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接受美联社采访：我们做好了实体清单长期存在的准备

钛媒体注：10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任正非8月20日接受美联社采访的纪要全文，采访记者为美联社驻中国记者Joe McDonald。采访中，Joe McDonald的问题主要聚焦在中美贸易战中华为如何度过危机以及面对美国的实体清单，华为的看法和应对措施。

任正非在问答中提到，前两天美国决定把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许可”再延迟90天，他表示，这个事情是好事，但是“延长不延长”对华为影响不大。应为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华为都可以在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生存。但是他坦言，实体清单对华为终端的影响比较大，如果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不能给华为授权，可能会出现替代它们的第三种系统，没有人能肯定第三种系统一定不会胜利，而且第三种系统的出现对美国来说最有威胁。

对于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任正非分析，打击华为在美国是政治正确，这个清单会长期存在，华为也做好了准备。华为的应对措施是，从短期来说，要补足一些以前的缺陷；从长期来讲，面对未来发展，要眼光远大，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全球化下的分工合作，在人工智能、云等新技术方面取得成功。

中美关于贸易战还在谈判，当被问及是否希望中国给美国一些好处，以让美国放过华为，任正非回答说：“我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是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如果国家拿很多利益去换取华为生存，我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在华为危机问题上，任正非也说，如果拿华为现在的危机与2000年的危机相比，他认为现在的危机程度不到之前危机的十分之一，因为现在华为对度过危机充满信心，而那时的危机是不可知的恐惧。

Joe McDonald也提到一个华为外籍员工比较关注的问题“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员工，或者任命一个外籍员工担任公司的CEO”。任正非回答，华为一直坚持领袖要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如果是外部推荐的人才，任正非会建议他们先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一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等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后，才有机会成为华为高管。目前，华为一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

在华为被美国制裁之后，任正非频繁接受了中外记者采访，他把这称为在华为的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在身体还很健康的情况下，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本来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什么现在再干一阵子？因为我发现，危难时期我还挺有作用的，所以就站出来再干几年。”

（钛媒体编辑秦聪慧整理）

以下为采访全文：

1、Joe McDonald：昨天晚上在华盛顿，美国政府决定把购买美国产品的“临时许可”再延迟90天，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怎么样？这个“90天”会给华为带来什么不同？实体清单所涉及的美国产品及部件，华为多大程度上还需要它们？

任正非：这也是个好事，双方都应冷静想想。第一，美方要更多考虑，对华为的实体清单制裁，到底是华为损失很大，还是美国公司损失很大？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还要保留这样的实体清单？我自始至终支持全球化，只有全球化才能做到优质配置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全球化经过几十年努力，是来之不易的。产生一种新的市场分裂对美国不利，毕竟美国是目前全球化高科技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全球化高科技市场格局里既得利益最大的国家。

第二，至于“临时许可”延长或不延长，对华为公司没有太大影响了。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美国就能生存很好。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些不依赖美国器件的全套产品，修改设计后的电路板需要短时间的切换磨合，磨合完成以后，产能就会大幅度提升。

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终端，因为安卓软件在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亿用户在用，现在限制华为终端用谷歌软件，无关国家安全。如果美国还是确定禁止华为使用，我们可能也有备份措施会做出来。毕竟谷歌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我们和谷歌有真诚合作的协议，我们希望继续使用谷歌产品。我们继续用谷歌，其实是撑大了美国技术在全世界的应用范围。

如果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不能给我们授权，可能会出现替代它们的第三种系统，没有人能肯定第三种系统一定不会胜利，这种情况的发生反而是对美国最有威胁的。

对我们而言，过去几个月已经证明实体清单不可能让华为死掉，华为公司肯定能继续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好。这种情况下，实体清单的目的是不是就达到了？有可能达不到，达不到的后果是中国和其他国家诞生替代产品，替代产品所覆盖的市场，美国产品就进不来了，美国厂家的市场规模会缩小，对它的财务质量会有削弱。我们并不希望挑起对抗，我们还是希望继续购买美国零部件，尽管我们自己能够量产零部件，但我们可以减少生产，大量购买美国零部件，共同为人类繁荣服务。

2、Joe McDonald：今年您见了很多外国记者，在此之前您是很长时间不见记者的。今年您如此频繁跟记者交流，是为了在目前美国对华为施压的情况下修复华为的声誉并提升华为的运营环境吗？您的这些努力有没有见效？华为的运营环境是否得到了提升？声誉有没有得到修复？

任正非：你的分析比较正确。我在危难时期要挺身而出，为华为公司正确地做一些宣传。在5月份美国实体清单出来以后，绝大多数媒体和一部分公司认为华为死定了；另外有一种舆论，认为华为还能活三个月，把库存的物资生产完，也该死了；随着我与媒体见面增多，媒体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正非在唱“空城计”。半年来大约两千多名记者到访华为公司，实际看了我们的现实情况后，才了解华为在真实地活着，活着的效率还变高了。媒体报道从最初一片黑色，到前段时间变成深灰色，最近变为了浅灰色，说明还是有作用的。如果只是我个人与媒体沟通，不让媒体来看看实际状况，可信度还是不高的。

3、Ken Moritsugu，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去年12月份您女儿在加拿大被捕，今年华为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张，美国又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这个阶段是不是华为最大的危机？还是说历史上有其他类似的危机？

任正非：其实这三十年来华为公司危机不断，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有些危机甚至严重到危及企业的生命。所以，美国这次危机对我们打击是大的，但也不是非常大。过去我们既没有人才，也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和市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时的危机可能比今天还要大。现在这个危机，毕竟我们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能力，我们是有可能克服的，所以我没有感到多么恐怖。

4、Joe McDonald：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暗示过，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在贸易协议上跟美国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他不会对华为下狠手，把华为从实体清单上拿掉，或者进一步改变您女儿的状况。您对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是怎样的反应？他似乎把华为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棋子或筹码，对这个表态您什么反应？

任正非：如果通过这个“棋子”能解决问题，听起来是好的，但是要中国国家为我们做出让步，我是不会去推动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认为，我能坚持多挨打几年，包括我女儿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让给美国。其实，美国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有不少贫穷人口，他们的生活还在低水准上。

因此，在这点上，我完全没有考虑，我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是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如果国家拿很多利益去换取华为生存，我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如果美国说“任正非出一点钱，改善一下”，我可以考虑；美国说“5G技术对美国安全有威胁”，我们可以对美国公司完全转让5G技术和生产工艺体系，让美国在5G基础上开发6G，缩短美国的技术发展进程。这些我都愿意做，因为这是牺牲我们自己，不用牺牲中国其他人的利益。否则，将来我走在街上，别人会骂我的。

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有些人认为华为或者5G技术可能构成安全威胁。我想问华为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未来计划做什么，来应对或解决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政府的担心，证明技术是安全的，不会构成安全威胁，从而能够打入全球的5G市场？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想明白5G只是一个先进工具。对它的安全担忧前，那么最好不要购买华为的5G和相关产品，等待全世界实验证明是否安全再购买，不用这么焦心。我个人认为，5G只是一个工具，是将来支撑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安全问题。第二，工具将来的数据汇聚在核心网，核心网掌握在主权国家的运营商手里，这些运营商在主权国家地盘上经营，受主权国家法律管辖，法律有权力管理它的数据，没有什么根本的安全问题。

我们自认为没有安全问题，也还在这方面做努力。华为是从一个小公司发展过来的，软件没有那么科学，希望在下一步软件的科学性上做出更多努力，当然包括网络安全、GDPR隐私保护……，在全网中能够得到贯彻。

6、Joe McDonald：过去三个月，香港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这种局势对华为产生了什么影响？毕竟香港和深圳是一海之隔，香港对于华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香港的这些抗议活动对美中关系和华为有何影响？

任正非：第一，大陆和香港是一国两制，不是“一江相隔”那么简单。比如，我们和其他县城一江相隔，一跨就过去了，但大陆和香港毕竟是有边界和海关的。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井水”和“河水”之间实际是没有交融的。香港贯彻的法律允许游行自由，我们可以理解，只是出现一些暴力行为应该是不好的。

第二，香港的事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华为就是好好生产，好好补好“烂飞机”的洞，让“飞机”能飞回来。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在美国对华为制裁打击中能不能活下来，没有关心到他们关心的问题，也不去研究分析它，还是研究美国实体清单对我们影响，怎么改进我们的生产。

7、Joe McDonald：我们很关注华为技术的未来走向。您认为现在还未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新兴技术是什么？华为将在哪些技术领域进行重点投入？

任正非：未来的新兴技术应该是智能计算，从智能计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个支撑平台，支撑人工智能实现低时延、高带宽的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结果。

8、Joe McDonald：面对美国的压力，华为在如何调整自身的研发策略？假设实体清单和相应的限制长期存在，华为将不得不在部件上实现自己自足。那么，华为需要在哪些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或者不依赖美国供应商？如何实现这一点？

任正非：美国的实体清单不可能撤销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呼要撤销对华为的实体清单。打击华为在美国是政治正确，美国人站出来踩华为一脚是正确的，美国人帮华为一次可能会受到群体的攻击。所以，我们做好了实体清单长期存在的心理准备。

从短期来说，我们要补足一些以前的缺陷；从长期来讲，面对未来发展，我们还是要眼光远大，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全球化下的分工合作，在人工智能、云等新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如果在新技术上不成功，我们可能会被边缘化，也会死掉的。如果美国在科技上和中国脱钩，我们可能不容易获得美国一些先进要素的支撑，我们会不会在发展中盛极而衰？这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多努力才行。

9、Ken Moritsugu：实体清单以及美国给予华为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为自身战略的调整？去年,绝大多数人谈华为是谈5G部署，现在都在谈实体清单，谈华为需要进一步降低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您或者华为需要基于当前局势对战略进行多大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对华为及其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任正非：首先，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我们的战略，反而是有帮助的。我们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产品，把这些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来做主力产品。过去由于我们控制不住基层对预算的分配，做了一些小产品，现在决心砍掉。在研发组织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砍掉了46%的部门，把这些部门的优秀员工都转到主产品线去了，所以我们的主产品会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你们昨天在展厅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如果有机会访问其他公司，也看看他们的产品怎么样，一对比，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领先世界。

这样实体清单打击华为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当实体清单出来时，希望华为死掉，结果华为不仅不死，还活得更好，这与它的目的不相吻合。反过来，对我们的朋友们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本来几亿、几十亿的向我们供货，突然美国不让他们供货，财务短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影响，因为华尔街还是很重视股票价值。

我认为，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我们大，实体清单应该要取消掉，不应该保留。但我们也认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华为做好了长期不取消的准备。

10、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5G，现在华为5G产品中有多少美国的技术和部件？实体清单这件事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华为5G产品、5G技术的销售？

任正非：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Joe McDonald：5G产品所有部件都是华为自己做的，还是用的非美国部件？

任正非：基本是华为自己做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这个时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还是在全球化合理分工中，去为人类提供先进的服务。

11、Joe McDonald：华为有很多外籍员工，雇佣了很多比较资深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在中国企业中不同寻常。相比全部使用中方员工，使用外方员工带来的优势有哪些？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任正非：首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因为有了冲突才有生命力。在不同的民族环境中，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领导世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科技最强大的国家，最大的特点是移民社会，世界上大量优秀人员都到美国去，造就了美国今天的发达。当然，我们还达不到美国这个程度，但还是引入了一些“丙种球蛋白”，可以刺激华为公司人员的思想改变。因此，这些外籍员工进入华为是有好处的。

我们在海外也在做本地化，中方员工外派到海外，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有一部分工作不需要中方员工，就让当地外籍员工做，一方面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人才。

Joe McDonald：国外有一些人对华为比较挑剔，说华为这个公司到底是谁控制的？谁在华为拥有决策权？我们现在看到，华为组织最上面这一层董事会、CEO都是中国人，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员工，或者任命一个外籍员工担任公司的CEO，从而进一步赢得外国的信任。如果不在您的考虑范围内，为什么不考虑？

任正非：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公司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整个公司的结构。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这个公司就没有了。因为这个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

我们有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当然也欢迎你们给我们推荐CEO、董事长人选，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有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将来也有可能上来。

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为西方公司董事会是到处选人，选的这个人很厉害，来了到处拿杠杆撬一撬，把产品放大了很多，卖不出去就降低价格，可能就把公司卖死了。

所以，我们强调领袖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

Joe McDonald：如果华为要去任命一个董事会成员或者CEO层级的外籍，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给华为带来麻烦吗？从政治角度来看，会改变华为的性质吗？您认为任命外籍高管对华为来说是一个阻碍吗？

任正非：绝对不会。我们在海外设立的一些本地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地知名人士。

12、Ken Moritsugu：我们昨天听说您喜欢和员工聊天、喝茶、喝咖啡，也鼓励华为员工走出去和其他人喝茶、喝咖啡。目前华为已经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您仍然继续这么做。我的问题是，您现在和员工交流时，有没有员工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对华为的未来感到担心？还是大家都没有感到担心呢？为什么没有感到担心？如果大家在目前的局势下仍然充满信心，您是如何给予员工信心的？

任正非：首先，不是我给他们信心，而是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感知未来我们可能的成功，充满了信心。我们不可能像牧师一样给员工布道，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故事，而是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给公司作出大贡献。特别是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以后，激发了他们更多的能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所以他们更有信心。

13、Joe McDonald：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您的生活以及您的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华为发展的问题。您是贵州人，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您所在的乡镇也是一个贫困的乡镇。您是如何从贵州的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的？

任正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可能也是养猪状元。我认为自己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无论哪件事都可以做好。

前段时间我去北大荒旅游，我说如果当年我在北大荒做一个知识青年，我就把北大荒一个村庄做成面条加工厂，利用北大荒的小麦来做成各种面条和面制品卖，让整个村的人成为我们公司的成员，大家都来分享成功。因为我们没有做高科技，把原材料加工成面条，就不会失败。中国就有一个这样做面条的村庄叫“南街村”，在河南，至今集体奋斗,做得非常成功。还有一个村叫“华西村”，华西村做钢铁之类的东西，但是农民在钢铁问题上不可能跟上时代研究的进步，所以衰落了。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做面条……也可能是状元，因为我认真。后来走上华为这条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

所以不要认为我小时候就有远大理想，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想吃一个白面馒头，因为没吃过；第二，能考上大学，离开爸爸妈妈远一点，到外省去看一看，因为我从来没出过省，不知道外省什么样，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不是从小构建了什么做大事的想法，只是孜孜不倦地对一件事情研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太集中了就容易产生成功。贫穷没有使我获得什么必须成功的要素，没有必然性。

Ken Moritsugu：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认真的性格。您是如何形成这种认真的品质，选准一件事情就坚持不懈去做？

任正非：我们成长的地方非常贫穷，没有什么可玩的，能反复玩的是泥巴、石头、打鸟……这些简单东西，可能就形成一种性格。对于性格的形成，我没有心理学知识，不太清楚怎么总结，也许就是好奇心吧。

Joe McDonald：我们之前见过田涛，他写了一本关于华为的书。他说他问过50个人在您人生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所有人都说是您的母亲，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真的，您母亲是怎么影响您的？

任正非：我对父母的理解，和今天青年孩子是一样的。今天青年孩子的最大特点是不理睬父母，比如从国外回来，不叫一声“爸爸、妈妈”，每天到处与别人交流，也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我当年也是这样的。我是在爸爸妈妈去世后，才理解他们人格和品格的伟大，他们在世的时候，我并不能够理解，还觉得他们讲话啰嗦，很烦。所以，父母对我的性格有多大影响，这很难说。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我母亲当高三的班主任、数学老师，除了教学，她还要管七个儿女的生活，没有保姆，必须自己做饭，课休期间溜出来10分钟先把饭蒸上，然后赶回去上课，下课还要炒两个菜，这两个菜是极其简单的，也许不能被叫做菜。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

我父亲曾被认为是走资派，被关在牛棚里，工资大幅度降下来了。我母亲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因为没有学历，不是大学毕业，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也就是7-8美元，要管全家的生活。而且我们这些孩子也长大了，男孩穿一点补丁衣服无所谓，但是妹妹她们还要点面子，有上大学的大姑娘，就把旧衣服给她们穿。我母亲穿了一些补丁又补丁的衣服，用我弟弟的话说，教研室的人都不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开会，何况她还是走资派的老婆。所以，如果说她的人格对我们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不清楚，只知道她怪可怜的。等我们想明白了，想孝敬一下父母时，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一生留下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孝敬父母。

我母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通过自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教的高三学生90%多都能升入大学，可见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母亲在15、16岁的时候参加过抗日歌咏队，到处唱抗日歌曲，那时候那些地区没有共产党，可能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在组织，解放后就背上了政治包袱，几十年都背着这个精神上的“十字架”。她有七个孩子，都要吃饭穿衣，父亲虽然当校长，但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离得很远，管不了我们，全是母亲一个人带我们。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她有什么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心？今天想来，可能有一两次做饭以后，坐在锅边谈了谈。

在他们去世以后，我们反思、谴责自己理解不够，所以今天我们也不会去谴责儿女不理睬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理睬自己的父母。所以，父母对我们影响到底有多大，很难说。我认为，后天社会的认知、后天的学习影响更大，而不完全是父母的血缘影响大，否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

14、Joe McDonald：有没有例子说明华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华为战略？之前有人提过小灵通的例子来体现华为的战略，华为当时就是否做小灵通进行了决策。您如何看待对小灵通这个业务？

任正非：小灵通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是体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长出来的。因为中国1800M频率，富余55M，这55M频率完全可以分给电信，电信可以上GSM，完全没有必要上小灵通。但是这55M就不分给电信，电信要找到一个不受频率管辖的产品，正好PHS小灵通的频率信号很弱，本身就是家庭电话，他们增强一下，就做社会电话。小灵通是临时性产品，因为电信没有无线，就用来替代无线。我认为，战略是要从长远来看问题，到底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小灵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产品，会消耗大量精力，将来怎么把战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领域？

Joe McDonald：我们也从其他地方了解到，在小灵通这件事情上，内部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甚至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内部分裂。您能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任正非：外部的压力，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反正坚决不做；内部的压力，如果说不做，万一华为公司真的由于我判断失误栽跟头，死掉了怎么办？

当时华为公司处于很大的生存压力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聚焦做3GPP标准的产品。这个过程经历了八年，内部有很多人都在写报告要做小灵通，他们是想多赚一点钱，觉得小灵通很简单，完全可以上的。我每看到一次报告，就是一次内心的纠结折磨，痛苦得无以复加，可能抑郁症也是那个时候变得严重的。直到八年以后，中国确定放3G牌照，我们的心才真正放下来。

1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抑郁。您之前曾告诉过员工，您在2000年前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晚上突然惊醒，想着怎么给员工发工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想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您能不能讲下当时的情形？

任正非：这种痛苦的事情就不讲了，他们的传说是真的。

Ken Moritsugu：能否问一下，您从这一痛苦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对您有何改变？您最后是如何克服这一挑战的？

任正非：那个事情学不到什么，因为痛苦并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注定是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后来我们把奋斗目标叫做“方向大致正确”，绝对正确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确就可以了。第二，组织要充满活力，对准一个地方。这是在科学技术上押赌，有可能赌错。幸亏赌对了，压力就释放了，后来就不想自杀了。

Joe McDonald：如果把当前危机和2000年小灵通经历的痛苦相比，怎么看待现在的危机？

任正非：今天的危机应该只有那时十分之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对度过危机充满信心，那时的危机是不可知的恐惧。现在我不恐惧，那时恐惧到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才产生抑郁症。现在我们一步步在补“洞”，从5G到核心网这条线的“洞”全补完了，现在要补终端的“洞”，终端的“洞”就一、两个，我们有信心用两、三年时间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很有信心，那时是没有信心的；第二，现在我们也有钱，那时人心不齐，还没有钱。

那时的痛苦，还包括身份证明的痛苦，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那时没有政治地位，还赚钱，是受怀疑的。今天的痛苦，是美国打击华为的市场、商业，打击不了我们的生命；我的政治生命只有中国才能打击，美国打击不了政治生命，我也不会去美国。因此，我现在心情比较平静。

本来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什么现在再干一阵子？因为我发现，危难时期我还挺有作用的，所以就站出来再干几年。这几年可能会多次跟你们打交道，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都能真实回答你们。

三十年来，华为全都是痛苦，没有欢乐，每个环节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们第一次提出来，把2000年的痛苦和现在的痛苦比较，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谢谢你们。

16、Joe McDonald：您现在已经70多岁了，绝大多数中国的商业领袖在这个年纪已经退休，很多人由于之前企业的成功而受到大家的称颂。您在70多岁的年龄，还卷入到中美贸易科技战中，您的感觉怎么样？毕竟之前已经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现在面临这样的冲突，您会怎么度过？

任正非：主要是身体太好了，退下来找不到事干，不如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还有一点娱乐的方式。谁让我身体这么好，还是再干一会吧。

给你们讲几个笑话，可以吗？我曾在美国体检，是格林伯格请我去的，让他的私人医生给我体检的；我回到中国，又去301医院及协和医院检查，我的心脏及胃都较年青，心脏和血管，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一点疤痕。目前我的器官等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从来不抽烟喝酒、不唱歌跳舞，什么习惯都没有，吃得简单，又听医生的话，身体很好。现在闲下来了，我又没有照顾小孩的习惯，与其闲着，还不如给华为打工，继续干干活。

前两年跟着我太太去玻利维亚旅游，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多米，我没什么感觉。玻利维亚员工告诉我，那里的含氧度只比深圳低0.5，我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前段时间我去尼泊尔看工程，乘坐直升飞机到接近站点的平地，我自己徒步爬到5200米看基站，心脏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当然不是像平地一样健步，但是没感觉受不了。这两年走路没有那么厉害了，前两年那些年轻人跟着我走路，她们脚打泡了，我还在走。

我为什么没退休？如果没有退休，可以经常来公司喝喝咖啡。在外面太网红，不方便。

讲讲玩笑，活跃一下气氛，言归正传。

17、Joe McDonald：问一个关于近期新闻报道的问题，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说华为的员工在两个非洲国家帮助当地政府去定位或骚扰政府的政治对手。想问一下：华为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什么？关于帮助政府开展政治活动，您的个人政策是什么？您同意帮助政府做这类事情吗？华为是否愿意在非洲帮助这些国家政府去做这类事情？

任正非：根本没有这个事，严重与事实不符，我们已经发了律师函。

Joe McDonald：是什么样的函？是要求他们撤回他们的报道还是其他要求？

任正非：调查、澄清都在内，不能听其传闻就乱传，一定要深入调查清楚，做更正。

18、Ken Moritsugu：想再问一个技术相关的问题。技术非常强大，可以被用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做坏事。Google和Facebook都在进行一些辩论：作为技术提供者，他们是否要对自己的技术如何被使用负责？您是如何看待技术的？只是提供技术给别人使用吗？还是您觉得您对于技术如何被使用也是要负责任的？

任正非：我认为，华为公司提供了技术，我们保证遵守网络安全和GDPR隐私保护体系。但是网络最终是控制在主权国家手里的，主权国家通过运营商来管理和控制网络，因此这不是华为能做到与做不到的问题。华为设备安装以后，运营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跟踪你，否则你拿起电话一拨，怎么就能通呢？履行这个行为的过程，要遵守国际法、遵守当地国家法律，而不是华为员工能够控制的，所以，国际上要拟定一个统一法则。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