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Airbnb的纯共享模式在中国行不通，那标准化的服务能奏效吗？

Airbnb的模式，代表着房屋的共享经济，代表着“让陌生人住进你家”、“与当地人一起探索生活”的生活态度。很多时候，Airbnb成为消费者出游、出差或者短期拜访时的一个重要选择。不过，这个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现状，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热门话题。

12月发生的“上戏学生毁了我的家”事件，为所有关注共享经济的人敲了一个警钟。要践行共享经济，究竟应该如何去走，亦或者，这条路也许根本就走不通？

从消费者需求、使用习惯等角度来分析共享经济的文章已经很多。今天我们换个角度，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瞧瞧，为什么说：纯粹的Airbnb共享经济模式可能不适合中国？

社会土壤

Airbnb所根植的社会土壤，是基于契约与信任构建起来的欧美社会，是一个更注重事情本身而非人情世故、人际距离相对均衡的陌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房东会愿意将自己的房间出让给陌生人，甚至愿意与其同住一个屋檐下，互相之间结交为朋友。可以这样认为，欧美社会陌生人之间较为充分的信任关系，是Airbnb可以在发展中始终主打“住在陌生人家里”这条道路的社会基础。

实际上，不光是Airbnb，沙发客（Couchsurfing）这样的模式，也都是基于陌生人社会作为前提。

反观中国，情形则大有不同。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注重熟人、轻视规则的关系型社会。对一个典型中国人来说，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距离差别很大。同时，由于中国社会当前仍在快速转型（也有人说正在进行分层），整个社会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持续处在动荡变革期，直接导致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极低，不仅远低于欧美社会，也明显低于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及港澳台地区。在这样现实的背景之下，无论是期许房东愿意让出自己的房子给一个陌生人居住，甚至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还是让一个人在外出旅途中住到陌生人的家里面，都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

当然了，有困难不代表做不到，小猪短租、蚂蚁短租这些平台上都有大量个人房东。只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房东并不是与房客同住一个屋檐下。这又是什么呢？

房子，房子，还是房子

在短租领域中，社会文化因素不谈，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分享经济中的物质基础：实际可供居住的房源。对于Airbnb的发源地美国，中产居民主要居住的郊区存在大量的独栋别墅，别墅本身就有较多的居住房间；在Airbnb同样风靡的欧洲，虽然没有像美国那么多的独立别墅，但大量的城市居民所居住的还是拥有多楼层的联排别墅。如下图所示，各欧洲国家的居民居住在独立或联排别墅的比例普遍超过50%。

图：欧洲各国的居民住宅类型情况（资料来源：荷兰服务号）

这样的居住条件，充分保证了可居住空间的供给。可以看到，在欧美社会，短租房源的潜在供给是充裕的，并且有相当部分是以与房主共享同套房屋的形式存在的。

再来看中国，首先，中国城市居民的普遍居住水平较低。以上海为例，根据2015年的统计报告，上海居民的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为24.16平方米，户均居住建筑面积为71.04平方米。71平米就相当于一套小两房或是稍微大点的一室户房子，这样的居住条件，即便房东愿意，客观条件也很难允许让别人住进自己家里。北京、深圳、杭州等大型城市的数据与上海大致相同，这与欧美有极大不同。

图：上海的稠密城区（来源：网络）

其次，中国的居民住所还有一个特点：自有房产比例高，闲置房源数量相当惊人。根据社科院报告，中国家庭的住房自有率在2013年已经达到惊人的93.5%，对比之下在2014年英国的自有率仅为64.8%、美国为64.5%。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城镇地区的空置房源量达到了4898万套，空置率为22.4%，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从2000年算起，美国的空置率仅在1%~3%，香港低于5%，欧盟各国在2004年的平均空置率为9.5%，日本的空置率最高，但在在2008年也仅为13.1%。

由此可见，中国市场上有大量被业主持有但实际并未入住的房源，由于缺乏其他更多可靠的投资渠道，这些房产将被较长期地持有。因此，这些大量的闲置房源将成为可变成短租供给的潜在供给物。而在房产税即将全面征收的大背景下，能够提供更多预期收益的短租，可能会比长租更得到业务的欢心。

所以，如果你在国内入住个人房东的短租房，更有可能遇到的情况是：你享有一整套房子，而房东并不和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商业根基

现代工业文明诞生于欧洲，商业文化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就逐渐被欧洲社会所认可接受，欧美社会有根植在其基因中的商业因子。在这样的商业氛围影响下，将自己的闲暇房间拿出来换取收入的共享经济理念也就很自然地被接受，这样做的房东并不会觉得有何不妥（除非是基于法律限制）。

事实上，欧美社会对于个人出让闲余财物（物品、时间、空间、服务、技能等）以交换一般等价物或其他财物的行为是有广泛接受度的。上世纪90年代成立于美国的eBay，即是将在美国流行的自家庭院摆卖闲置物品的“后院拍卖”行为进行互联网化，将跳蚤市场放到线上。事实证明，这个形态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同样在欧美获得了极大成功。Airbnb将闲置房屋分享出来的行为，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而对中国来说，商业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显然要低于欧美。同时，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贫富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偏高的阶段，中产及以上层次居民的外显性消费占比明显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多少人愿意放下面子亲力亲为来做房屋共享的短租服务，需要打很大的问号。

即便房主有意愿自己做服务，又有多少人能拿出足够时间，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属于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其居民的平均工作时间明显长于欧美国家。根据瑞银在第16期《瑞银价格与收入》报告中指出，全球十大工作时间最长的城市有7个在亚洲，其中北京平均每周实际工作时长为37.4小时，上海也差不多。同时，上海员工平均每年仅有7天带薪假，北京仅有10天，排名分别列于全球倒数第一与倒数第三。

再退后一步，即使房东自己有时间也愿意自己做服务，也仍需要面对也许形形色色、不尽如人意的租客。碰上一两个如前文提到上戏学生这样的租客，也许绝对数量不多，但一两个就足以让房东一礼拜的好心情打水漂。如果要挑选租客，这又是一个费心费力的事情。

图：上戏事件中被房客严重污损的卧室（左：入住后/右：入住前）

凡事都有两面性，虽然居民直接提供商业服务的意愿动力不强，但中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活跃在消费市场的群体：小摊小贩。换句话说，中国社会虽然比较缺乏C2C直接交易的商业习惯，但却始终存在大量的小B端，像毛细血管一样服务于社会的各行各业。

不论是从清晨那些早饭摊点，还是集贸市场的小商贩，亦或是街边的流动摊贩，在中国社会处处可见这些人辛勤的身影。他们不奢求多高的收入，能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是他们最大的渴求。可以说，中国存在着“小B2C”的深厚商业土壤，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仍然如此。所以，中国虽然至今仍没有太多个人房东，却已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短租“二房东”群体。他们在一端集合房东的房源，在另一端对租客提供直接服务，这其实就是专业公寓运营商的最初雏形。

此外，中国城市的居民住宅还有一大特点：小区化、高层化、聚集稠密。要知道，小区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在这样的住宅特点之下，同样的单位面积会出现欧美城市只有100户房源，中国城市能达到3000户房源甚至更多的情况。这个特点，大大降低了专业化短租运营的成本，让短租运营的大规模批量化成为可能。这个道理，其实对于国内的电商、外卖、社会化配送等模式同样成立。

图：小区住宅密集分布的中国城市（来源：网络）

所以，短租运营的商业根基，在中国是完备的。

结语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欧美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多方面不同。很显然，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展现状、人力成本、东方价值观等因素，再加上中国城市住宅的特性，成就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短租”。不再是提倡个人直接分享闲置房屋、房主与房客同居于一个屋檐下的Airbnb模式，而是由专业的运营商集合闲置房源，在保持房屋个性的前提下，提供标准化可预期的服务。这，也许才是中国式短租的正确打开方式。（本文首发钛媒体）

附：欧美的变化

前文说的是中国，现在我们再看看欧洲与美国。在这些地方，Airbnb的供给端组成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2014年纽约州首席检察官Eric T. Schneiderman在一篇报告中表示：“Airbnb在纽约的1.68亿美元营业额中，有三分之一进入了兼职旅馆经营者口袋。这些人少则有3处房产，多则能有272处房产，一些人每年赚了上百万美元。” 对于珍视社区价值的欧美人来说，这种名为共享经济实则商业运营的做法，显然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

图：不满于Airbnb的社区居民（来源：Twitter）

在Airbnb的其他运营区域（如欧洲）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在今年3月18日的一篇专题报道中指出，如阿姆斯特丹、伦敦、巴塞罗那等城市，大部分城市的职业运营者营收已经超过Airbnb在该城市交易额的1/3，有些城市已经超过50%。

图：阿姆斯特丹的Airbnb出租情况（红点为整套房源、绿点为单间）（来源：Inside Airbnb）

今天，从全球市场来看，1/3的Airbnb交易额已来自职业运营者。

共享经济，何处是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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