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中国科幻，别只认识刘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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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中国科幻，别只认识刘慈欣

毒眸

· 2023.02.05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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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文学极简史。

聊中国科幻，别只认识刘慈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毒眸

从2022年底开始，“科幻热”肉眼可见。

先是艺画开天制作的动画版《三体》在B站上线，播出几集后口碑争议极大；随后真人剧集《三体》在腾讯视频和CCTV8开播，目前豆瓣口碑依然维持8.1的高分，该剧也少有地成为了春节期间返乡年轻人与父母辈的共同话题。

而《流浪地球2》的春节档热映更是添了一把火，该片在初一至初七票房成绩23.95亿，观影总人次达到5000万以上，目前其长尾效应仍在继续。

众所周知，《三体》和《流浪地球》均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原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有句知名评语“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平”，而严锋在2022年年底的第二届“读客科幻文学奖”颁奖典礼现场进一步评说道：“单枪匹马也不完全是好事。”

《三体》连载距今已有17年，获雨果奖成为畅销书距今也有7年，在“刘慈欣现象”和影视改编终于开花结果的助推下，科幻看似成了热门题材，实际上基本只聚焦于他一人。凭借《北京折叠》获奖的郝景芳热度昙花一现，江南的《上海堡垒》失利后更无人问津。《中国科幻10年行业报告》显示，2022年科幻小说中有近70％的销量来自《三体》系列。

当然，刘慈欣“中国科幻文学第一人”的地位已是公论，他的作品被IP化、被大众熟知，也符合市场规律，影视观众没有义务主动去“按图索骥”了解作品的文学源头。

不过，在中国科幻文学漫长而艰难的谱系里，刘慈欣的横空出世亦有前人铺路，在他创作旺盛的同时代，他也并不孤独。

科幻从“史前”开始

和许多通俗类型文学形式一样，科幻小说最早也是从西方引入的“舶来品”。少为人知的是，鲁迅是在国内传播这一类型的先驱，他曾从日文转译儒勒·凡尔纳的两本著作《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后来读者们更熟悉的译名分别是《从地球到月球》和《地心游记》。

同样参与到科幻小说初创期翻译与创作的还有梁启超、茅盾、林纾、许地山等等知名人物，但彼时国家激荡，作家们也以观照现实为主，幻想文学没有发展的土壤。

科幻文学的第一次高潮兴起于建国后，文艺界同样学习前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这个词便是译自俄语。受苏联影响，当时国内认定科幻从属于科普，而科普从属于儿童文学，所以科幻小说的定位就是“儿童科普读物”。

1954年，25岁的郑文光撰写了《从地球到火星》。这虽然只是一篇情节简单的短篇，却在全民向往科学的社会氛围中，于北京地区引发了天文观测热潮，大批家长在孩子的要求下带他们去古观象台看星星。‍‍‍‍‍

1959年，童恩正完成了《五万年以前的客人》，同年19岁的叶永烈在大学校园里埋头创作科普小品，他随后成为丛书《十万个为什么》最年轻和写得最多的作者。这些作品虽然流传很广，但也带有鲜明时代烙印，它们基本不涉及成人世界，也少有作家会去专门创作。‍

作家肖建亨曾说：“无论哪一篇作品，总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或戴着眼镜的年轻工程师给孩子们上起课来。误会——谜底揭开；奇遇——然后来个参观……参观记、误会记、解开谜底的办法，就成了我们大家都想躲开，但却无法躲开的创作套子。”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幻文学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作品相继发表，反响轰动，后者还被改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科幻电影。有统计显示，1981年发表的科幻作品有三百多篇，约为1976年到1980年这五年的总和，科幻作者的队伍也从1978年的三十多人扩大到二百多人。

1979年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出版，郑文光在书中恣意描绘：“飞船正绕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疯狂旋转。黑洞，那里连光都无法逃脱。远方一颗蓝巨星的表面物质向黑洞倾泻，形成炽热的等离子流漩涡……就在即将坠入深渊的一刻，飞船突然加速，笔直地冲出漩涡，就像被雨伞甩出的水滴！”

不难发现，此时一些作品不仅跳出了少儿科普的范畴，甚至有了几分“硬科幻”味道。这种改变对应着当时文艺界关于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论争，一些有威望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都对新形态的科幻小说进行了批判。论争随后被拉进了规模更大的“反精神污染运动”，被定性为科学与反科学之争，所有刚兴起不久的科幻出版机构顿时噤若寒蝉，作家纷纷封笔，科幻文学的这次复兴也就半道夭折。

1983年4月，一位编辑告知郑文光杂志社将要停刊，他原定头版连载、已排好版的长篇小说《战神的后裔》无法如期发表。两人约定第二天去杂志社取回文稿，但郑文光没有出现，当天早上他突发脑溢血瘫痪，半年后去世。

关停风波里只剩下一棵独苗——位于西南一隅的《科学文艺》，后来改名《科幻世界》。

杂志社得到的指令是要继续办下去就得自负盈亏，这在市场经济还没推行的80年代难度可想而知。编辑们用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了新主编杨潇，她决定接任是听了前辈童恩正的专程劝说：“你想当三流作家，还是办一流杂志？”

1984年底，杂志社账上只剩6万多块钱，为了达成第一要务“生存”，杨潇想了几个“歪路子”。她牵头出版当时流行的“儿童识字卡片”，美编负责绘图，赚了几万元。后来又针对母婴市场发动编辑编写了四册丛书《晚安故事365》，也就是睡前故事集，几年下来赚了将近80万元。

为了送书，杨潇会自己蹬三轮往返于印刷厂、杂志社和邮局。这种飒爽作风甚至帮助中国科幻走出了国门，1989年杨潇受邀前往圣马力诺参加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临行前她才翻开世界地图查找该国位置，带两本英汉词典只身前往，并在会上提出了由成都举办1991年年会的申请。

第二年为了省钱，杨潇一行三人坐火车从北京出发，绕道俄罗斯，用八天八夜时间穿越亚欧大陆抵达荷兰海牙，继续争取主办权。此事让组委会惊呼“科幻”，科幻大会顺利落地国内。

科幻大会同年，杂志改名《科幻世界》，1993年又改版确定以中学生作为主要受众，订阅量终于突破了三万册的生死关。用作家郑军的话说：“大陆科幻事业的第三次高潮，可以从1991年举办科幻大会算起，也可以从1993年改版面向中学生算起。这两次事件大大恢复了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力。”

“四大天王”与一本杂志

1991年那场科幻大会的参与者中，有还在大学校园里的韩松。他凑不齐去成都的路费，杂志社编辑便写信给并不认识的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齐民友特批了400元让韩松去，而当时韩松在外企工作、收入最高的同学一个月工资也才600元。

《科幻世界》不仅办了大会，还从1986年起每年举办“银河奖”，王晋康曾评价道：“（银河奖）其实只是该杂志的奖，按‘出身’论档次是很低的，但它在中国科幻界的地位无人能撼动。我常说，没有他们的坚持，中国科幻的复苏至少要推迟十年时间。”

1997年《科幻世界》第二次承办国际科幻大会，除了作家还有多名宇航员到来，韩松感叹“情况已大不一样”，他们看着俄罗斯宇航员和中国演员同台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上万名青少年来了……长龙一样的队伍让人震惊。我在旁边看着，真的目瞪口呆。”这次会议被中外近百家媒体报道，年底被央视列为年度十大新闻之一。

总之从90年代开始，《科幻世界》用刊载小说、奖项征稿、线下活动搭起了国内几乎唯一的科幻舞台，也是在这个平台上，涌现出了一批“新生代”科幻作家。

数次因不可抗力中断，中国科幻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断代清晰。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那代一般被称为“中生代”或者“中兴时期”，“新生代”的特征之一是王晋康提出的“核心科幻”理论，指一篇科幻小说应该有一个与科学有关的核，也就是一个好的科幻构思，这是中国科幻文学走向成熟的开始。可以看到，新生代代表作家的许多成名作品都是围绕一个有创意的精华点子展开的。

在读者反馈慢慢累积的过程里，新生代科幻作家有“四大天王”之说。最早开始发表作品的是韩松，高中时期投稿一投即中。在那之前，他的中学老师曾怂恿他写文参赛，却因他写作思路的反常规而连声说：“要不得！要不得！”

1991年韩松的代表作《宇宙墓碑》不仅被《科幻世界》推崇，还经过一系列机缘巧合被推选到台湾《幻象》杂志组织的世界华人科幻小说征文，得到首奖。这篇描写散布在各个星球宇航员墓碑的小说，已经体现出韩松的一些创作特质即视角独特、气氛诡异、色彩悲凉。

尽管还有新华社主流媒体人的社会身份，一直到2010年代韩松都能不时有精彩作品问世。他的第一部长篇《2066之西行漫记》（后来改名《火星照耀美国》）在9·11事件前一年，就预言了纽约世贸大厦会被恐怖分子的飞机炸毁。40万字的《红色海洋》从远古写到十万年后的未来，中国科幻的重要功臣吴岩在作序时写道“《红色海洋》也将被列为近20年最优秀的主流文学作品之一”。

2010年起韩松相继出版《地铁》《高铁》《轨道》三部曲，让这些交通工具成为人类文明的承载者和观察者，长期封闭行驶会让人类改变性观念，长出尾巴、鳞片和腮，乃至改变时空规律。2016年出版的《医院》则聚焦“医患关系”，却同样有“宇宙就是一座医院”的怪诞感。某种程度上，韩松的小说是科幻作家里最靠近现实也最靠近纯文学的。

王晋康则是大器晚成的代表，因为被10岁的女儿逼着讲故事，他“懵懵然上了科幻这条贼船”，发表处女作《亚当回归》时已经45岁。而在整个90年代，他每年都能发表2-4篇短篇小说，获得9届银河奖后主动退出评选给年轻人机会，可谓科幻复兴的中流砥柱。

进入21世纪王晋康退休，有更多时间专职创作，有《水星播种》《新安魂曲》等短篇代表作，还将早期短篇改写成长篇如《类人》《豹人》《生命之歌》等，形成了一个人类与自己创造的“类人”冲突的作品序列。同时也有《蚁生》《十字》《与吾同在》等集大成的长篇小说问世。

何夕也在90年代初就崭露头角，以每年1-2篇的速度成为《科幻世界》的核心作者之一。他1999年复出后才换成现在的笔名，并贡献了《异域》《故乡的云》《六道众生》《伤心者》等生涯代表作。相较而言，何夕并不胜在科学构思或者哲理深意，而更擅长用人性描摹感动读者。

作家董仁威有个很直白的评价：“何夕最独特的是言情类科幻。”而这些“言情”又往往发生在宇宙大背景下，便能兼容情感故事的可读性和科幻小说的肃穆感。

何夕改名那年，“四大天王”的最后一位刘慈欣才登上科幻舞台，随后7次获得银河奖，把原本的作家格局从“群雄逐鹿”改写成了“一超多强”。

其地位的奠定本身也离不开2006年《三体》开始连载。2007年《科幻世界》第三次举办科幻大会，韩松回忆过当时的情景：“（科幻迷）在省科技馆前的广场上，团体操一般排成大队，表演《三体》中的人列计算机。这时刘慈欣已经成了偶像。”

《科幻世界》连载长篇其实属于破例，这背后有位不得不提的伯乐姚海军：“之前出刘慈欣的书正常也就四五万册销量，如果中国最好的科幻作家都只能卖几万册，那中国科幻就没有希望，这是《科幻世界》不得不承担的责任。”

姚海军也可以说是整个“第三次繁荣”的重要助推者。他在杨潇离任前被发掘，从负责给读者回信一路做到副总编。在他主导下，“视野工程”三大书系稳定出版，分别是“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世界流行科幻丛书”，和最核心的原创系列“中国科幻基石丛书”，《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的初版就属于该丛书。

吴岩曾直言，虽然新生代让科幻小说从衰落走向繁荣，但2000年《哈利波特》带起的奇幻文学热“又一下就把科幻吃掉一大块”，国内《诛仙》《幻城》等小说的热度也远超科幻，以科幻出道、转而去写奇幻的知名作家也有好几位。这种背景下，“视野工程”在培养年轻科幻读者方面的潜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后《三体》时代

除了“四大天王”，新生代作家还有潘海天、赵海虹、郑军、柳文扬等代表，在他们之后涌现的又一批《科幻世界》作者群被称为“更新代”，包括陈楸帆、夏笳、郝景芳、钱莉芳、长铗、飞氘、罗隆翔等。这是一份无法穷举的长名单，每名看过《科幻世界》的读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专属回忆。

后来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飞氘曾谈起自己的记忆：“在那些紧张而神经质的日子里，人人都需要一些调剂、刺激、逃避，有人在游戏厅里逍遥度日，有人在马路边寻找做古惑仔的感觉，而我则喜欢在卫生间昏暗的灯光下，坐在马桶上享受看科幻的乐趣。那里就像一个时空驿站，带领我在无数个波澜壮阔的世界中穿梭……等我走出卫生间，我又有勇气去面对这个虚幻而又厚重、野蛮而又柔和、悲伤而又甜蜜的世界。”‍‍‍‍‍

《三体》获雨果奖后的事人们已经很熟悉了。酝酿几年后，《2019年度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18年科幻原创产业总产值达到456.35亿元，约为前一年140亿元的3.26倍，呈现出爆发之势，2019年《流浪地球》进一步带动了产业发展，2021年总产值达到了700亿。

如今再提科幻已远不止文学门类，《三体》刚好踩上文娱产业以IP为王的时期。而网文和众多其他移动互联网平台也在取代纸媒，成为作品的主要发布渠道。对曾经聚集在《科幻世界》这一块园地上的科幻文学而言，这是一种开枝散叶式的分流，也可以算一种不可避免的“断代”。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渠道变化本身就会反过来影响作者习惯，“难出大师大作”是个社会性问题，一方面是“不能只有一个刘慈欣”，另一方面确实也很难再期待出现下一部《三体》了。科幻题材还有项特殊性是对作者的知识储备要求较高，王晋康曾直言新生代科幻作家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不乏名校硕博和一线科学工作者，从平均学历上看无疑是各类型作家中最高的。”而由于“不务正业”，吴岩则将他们称为“精英阶层的边缘人”。

在内容形态方面，“硬科幻”的比重也在减少，“更新代”之后的“全新代”作者们更关注“当下”和“近未来”，恢宏而遥远的星空幻想似乎不再有必要。这是科技迅速进步的必然结果，“科幻小说预测未来”的现象很难再发生，因为往往“未来已经来了”，因此世界科幻的整体趋势有停滞和衰落的迹象。

但是，不论渠道还是内容的变化，指向都并不消极，不过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而已。连《科幻世界》自身也在谋求转型，在2018年这家老牌杂志社总算完成了转企改制，并成立了版权部和IP运营中心两个部门。“我们的规划是发展成一个文化传媒集团。”杂志的现任主编拉兹曾表示。

转型之后，《科幻世界》成为了《流浪地球2》的联合出品方。今年成都还将承办新一届的世界科幻大会。曾经的作者们有的因种种原因已不再写作，如韩松2022年自曝得了“老年痴呆”，长铗转战比特币圈“布道”多年……但也有人仍在活跃，更有新人不断涌入。当初撒出的星火如今在更耀眼地闪烁着。

某届银河奖宣传MV里有句台词，可以概括如今的中国科幻：“我凝视着眼前这个时代，身后的时代也凝视着我。”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