链日趋复杂化、网络化，全球供应链与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紧密化，似乎反而导致全球经济对风险的抵抗能力降低。在疫情的冲击下，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显得脆弱不堪。

以全球汽车产业为例，武汉“封城”两周后，现代汽车在韩国的工厂停工。究其原因，是由于青岛一家零部件供应商由于春节后复工人数不到15%，隔海相望的韩国车厂终于无奈停产。

供应链的脆弱与复杂性的背后是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追求。不同经济体在生产销售等环节的比较优势不同，以iPhone为例，屏幕、摄像头的供应商在韩国、日本，组装在中国，股票上市在美国，销售则在全球各地。产业链上各个国家以及背后的资本团体都因此获益。

而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综合生产成本低与生产的高效率。过去20年里，西方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开拓新的市场，大规模进军中国，中国也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如今中国GDP占全球比重近20%，根据一家德国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全球五分之四的大型企业都依赖中国的供应商。可以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非是任何人明智的计划，也不是哪个远见卓识的领导人的政策使然，而是几十年来全球市场经济演变选择的结果，及中国自身有机增长的结果。

中国不仅长期是口罩生产大国，而且在疫情期间展现出极强的产能爆发力。在2月初到3月初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中国的口罩日产能从1000万只迅速爬升到1亿只。在药品领域，中国的原料药产量占全球的60%，影响着全球大型药企的生产。中国呼吸机产能比较少，但占比也达到全球的五分之一。

疫情带来的痛感，再加上长期形成的政治互信缺失，西方国家开始产生焦虑情绪。这让西方国家不得不思考供应链的脆弱性与复杂性，从而希望未来把部分产能迁出中国，分散风险。

3月31日，特朗普在白宫新冠病毒疫情资讯会上表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紧接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Larry-Kudlow)表示，可以通过回流支出费用化的形式，鼓励美国企业回迁。

而前段时间，为了应对疫情，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宣布，从“改革供应链”项目专门列出了24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从国外撤出，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海外。

供应链能成功“去中国化”吗？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让各国更加重视本土供应商，也迫使企业不得不对原先产业链进行重构。同时，医疗防护和呼吸机等重要物资的短缺，更让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空心化”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但想要供应链“去中国化”，短期内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掣肘”。

首先，全球范围内疫情仍在肆虐，抗疫仍是全球多数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在这个时点上，启动“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任务。目前，美国90%口罩从中国进口，而中国口罩产能占全球比例约50%。此外，中国呼吸机生产企业共有21家，约占全球产能的20%。而欧美目前呼吸机、口罩、防护服等防疫必须物资缺口均在50%以上。

这意味着欧美国家面对疫情必须依靠中国物资进口，这一阶段，如果强行“去中国化”，势必遭到反制。因此，至少在欧美疫情大幅放缓并被控制住之前，市场无需过分担心。

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下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全球金融体系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脆弱时期，各大企业的首要任务是保持足够多的现金来观察疫情后全球经济的复苏情况。因此，对于国际化的巨头企业而言，当下的重点是尽最大可能的缩减一切不必要的产业扩展、转移、投资，没有动力跟着政治家的口号走，更多的是根据自身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判断与节奏进行决策。

从长期来看，西方国家如果要重新恢复制造业，形成独立的产业链体系，有很大的难度。

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实施了10年之久，从结果看收效甚微。不管美国政府怎么推，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都不愿意在国内进行过多投资。

结果就是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在这近十年的“回流”努力下，节节败退：2008-2015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未能回到金融危机前的12.8%的水平，更远低于2008年前15%左右水平。受此影响，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也在不断萎缩：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比自本世纪以来一直呈下滑趋势，2015-2017这三年，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比分别为8.8%，8.3%，8.5%。

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过了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根据不同历史阶段或主动或被动适应的结果，这是其他国家或地区难以复制的。

同时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把制造业放在离市场近的地方，是企业的理性选择。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企业会从自身经济效益角度考虑其生产布局，各国政府不可能强制所有海外企业进行不符合其利益的转换，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来帮助其进行转换。

利润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目的，企业家们仍然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布局能使产业效益最大化。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来说，生产链回流本土，可能短时间内会带来一些新工作机会，但长远来看代价是企业利润率降低、产品价格上涨。最终也将损害消费者福利，这即不是理想的结果，也不符合资本逐利的天性。

此外，我们还有进一步开放的政策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升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我们还有足够大的政策回旋空间，这一切的合力都让“去中国化”难以实施。

从“去中国化”到“对抗化”

无论如何，新冠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重大影响，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都遭到了重创。未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必将面临调整，我们也面临巩固产业链，补齐产业链和创新产业链的挑战。

想要巩固产业链，就需要加强关键性的全球产业链上的投资，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地位。所谓关键性的全球产业链，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国际分工和融合最为紧密；其次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科学技术发展最快，市场扩张最快，当然问题也最集中；第三个特点，这个领域在国际上的竞争最为激烈。

这需要我们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占据高科技产业主导地位。同时也要掌握未来高科技产业技术的全球领先地位，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不被外国卡住脖子。中国要实现科技跨越发展，就不能只是跟踪、模仿别人，更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加强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创新，也就没有国际合作的砝码。

此外，在一带一路的大的框架之下，我们要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特别是通过在国外建立工业园区，建立经济走廊，投资制造业项目，创新产业链，而且这些产业链日后可能成为补齐我国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力量。

最后，我们要加强对外开放，融入到国际大企业产业链的新的布局当中。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完备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瑞幸咖啡作假事件被曝，实际上就反映了诚信问题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诚信的缺失和治理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在美中概股遭遇普遍调查的压力。而这一次疫情之后，国际大企业要开始重新布局他们的产业链，我们要以一个非常开放的姿态来融入到他们的新的产业链布局当中。

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甚至是文化，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全球化的主流趋势。中国味已经飘洋过海了那么多年，去年《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讲中美关系的文章，说美国决策者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想着如何改变中国，却从来没考虑过中国也有可能改变美国。其实中美关系就如夫妻关系，谁也不能像着去改变谁，而是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全世界没有哪种体系与制度是完美的，正如没有一个人的完美的一样，不论是人还是制度，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优化。

但今天的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与经济无关的领域中，如果冷静的来看待全球经济，“去中国化”是一个以彼此都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为前提的情绪化构想，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抗化”还将持续。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危也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