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战事：公立型和平台型能否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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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动脉网

公立医院加速拥抱互联网，在疫情防控需求推动下，密集建设互联网医院。

此前动脉网根据各级卫健委、主流媒体报道等公开资料搜集的互联网医院名单中，有146家在今年1-4月建成，其中公立医院有110家，第三方主导的平台型互联网医院仅29家，公立医院占绝对的数量优势。

医生是互联网医院最核心的资源，公立医院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医生大多也来自公立医院，当公立医院纷纷建互联网医院，与第三方平台将产生更直接的医生资源争夺。

互联网医疗行业该如何应对这一现象？公立医院大量上线互联网医院，是否会影响第三方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二者关系将会是怎样？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支付对以上两种模式分别有什么影响？

5月19日，由银川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主办、动脉网联合主办了的“VB圆桌派”对这些问题做了探讨。会议邀请到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春田医管创始人段涛和医疗产业知名投资人王晓岑、好大夫在线创始人兼CEO王航参与探讨，并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健康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陈秋霖主持。

公立医院型和平台型的关系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政策鼓励、患者需求急迫，在这两大因素影响下，互联网医院迎来建设高峰。尤其是掌握着主要医疗资源的公立医院，加快上线互联网医院。

“我们观察研究互联网领域可以发现，传统企业拥抱互联网，平台经济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互联网发挥了的连接作用。然而，这其中几乎没有出现生产企业做平台成功的先例。”陈秋霖提出，对于互联网医疗而言，行业离不开医生，而在国内医疗体制下，要讨论平台经济效应，就绕不开医院这一环。

那么，公立医院型互联网医院和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各自有哪些特点？前者纷纷上线会对后者产生什么影响？未来二者的关系会是怎样？陈秋霖首先向嘉宾抛出了这些问题。

公立医院型和平台型，各自优缺点有哪些？

段涛认为，理论上看讲，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也可以做好，只需将已有患者转移到线上即可。如果能把线下要素重新拆开，在线上合理重构，就会更好、效率更高。

但问题在于，单体公立医院的患者有限，医生总时间有限，整体资源很容易见顶。所以可以做好，但做不大。

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利用服务器就能面对全国所有患者，可以做得大，但由于医生资源无法轻易拿到，所以不一定做得好。平台型要形成自己的商业模式，得熬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道坎跨不过去，就可能倒掉。

段涛认为，如果彻底放开互联网医院的建设，可能对分级诊疗、社区卫生机构造成影响。因为无论是三级医院、二级医院，还是社区卫生机构，普通门诊挂号费差别不大，其他费用也差不多。患者不用出门也可以在三甲医院配药，还能在线支付、医保报销，可能就更不会去社区卫生机构。“分级诊疗要推动初诊在社区，疑难重症再到三甲医院。如果公立医院都开互联网医院，社区卫生中心的价值在哪里呢？”

关于医生资源，段涛的观点是，三甲医院好医生有限，一旦大多数公立医院都办互联网医院了，院长不希望医生离开自己的平台，这对平台型互联网医院来说，是一个挑战。

不过，段涛也提到可能影响公立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的两个方面。

首先，公立医院有诸多限制，线上问诊收费如果是按照医保收费，会非常便宜。按国家医保局《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要求，公立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复诊，由不同级别医务人员提供服务，均按普通门诊诊察类项目价格收费。“线下专家号几十块钱，普通号十几块钱。相比之下，做互联网医院不那么划算。”

其次，如果公立医院都做互联网医院，线上线下形成闭环，对于长期在这家医院就诊的患者来说，效率确实提高了。但对于整个行业，或者患者要换一家医院时，效率是低下的。“举个例子，如果要找一家餐厅吃饭，假如每家餐厅都有APP，你可能要下载几十个APP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但如果平台把餐厅聚合起来，只需要打开一个APP就够了，比如大众点评。这种情况下，餐厅自己搭建APP就是一种浪费。”

所以，段涛认为，公立医院上线互联网医院，对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利空更多，对医生利空也更多，对医院本身是利空利好皆有。

公立医院型和平台型，如何进行优势互补？

当然，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和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并非一定是对立关系，二者是否能形成互补发展关系？

王航称，互联网医疗在疫情期间已经发挥了诸多作用，包括医疗资源调配、患者筛查、线上基层入口、就医效率提升等。据银川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统计，疫情期间各类互联网医疗平台总共提供了大约2000万次左右的咨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患者习惯的培养。

建设互联网医院的公立医院中，有的线下业务量不饱和，希望在线上能获取增量，但线上医保都按普通门诊收费，专家没有动力，并且线上复诊时检查费可能减少。所以医院也很纠结，既想寻找新机会，又要面临收入下降的风险。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合作点，因为互联网医院不能做首诊，只能对首诊病人做咨询和导诊。”王航称，平台型互联网医院是跨地域的，还可以建立一个中立的口碑体系。所以，平台型互联网医院自然汇聚了大量新病人，在新病人的导诊、分发上，第三方平台和公立医院可以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公立医院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扩大吸引患者的渠道。

所以，王航认为，从短期来看，公立医院要建自己的互联网医院，但从长远看，从获取新病人这个角度考虑，公立医院会和第三方平台形成合作关系。实际上，目前已经有这样的合作共建模式。

此外，王航还表示，互联网可以促进医疗服务信息的无障碍流通，当信息可以很方便获取的时候，背后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一定会随之改变。擅长某种疾病治疗的医生、科室、医院可以通过互联网聚集越来越多相应的病人，从而进一步提高诊疗水平。这种情况下，患者也能够获得更专业的治疗，治疗效果更好、治疗时间也可能更短。

当互联网医疗信息足够的时候，会促进专科分化，患者成本、医保支出都会降低，实现降本增效。

对于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和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长远关系，段涛提出了OMO模式，即Online Merge Offline或Offline Merge Online。段涛坦言，作为前公立医院院长，更希望能够用符合商业规律、提高患者就医效率、提高行业整体效率的方式。这需要平台方与公立医院多合作，依靠行政指令加商业规则来推动。“当然，这非常难。需要平台方有强大的资源协调能力。”

医保支付带动商保接入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医疗行业形成以来，医保支付仅在个别地区、针对极少数互联网医院开放。医保支付环节的缺失，被认为是限制行业发展的瓶颈。

疫情以来，互联网医院加速建设的同时，医保也在加快上线。根据动脉网统计的公开数据，截至4月30日，全国已有49家互联网医院实现了在线医保结算，其中绝大部分是公立医院主导。这期间，还有不少互联网医院正在对接医保。

陈秋霖提到，医保支付已成为近期互联网医疗行业重点关注的问题。那么，互联网医疗的医保报销需求是否足够迫切？医保支付完善过程中，第三方平台的机会在哪里？医保又会给行业带来什么影响呢？

段涛认为，对三甲医院来说，线下工作已经满负荷，如果转移到线上，工作量不增加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要增加工作量，医生动力可能就不足了。

对医保局来说，在线问诊痕迹更容易追溯，更利于医保控费，而且公立医院更好管控，所以有动力向公立医院开放医保支付。

王航则表示，医保支付向互联网医院放开之后，第三方平台能够获得的医保份额非常小，若想拿到更多份额，必须要降低价格，同时还要提升用户体验。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手段，将来都可能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展开。

“但患者的需求是不同层次的，平台可能会把自己的服务拆分成两个领域，一部分是满足上述基础医疗需求，保证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另一部分是商业医疗，对医疗资源有更高要求，希望有更多选择。”王航称，如果商业医疗这部分可行，那么商保的机会就来了，用商保来服务医保不覆盖的内容。

王航认为，在这样的搭配下，医保成本降低了，商保空间也有了，将来大概率会发展成这样的态势。

王晓岑则提到，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无论对公立医院还是互联网医院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获客会更容易。但从盈利模式上看，对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医保不可能满足越来越丰富的医疗需求。真正的增值业务要靠平台本身的服务形式、服务内容等综合来看。

“我们看到已经有保险公司在投入基于商保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了，这不仅涉及到核保核赔的环节，还包括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的环节。”王晓岑称，所以医保上线是给商保覆盖提供了基础，对商保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商保进入互联网医院也是必然趋势。

互联网医疗部分环节仍需完善

尽管互联网医疗在今年短短几个月内有了快速发展，政策进一步支持、公立医院更多参与、企业纷纷创新模式，但整体上看，行业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不少环节仍有待完善。

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在一份文件中提到“在卫生健康领域探索推进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尽管此处的“首诊”与互联网医疗的“首诊”并非同一概念，但仍引起业内广泛的热议。足见这个简单的词语对行业发展的意义。

陈秋霖提出，目前行业对此关注的重点问题主要有：如何区分互联网医疗的首诊？如何看待互联网首诊？政策还需要做哪些突破？

段涛认为，首诊只是一个模糊的词。比如患者在甲医院是第一次看病，但他已经在乙医院看过一次了，却没有告诉甲医院的医生。这对甲医院来说算不算首诊？“目前，没有官方文件对首诊做足够清晰的定义，执行起来会很难。”

在王航看来，关于首诊问题，行业内整体上分为“保守派”和“着急派”。“着急派”希望尽快开放首诊，这样业务范围就扩大了；“保守派”认为，首诊风险很大，千万不能开放。

“我觉得两种都不合理。”王航认为，行业应该回归实事求是的态度，线上首诊成本低的就在线上首诊，不该在线上首诊的坚决不做首诊。比如简单的皮肤问题，高清摄像头已经足够医生判断了。但头疼这类疾病就不一样，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必须要到线下医院。当然，具体哪些疾病适合线上首诊，要有由医疗专家来界定。所以，对待首诊问题要谨慎看待，要区分科室、区分病种看待。

实际上，互联网医疗之所以未放开首诊，主要就是为了保障医疗安全。在现有条件下，互联网医疗的安全和质量该如果保证？

段涛提出，要根据线上特点完善体系、制度和方法。“但并不能断定安全质量问题在线上会更容易发生，因为即使在线下也会发生误诊，全球的误诊率大约在30%-35%，这是疾病本身的特点造成的。”

王航则坦言，这几年在资本的推动下，行业做了很多创新，但急着考虑增量、跑马圈地，医疗服务质量方面做得很少。

“所以，银川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希望大家一起来倡议，形成规范性的标准，通过内部小范围的标准去推动行业的规范发展。”王航称，安全质量问题不容忽视，其他行业已有安全事故成为前车之鉴，安全问题可能对整个行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探讨互联网医疗发展，绕不开商业模式这个话题。王航表示，医疗行业要从供给侧去考虑问题，供给侧最大的变数在医生。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转化成他们自己的商业模式，把原来的灰色收入转化为阳光的诊疗费，靠服务和专业水平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段涛则认为，互联网在其他领域已经有了清晰的商业模式，即使在医疗领域现在还不够清晰，但从中长期来看，还是看好的。

无论是第三方平台还是公立医院，本质上都是to C的服务，是医患交互平台，还要把医生服务好。所以要慢下来，花心思去真正为患者为医生创造价值。

头部项目更受资本关注

2014年是互联网医疗元年，初创企业和资本纷纷进入。

陈秋霖发现，互联网医疗投资热形成后，大量初创企业进入，但从专业研究的角度上看，个别项目展示的数据、尤其是在线医生数据，真实性很难考证。那么，互联网医疗行业是否存在泡沫？又该如何看待互联网医疗的投资热？

据王晓岑统计，2014年至今，互联网医疗领域大约已有1600亿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过去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试错成本、市场教育成本、获客成本等多个方面。”

在王晓岑看来，此次疫情是对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大考。此前认为比较好的产品，在疫情中也暴露出功能开发深度不够等问题，这是企业要改进的地方。

不过，疫情期间用户咨询量、处方外流量、GMV都有了爆发式增长。王晓岑对其参与投资的部分项目做了数据回顾：慢病管理项目Q1用户增长量超过3倍，GMV增长超过10倍；平台类项目Q1问诊量同比增长了20倍，Q1处方外流量同比要增长40多倍，处方的流水增长更加可观。“局部的感知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宏观统计的结果让人非常惊讶。”

王晓岑坦言，在之前投入那么多资金后，终于在这次大考中看到了互联网医疗作为基础设施起到的作用。

此外，王晓岑还梳理出了过去几年互联网医疗行业内的投资数据：

2014年，项目100多个，总共113亿资金，70%投到了天使轮、A轮项目上；

2015年，是投资界对互联网医疗最看重的一年，全年548个项目，314亿资金，以天使轮到B轮之前为主；A轮融资金额是2014年A轮资金的4-5倍。

2016年，项目477个，共310亿资金。但这些数字从2017年开始减少，到2018年出现断崖式下滑，近两年遇冷后，总投资金额与之前相比下降了五分之四左右。

“疫情之后，互联网医疗再次引起资本市场的关注，重点领域仍然会有大量资本进来，并且这些资本体量都可能会很大。”王晓岑称，这些资金会更理性，更关注头部项目。“我们看到过一个估算的统计量，疫情期间新增用户里面，约70%是认可头部平台的，足见头部项目口碑已形成。”

美国慢病管理公司Livongo在疫情期间股价涨了两倍多，从之前的25亿美元市值到现在的56亿美元市值，对应的收入水平仅仅1.7亿美元。至少就是说二级市场已经充分的给予了这些项目的一个肯定，这样会带动一部分的资金效应。

王晓岑还提到，互联网医疗各个环节在疫情期间被打通，未来商保如何接入？基于商保的医院信息化基础设施是什么样？保险科技类的发展方向是怎样？这些细分领域都值得关注。互联网医疗渗透率低，还只是个位数，与微信、微博、抖音这种量级的产品相比，还有很大的空间。未来用户量级再上涨几十倍，才有机会真正开发出健康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