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一份智能时代的“说明书”

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媒体实验室主任。1996 年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未来学家之一。

出版机构：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2月

一本好书是经得住回头再读的，它似乎能在时间中悄悄生长，多年后再读它，你会惊奇地发现它在你面前已焕然一新。其实不是这本书变了，而是你变了——随着你见识和阅历渐增，当初那些无缘见面不相逢的内容对你悄然显现。所以古人说，读书随年龄、阅历的不同有三种状态，初读如“隙中窥月”，再读如“庭中望月”，三读如“台上赏月”。

至今仍记得20年前一个朋友把《数字化生存》这本书送给我时说的话：“好好读读，接下来是个全新的时代，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个时代的‘说明书’。”于是我郑重其事地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在各种场合谈论、引用它，越来越相信自己读懂了它。

20年后重读这本已经被我翻得破旧的书，看着自己在书中划下的线，写下的批注，不禁对自己那种不得要领的认真觉得好笑，同时对尼葛洛庞帝惊人的洞察力油然而生敬意。

一

书中有不少“20年后……”之类的句子。在视频通话、直播已稀松平常的今天，读到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很亲切：

20年后，当你从视窗中向外眺望时，你也许可以看到距离5000英里和6个时区以外的景象……阅读有关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材料时，你会体验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你一边欣赏威廉·巴克利的作品，一边可能和作者直接对话。

但作者的预言并非都已成真。比如，他说：

20年后，你可能对着桌上一群八英寸高的全息式助理说话，声音将会成为你和你的界面代理人之间最主要的沟通渠道。

语音识别在今天固然是热门话题，但这种技术成熟到成为主流的人机对话方式还有待时日。他还断言，“未来5年”（即2000年），“可穿戴设备可能会成为消费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事实上，可穿戴设备最近两三年才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而且雷声大雨点小。

好技术、好产品、好市场之间的距离常常是似近还远，有时还会是“望山跑死马”，确定时间点的难度远大于预见大趋势的难度。一个初现端倪的市场在到达“奇点”之前，其进展的速度往往慢得让很多人丧失耐心和兴致，只有极少数在奇点临近时痴心不改、并且幸运地熬过信心和耐心考验的坚守者，方能赢得“大爆炸”的市场机会。

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已经完成了项目的90%，接下来我们要完成剩下的90%”。相对可控的微观层面也会出现日程滑坡，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更是不言而喻了。尼葛洛庞帝是技术专家，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对技术产品和产业的预言都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而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常常是技术、商业生态、产业政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制约的结果。技术提供了可能性，但技术不能信马由缰，而且技术本身的发展也越来越呈现为非匀速、非确定性。

在一个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确定地预言未来的风险性越来越大。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预见未来，抵制关于未来的预言。不管承认不承认，人在当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对未来的某种预判，即使我们明知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只不过，这样的预判是需要快速迭代（短周期的、持续不断的微调）的。快速迭代是在不确定时代化解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战略短视症与战略远视症的有效工具。它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世界观，它让我们在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即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雾霾中感知未来，让我们保持预判的同时调校预判，又在随机应变中葆有确信。

从卜筮问天到大数据技术，人类对预见未来的渴求从未改变。然而“先知”的角色一直是尴尬的——既受到推崇和追捧，又受到冷落和排斥。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罗的祭司卡桑德拉，被宙斯赋予预言未来的能力，同时又受到宙斯的诅咒——她所预言的都是真的，但她的预言都不被相信。

预言是一种资源（而且常常是并不稀缺的资源），但相信预言是一种能力——如何相信、如何对待预言。平庸和懒惰让我们相信、进而唾骂算命先生“铁嘴直断”的预言，困难而且真正值得做的是从预言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答案。这需要智慧、勇气和毅力。

预言是一段包含各种颜色的光谱，一端是常人一听就懂的常识，另一端是让梦想家着迷的幻想，前者是廉价的，后者是危险的。在二者之间，隐藏着关于未来的、只对独具慧眼者显现的秘密。

重要的不在于预言者说出了什么，而在于预言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什么信息，而在于它提供了怎样的知识和体验的视角，以便我们构想我们自己的剧本。

二

重要的是，尼葛洛庞帝在谈论“全息式助理”和“可穿戴设备”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这是我们二十年前读他的书最容易忽略的。我们一直把他当作是所谓“互联网时代”或“信息时代”的预言家，而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尽管他花不少篇幅谈了比特与原子的区别，谈了环状结构的电视网与星状结构的互联网之间的不同，谈了互联网对物理空间的消解导致社会、民族、国家形态和地位的巨变。但这本书并不是为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大潮而写。20年后重读此书，我注意到了这段话：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清界面代理人的构想和目前大众对互联网络的狂热以及用Mosaic浏览互联网络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网络黑客可以在这种新媒体上冲浪、探索知识的海洋、沉溺于各种各样崭新的社交方式。这种环球同此凉热的互联网络发烧现象不会减轻或消退，但它只是行为的一种而已，更像在直接操纵，而不是授权代理。

相对于“直接操纵”的上网行为，作者更关心的是“界面代理人的构想”。二者之间的差别何在？

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互联网，其基本功能是信息的转输和连接，互联网产业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信息产业。而事实上，信息的互联互通只是互联网最直观的表象。当移动互联网逐渐将传统互联网（以PC为终端）边缘化的时候，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互联网与其说是信息的传输，不如说是人与人的连接。传输、搜寻、获取信息只是手段，比信息重要的是我们用信息来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无需我们去做，有人（代理人）来帮我们来做。

比如说，我们在谷歌（搜索引擎）上输入一个地名时，马上会得到与这个词有关（包括许多我并不需要的信息）的各种信息，我必须调动我的智能来筛选、识别出我真正需要的信息。我搜索一个地名的直接目的是去那个地方，所以我还得把这些信息在我的头脑里还原为一幅地图。如果我是在地图（谷歌地图）上搜索，得到的信息就更直观了，更有助于我驾车到达那个地方。但如果这不只是一幅地图，而是能一路上导引我驾驶的导航应用（谷歌导航）就更好了。这还不够。最理想的是，如果我完全不用开车，而只需告诉我的汽车（谷歌无人驾驶汽车）我要去那个地方，它就把我送到那个地方。

从搜索引擎到无人驾驶汽车，这是一个信息（Information）的功能份额递减，而智能（Intelligence）的功能份额递增的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从“直接操纵”到“授权代理”过程。

20年后再来读《数字化生存》，我终于明白了尼葛洛庞帝在书中特别强调，而让读者觉得突兀甚至大惑不解的概念——“后信息时代”。记得当年尼葛洛庞帝在北京演讲时，有一个听众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中国今天刚刚说要迈进信息时代，你却在讲什么后信息时代，你的理论对中国有指导意义吗？你的后信息时代到底是指什么？”由于我当时与提问者有相同的质疑和不认可，对尼葛洛庞帝的回答完全没听懂，所以现在一句也记不起来。到了今天，我可以大致想象尼氏当时说了些什么话，因为在《数字化生存》中，对于人类（当时）正在进入的是后信息时代而不是信息时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转变，以致于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

在他看来，在后信息时代里，人们并非不再需要信息，相反，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只不过，他们需要的不是数量巨大但相当粗放、个人针对性甚微的信息。比如说，人们还会需要看新闻，但既非在电视上、报纸上看新闻，也不是“上网”去看新闻，而是通过私家编辑（智能传输端）或私人秘书（智能接收端）来获取新闻。前者“就好比《纽约时报》根据你的兴趣，为你度身订制报纸”。后者是一种智能筛选系统，好像是对你个人兴趣（包括隐秘的偏好）了然于胸的私人秘书，“根据你的兴趣、习惯或当天的计划，从中撷取你想要的部分”。

在这里，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最难的）不是信息，而是智能——对个人需求的深度认知，并基于这种认知进而对信息进行的精准识别：

在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当传媒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状况、年龄、收入、驾驶的汽车品牌、购物习惯、饮酒嗜好和纳税状况时，它也就掌握了“我”……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而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

说得更直接些，在信息、产品、服务变得“极端个人化”的后信息时代，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拥有极度善解人意的“代理人”。

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这回我们谈的不只是要选什么汉堡佐料那么简单，在后信息时代里机器与人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因经年累月而熟识一样：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它甚至连你的一些怪僻（比如总是穿蓝色条纹的衬衫）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能了如指掌。

这样的话，所谓“信息产业”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生产和传输信息，它更像是“裁缝业务”，以信息为原材料，量身定制各种产品和服务。

下一个10年的挑战将远远不止是为人们提供更大的屏幕、更好的音质和更易使用的图形输入装置；这一挑战将是，让电脑认识你，懂得你的需求、了解你的言词、表情和肢体语言。

设计问题将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但这种设计远不同于通常的工业设计，而是围绕设备如何善解人意而展开的界面设计。

无论你把电脑应用在什么地方，都必须把丰富的感应能力和机器的智能两者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有效的界面设计。

三

20年前读《数字化生存》，颇为不解的是作者如此关注界面这样一个“面子”（边缘）问题而不是像电脑的算法、性能等“里子”（核心）问题，现在明白了：界面决非一种外在装饰和表现，唯有“慧于中”的内核方能呈现为“秀于外”的界面，要实现真正的人性化界面，电脑必须拥有灵敏的感应能力和强大的智能。

但我们尴尬地发现，今天的电脑（包括手机）与20年前的电脑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所谓“智能终端”的智能程度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它们仍然是需要我们费劲地操作才能执行命令的工具，而不是主动感应、识别我们的意图、不动声色地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机器仆人、电子秘书。

正如尼葛洛庞帝说的，从某个角度看，电脑的智能化程度甚至比不上“装了传感器的现代盥洗室”——当我们夜里走近盥洗室的门的时候，里面柔和的灯光就自动亮起来。而电脑（包括今天的智能手机）远没有这样贴心，这样“有眼力劲儿”，它们仍然需要我们用键盘、鼠标、手势来费劲地下达命令，我们与它们朝夕相处，但它们对我们了解和体贴微乎其微。换言之，它们仍然是冷冰冰的机器，而不是有温度的“代理人”。

“我对界面的梦想是，电脑将变得更像人。”电脑将具有对人的识别能力。每个人的脸其实是他的“显示设备”，其他人能够从你的“显示设备”快速地解读出你的需求和意图，并随之做出反应。所谓电脑变得更像人，就是让电脑与人通过彼此的“脸”（“界面”的本义即“交互的脸”，Interface）进行顺畅的沟通和交流，使“人与电脑的对话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谈话一样容易”。

尼葛洛庞帝把他想象中的真正具有人性化界面的智能设备比作“老练的英国管家”。这样的管家能替你“接电话，识别来话人，在适当的时候才来打扰你，甚至能替你编造善意的谎言。这位代理人在掌握时间上是一把好手，善于把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懂得尊重你的癖好”。

应该说，这样的管家不是一个具体的代理人，而是一个“代理人系统”。你今天早晨要坐的航班晚点了，这个代理人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这个信息，并自动改变你的闹钟设置，根据实时的路况确定你出发到机场的时间并约好车准时接你，你坐上车上时代理人系统已经悄悄地帮你办好了值机。它是你的管家，也是你的私人秘书，在各种场景下卓有成效地代表你去完成你授权给它的种种事务。这样的秘书的智能性不仅仅在于它有高智商，而在于你与它之间有深度的共识，它能时刻“为你的最佳利益着想”，它拥有的一种“爱因斯坦也比不了”的高智能。

四

高智能与高智商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呢？说得通俗点，二者的不同相当于情商与智商的差别。我们在选择管家和秘书的时候，真正看重的是其情商而不是智商，因为你在与他相处时的体验的优劣取决于你与他之间的默契——无需明示的无缝沟通和协同。信息传输的硬条件是信息量（比特数）和带宽，二者决定了信息传输的效率，但比效率（Efficiency）更重要的是效果(Effectiveness)。

尼葛洛庞帝讲到了一个假设的场景。他和妻子与另个四个人一起吃饭，大家谈到了某个人，谈得好不热闹，说到某件事的时候，他向坐在对面的妻子眨了眨眼，她的妻子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有一个人注意到了，饭后就问他当时眨眼提示妻子什么事情。尼氏告诉他，他们夫妇俩正好头一天晚上与他们谈到的这个人吃饭，了解到这个人的很多事，但他们之间的沟通只需要一个眼神。他想说的是，

传输者（我）和接收者（我太太）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简略的方式沟通。……当你问我，我和她交流了什么时，我不得不把所有的10万比特全部传送给你。

人性化界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用1比特的带宽占用传递10万比特的内容，如何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实现沟通的高效能。

由此可见，沟通核心不是信息（information)，而是智能（intelligence)。尼葛洛庞帝所说的“后信息时代”，其实就是“智能时代”：

当我谈到界面代理人时，经常有人问我：“你指的是人工智能吗？”答案是“没错”。

但是这个问题中夹杂着些微的怀疑，主要是因为过去人工智能给人们许多虚无的希望和过高的承诺。此外，很多人对机器能够拥有智慧这样的观念，仍然深感不安。

计算机科学在发展中不知觉中剑走偏锋了——沉溺于计算和信息处理，而将智能置之脑后。图灵首创了“机器智能”的概念，在他的设想中，计算机器要完成的任务是“智能”，而不仅仅是信息处理。衡量计算能力的标准，不是计算机如果高效率地生产和处理信息，而是实现智能。

后来，明斯基等人工智能的先驱关心的仍然是认知和识别，如何识别文本，了解情绪，欣赏幽默，以及从一组隐喻推出另一组隐喻。也就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具有“人情味”，具备人的常识。一个能以高速运行的计算机能够高效地处理信息，但却分辨不出猫与狗这两种动物，而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尽管不知道猫和狗的定义，不了解猫狗差别的关键数据，但他具有计算机不具备的能力——直觉，仅凭直觉（而不是计算和推理），他就能做出判断。

与机算机相比，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还有巨大的优势：他是通过“并行信道”（手势、眼神、脸色、说话语气等多种“语言”）来与他人进行沟通的——说不清楚时可以“比划”清楚，听不明白可以看明白。

事实上，成人之间最有效、最默契的沟通也是通过“并行信道”（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来实现的。尼葛洛庞帝说，假如你只会讲一点点意大利语，和意大利人通电话将会非常辛苦。但当你住进一家意大利旅馆，发现房间里没有香皂时，你连说带比划，就能让服务生把香皂给你。他是在提醒我们，以高性能的计算能力、高带宽的传输能力为目标的信息技术并不能为我们高便利的服务。论单纯的计算能力，智商最高的人也比不过一个普通的计算器，但若论包括常识、直觉、并行信道沟通、模仿式学习，最先进的计算机还是学龄前儿童，所以，代信息时代而起的，一定是智能时代。

五

从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至今，人类一直用技术在再造我们的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蒸汽机解决了物质在物理空间的自由移动，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可以称之为“老IT”( Industry Tech，即工业技术）。电气（发电和电子传输）技术解决了能量的自由移动，也部分地解决了信息的自由移动（如电报、电话、广播电视），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彻底解决了信息的自由移动，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类技术可以称为“旧IT”（ Information Tech，即信息技术）。无论是“老IT”还是“旧IT”，都是在消除物理空间距离，即解决因“身无彩凤双飞翼”而导致的空间阻隔问题，这些技术是对人的体力、感官能力（如听力、视力）的延伸，也部分地解决了人的脑力的延伸（通过计算机）。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早期，在物理的距离消除之后，人类开始试图消除人与机器的心理距离——赋予死板、冰冷的机器以智能（而不是单纯的计算能力）和“温度”，让人与机器在整体智能层面上进行平等、无障碍的沟通，这种技术可以称之为“新IT”（Inteligence Technology，即智能技术)，在人与机器之间实现“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就是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我们已经进入的“后信息时代”。这本20年前写的书，就是关于“新IT时代”即智能时代的说明书。

【钛媒体作者介绍：吴伯凡，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国际互联网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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