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创新、创业都是空谈

这是一个人人都想当科学家的时代，但是创新人才怎么才能全身心的保持创新？对于互联网而言，科技往往会走在法律前面，就像滴滴、Uber一样，仍面临着法律的监管和质疑，这个问题又将如何解决？

1月17日，未来大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未来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高西庆先生发表了相关主题的演讲，他从中西方法律的历史来说明法治对创新的作用，发表了自己对于制度、法律与创新的看法。

用法治保证创新人才

“我们的总理讲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说这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是非常重要，可是如何让大众能够创业，如何能够让万众创新呢？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讲机制是非常重要的。”高西庆说到，制度好就使得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如果不好，好人就有可能变坏人，太重要了。

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没有一个长期的积累，没有一个允许学术的孤傲，允许蓬莱文章建安骨的机制，怎么样来创造创新。我们横向看一下八百年前，1215年的时候出现了大宪章，王权是要制约的，王要和12个贵族坐在一块儿商量，你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电影上培训团12个人，为什么不是8个人，9个人，50个人，就是从这里来的，无论你王有多大的权利应该受到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观念。

市场竞争促使创新

对于创新，高西庆认为，自由的市场竞争可以促进创新，但创新需要法治护航。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那个时候的市场充分竞争，促使了中国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不管是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还是科技领域的。

汉唐盛世的时候制度宽松，中国的合同法就是民间契约发展而来的。汉唐的时候任依私契，官方不管，民间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定，官方不干预。今天的欧洲大陆法和英美法，绝大部分也都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合同法为主。

法治的观念在于可预测性

十八届四中全会说我们要搞法治社会，概念是什么？有几条，就是大家基本上能够了解的，对人民来说非禁即许，没有禁止就可以做，这是一个基本的数。

那么，对这个我们需要列出负面清单，即如果政府说什么不能做，你写出来，除此之外，你随便做。对于政府反过来来说，权利清单对这十八大以来，政府写出来的清单里都是你的权利，可是这个清单之外没有你的权利。

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这是基本的法治的重要性。我们说政府对于法律有敬畏心，人民才可以对法律会重视和遵守。法治的观念在于可预测性，举国体制之下，想要万众创业，大众创新，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一切都是空谈。

以下为高西庆演讲实录，略经删减：

因为我们从小就想当科学家，结果因为我们历史的原因，我们想当科学家的人最后变成了很可怜的金融家、律师、会计师等等。现在我想我们中国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阶段，使得科学又一次成为我们自己要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么，对我来说，虽然不是科学家，但是我一直在搞法律，讲法律，我觉得法治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个机制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不是说因为我在做这件事我要鼓吹这件事，而是说事实上，它是非常重要的，听我讲几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老大讲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走好科技创新先手棋，我们讲科技，科技最重要的是创新，刚才张磊讲投资最重要的是要投资人才。刚才饶毅讲了，做学术的人不免孤傲，所以要蓬莱文章建安骨，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允许他孤傲，他一孤傲就给圈起来了，或者是说一孤傲就被打下去了最上贴封条还搞什么学术。

我们的总理讲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说这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是非常重要，可是如何让大众能够创业，如何能够让万众创新呢？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讲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当年我在党校学了很长时间，他说你学了什么东西，我说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一句话，邓小平讲了制度好就使得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如果不好，好人就有可能变坏人，太重要了。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市场上的充分竞争，使得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不管是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还是科技领域的，都有巨大的发展。这个在座的各位对历史了解，都知道这一点。

汉唐盛世的时候制度宽松，我们中国搞法律的人知道中国，很多人讲中国没有法律，我说瞎说，中国早就有法律，从秦朝就有法律，可是我们的法律和现在熟悉的新的一套法律有不同之处，中国的合同法哪来，我说用不着看，中国没有合同法，可是汉唐的时候，汉朝宰相和皇帝讲，我们民间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契约、官家是不是要管理，皇上说我们管不了这件事，所以民间的法律家说民间自己定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定，官方不干预，所以唐朝说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民间的契约，借钱的利率高于一个特定的比例我们不认了。

大家知道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当时对于高利贷的定义是有很清楚的定义的。所以说以前所有高利贷的地契烧掉，都不算数了，这么多年来，贷款利率，存款利率，都是由中央银行来确定的，在座各位在这个领域太熟悉了，实际上看到这个官方所确定的契约和民间事实上的契约上有一个巨大的差距。因为我一直在做仲裁，我发现我去年一年的仲裁的十几个案子里，所有的仲裁案里关于契约借贷的利率，最低的24%，大家知道24%和官方允许你能够借款的利率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最高法院终于认可了民间的这个东西，然后出来一个从去年九月一时开始实行，说法院至少认可，24%之内的，我们就认可了。然后如果说在36%之内的你自己愿意执行你执行，我不说你是违法。想想看，这和我们1949年以来的机制有了巨大的不同。为什么？这是对于市场本身的承认。

那么，到了宋以后，逐渐收紧，不可妄议，民间的私约要经官方认可，因为民间的地契很多，怎么办，我们要认可，出了一个机制，所有民间有房产地契必须拿到官方盖章，现在有很多很有名的人搜集这个东西，大概四万多份地契，其中有一项是官契，就是说那个契上有一个红章，是官方盖的，这个我认，事实上怎么办？没有办法执行。过了一些年之后才发现这样的民间的大量契约没有办法了，因为一旦允许官方去做这件事的话，官员就说，我今天有时间，今天没有时间，明天说你给我一点好处吧，我再给你盖章，这个大家太熟悉了，不用我多说。因为我每天，我自己在最近的，昨天还碰到了类似的情况。

所以就是说如果经过这个的话，你会形成什么，叫做管理者愿意为帝国服务，弄好的话做不好这件事，地方人太多了，为什么琢磨由你来认定呢？再往后，我们说出现了历史大分流，这是一个在社会科学里面，大家知道经济学里面讲到了一件事，叫做彭木兰的人写了这本书，叫做大分流，大约四五百年前，欧洲和中国两个巨大的类似的经济体，而且发展阶段几乎是相同的经济体，在四五百年前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分流，欧洲经济急剧往上，中国急剧往下，为什么这样？很多原因，我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原因是法治上，在规则上的变动，所以使得我们那个时候看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愿意再和外面去接口了。所以明清两次海禁，最重要的是，尤其是片板不得下海，整个东南沿海十里之内无人区，任何人敢把一块板子放在海里杀头，大家知道海禁对中国的影响，大家知道文化革命期间这一段时间，绝对的不许和外国接触，有一点海外关系，在座肯定不少人有这种关系，你有海外关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非常紧张，非常的难受。

当时我们一听说有一句话说这个人有海外关系，马上，行了，放入令册，什么都不能干，你发现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科学怎么样呢？我自己，我这个年龄人从小，小学二年级开始做半导体收音机，矿石收音机，1965，1966年的晶体管的东西，中国和日本、欧洲的差距据说只有五年，三年之内，今天在半导体上，不说今天，说文化革命之后，在科学大发展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差距，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因为做这个的，我不懂这个，但是说到了，我们当时投资一个企业要搞中国芯，了解一下深层的东西，发现中国芯，大家都有中国心，希望中国好起来，谈何容易。

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没有一个长期的积累，没有一个允许学术的孤傲，允许蓬莱文章建安骨的机制，怎么样创造，所以我们今天半导体的差距仍然很大。我们横向看一下八百年前，整整八百年，2015年来看整整八百年，1215年的时候出现了大宪章，王权是要制约的，王要和12个贵族坐在一块儿商量，你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电影上培训团12个人，为什么不是8个人，9个人，50个人，就是从这里来的，无论你王有多大的权利应该受到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观念。

300年前法治确立，整个英国王室和议会之间的博弈到最后达成什么，英国往事今天存在，就是什么，达成了和议，请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我们今天是相对平等的，面子给你够了，但是你得让国家机制能够运转，国家机制能够自由的运作，这个制约，对于任何一个权利，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个人的权利的制约是法治的基本观念，这个里面包括了财产权的神圣，包括了契约的神圣，大家讲契约精神，当前一阵出了一件事说我们这个所有的高速公路都可以不收钱了，很多人听了吓一跳，这高速公路不都是你的啊，那不管，不收就不收了。高速公路的赚钱的也就是6%的服务，这一下子全国每年这几次不收钱的合起来刚刚把能赚钱的那一个百分点卡掉了，以后谁还愿意投这个东西啊。

二百年前有法国大革命，有美国独立战争，今天我们知道这是美国人独立，和英国打起来，为什么打起来？因为波士顿的茶什么的，不对，法律角度上来讲，只为对契约的认识不同，这是美国早先的革命者和英国人，英国皇室打起来，他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你打，是因为你没有遵守契约，什么契约，当时五月花所有的英国的信教徒的人，历经千辛万苦死了那么多人跑到美洲大陆上，跟你王家有一个契约我到那你不管我了，没有收我税的权利了，今天自己单方撕毁契约，收我的税，凭什么收税，答应的事为什么改了，这个叫做契约精神。

我们说中西的法治的不同，大家注意这个法制的制字，这个法律制度是不同的，我们原来讲中国的最早的法律是唐律开始的，唐律大量吸取了秦律，我们从秦往下一直到差不多一百年前，我们整个中国法律制度非常的清晰的东西，今天看唐律，上万条，是什么东西，最重要的部分，全部是惩罚性的，全部是从上至下的类似刑罚的。我们看到这一条里面讲到了婚丧嫁娶，如果说不做什么事，如果你比如说用了什么颜色的东西，如果你的车有多宽，车辐条有多少，车直径有多少，你就犯法了，要罚你，这是基本的，这是一个完全的不同。

而在相当的时间里，我们上查士丁尼法典，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之前一千三百多年罗马法不成文的东西，委托六十多个法学家做出来的，今天看到的罗马法就是那个时候拿出来的东西，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他也倦意浩繁很多东西，但是这个里面最主要的部分统统是民法，是老百姓平等主体之间的规定。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从秦律到清律都是纵向的，今天的欧洲大陆法和英美法，绝大部分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合同法为主。欧洲的刑法，到一百多年前是有的，中国的刑法两千多年前开始有的。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说中国到了新的时代，我们说这个十八大讲要让市场对于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怎么起决定性作用，法治社会。所以十八届四中全会说我们要搞法治社会，概念是什么？有几条，就是大家基本上能够了解的，对人民来说非禁即许，没有禁止就可以做，这是一个基本的数。

那么，对这个我们今天大家说得比较多的是负面清单，如果政府说什么不能做，好，你写出来，你说这几条是你比较做的，除此之外，你随便做。对于政府反过来来说，权利清单对这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所，我们中央政府拿出来的东西，你政府写出来的清单来，这个清单里都是你的权利，可是这个清单之外没有你的权利。

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这是基本的法治的重要性。我们说政府对于法律有敬畏心，人民才可以对法律会重视和遵守。那么，在现代社会，我们说赌场也是有规矩的，规矩随意改变的话，连赌场都不如，这是一位老先生说的话。所以我说法治的观念在于可预测性，刚才几位讲了，李彦宏、杨元庆都讲了，说你要搞创新，我要搞这些东西，允许我们的科学家能够做出东西来，如果说我做了很多东西，一个人来说，对不起，这个东西是我的，你那个是工作时间做的，一点儿都不属于你，怎么办？搞了二十年，最后做出来一个不属于你的，这个没有可预测性，这样的话对于创新没有帮助。举国体制之下，如果你倾尽全社会之力，在科学方面取得这个力量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卫星上天，导弹上天，大坝建起，等等，但是想要万众创业，大众创新，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一切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