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即将上市，一代明星独角兽如何颠覆世界？

钛媒体 • 5年前扫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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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钛媒体注：本文来自于腾讯科技硅谷封面，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Uber即将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其估值高达915亿美元，与1997年上市的亚马逊、2004年上市的谷歌以及2012年上市的Facebook齐名。这也证实了这家科技公司所创造的全新世界观是正确的。

Uber前东南亚经理Chan Park表示:“这肯定培养出了一代创始人，他们现在受到鼓舞，要像Uber一样去解决其他科技公司还没有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联合创始人、前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的领导下，Uber开创了互联网经济的一个新阶段:移动的不止是信息，还有人，随之而来的是现实世界的混乱和复杂性。

“业界常常会批评他们步子迈的太大，违反了规定——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这项业务就不会存在，”风投机构Upfront Ventures投资者马克·萨斯特(Mark Suster)表示。

起初的Uber对世界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其商业模式在机场和体育场造成了交通堵塞，使交通高峰时间行车速度变得更加缓慢，并引发了传统出租车公司的抗议。要想逐个城市地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Uber最大的突破不是在技术层面，而是在运营层面。

这也需要一种不同的才能。除了硅谷公司争相聘用的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之外，Uber运营主管瑞恩·格雷夫斯(Ryan Graves)还招募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当地员工，从华尔街金融家到西雅图的前拖船控制员应有尽有。

在Uber创立至今的十年时间里，其有效利用了智能手机、GPS以及移动支付带来的社会变革，将共乘服务以及共享经济转变为主流，并把自身打造成全世界数千万人日常生活中的典型应用。

“和人打交道真的很难”

但Uber的成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着不断在全球扩张，该公司已经烧掉了来自硅谷、华尔街及其它地区投资者的逾100亿美元。而只有在低利率和对私人科技投资兴趣浓厚的时代，才可能进行这样的投资。

在此之前，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往往得益于网络效应和纯粹在线分销的便利，但Uber的扩张策略与这些早期互联网公司的发展路径大相径庭。

2011年从高盛驻纽约办事处加入Uber的安德鲁·查平(Andrew Chapin)回忆道:“最初的6至8个月，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司机和乘客使用Uber，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在位于纽约皇后区和华盛顿高地(Washington Heights)昏暗的办公室里呆了很长时间。”

与苹果、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高度集中硅谷园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Uber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分布广泛的组织，将控制权下放给其年轻的城市管理者队伍。

由于每周都有数百名新员工到来，因此很难对公司团队进行架构调整。一些前Uber员工表示，这也是2017年卡兰尼克遭遇公司文化问题的部分原因。2017年，卡兰尼克被指控其领导的公司骚扰、欺凌和歧视问题频发，随后这位联合创始人被迫离职。

然而，许多经历过这场混乱的人现在感到自豪。在他们看来，Uber在发展过程中比其前辈取得了更大的成功。“Facebook和谷歌没有与现实世界互动，”一位前高级经理表示。“和人打交道真的很难。”

Uber要求员工们“永远要积极进取”，而关键的增长指标就是他们的行动指南。公司的内部仪表盘为员工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他们能够了解世界各地的城市业务是如何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在“一次编写，随处运行”的软件世界里相当少见。

“地方自治的理念，初创企业内的初创企业，以及分布式的数据访问，让我们变得非常敏捷，行动非常迅速，”Uber早期员工尼克·马修斯(Nick Mathews)如是指出。马修斯是Uber最早的几十名员工之一，在波士顿开拓了Uber业务。

开放的数据也催生了城市团队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每周一次的经理“同步”活动中，卡兰尼克会详细询问经理们的运营细节，而手下人则争相兜售自己最新的“增长技巧”，以给老板留下深刻印象并胜过其他地方的同事。

马修斯表示:“能证明波士顿的业务比芝加哥或华盛顿更好真是太棒了。”马修斯目前是众筹市场Mainvest的联合创始人。“你会发自内心地想成为第一个分享东西的人。”

然而，他们的实验会在现实世界立即有所反应。有时候其结果对于Uber来说会产生负面效应。比如有一天，一次试用促销意外地让纽约市的所有出行都免费了一个小时。

有时候这也会招致客户的反对，比如在美国东海岸超级风暴桑迪过后，Uber实施了“峰时定价”(surge pricing)功能。Uber表示，提高车费是为了鼓励不情愿上路的司机提高服务。但公众看来Uber看起来像是在针对乘客趁火打劫。

不过，《Uberland:算法如何重新定义工作规则》(Uberland:How Algorithms Are the Rules of Work)一书的作者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Alex Rosenblat)表示，大多数情况下是司机们能直观感受到Uber总在不断进行修修补补。她对数百名司机的采访发现，频繁的变化让人们很难预测自己能挣多少钱。

“如果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接受实验，你怎么知道每个人都得到了公平的报酬?”罗森布拉特表示。“这并不是说实验不好——你应该有一份可以保障生活的最低工资。”

Uber的早期员工坚称，他们在与司机打交道时并不像许多批评者所描述的那样冷漠和超然。有恐慌也有泪水，甚至会害怕招致司机的个人报复。

长时间的积聚后，Uber的举动在2017年招致了清算。卡兰尼克的拼抢策略推动了公司业务的高速增长，但在惹恼了监管机构、司机甚至员工之后，这些策略最终也毁掉了公众的善意。根据Uber自己在招股书中所述，数十万用户将其应用从手机中删除。

Uber的馈赠

如今，在经历了一番“彻底失控”的岁月后，许多Uber员工开始自己创业。他们创办的初创企业涵盖了从营销业务、电动摩托车等新产品，再到机器人和自动驾驶卡车等诸多方面。

罗森布拉特表示:“Uber成为了一种为人们提供便利的颠覆性技术服务的营销代名词。”“如果你能颠覆一个受到严格监管的市场，就会带来很大的套利空间。但你无法在诸如医疗保健这样的领域做到这一点。”

然而，由于诸如Moving Capital等专门投资于Uber员工的投资者网络已经形成，风险投资家乐观地认为，Uber留下来的将是一批雄心勃勃、久经磨练的初创企业。

伦敦风投机构Balderton Capital投资者Lars Fjeldsoe-Nielsen表示，“从现在开始的十年间，我相信Uber前员工所创办企业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将超过目前如日中天的FAANG公司(Facebook、苹果、亚马逊、Netflix和谷歌)。”Lars Fjeldsoe-Nielsen也曾经是Uber员工，他补充说，“他们在Uber的独特经历鼓舞自己应对能够改变社会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