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位德国CFO的三里屯生活丨钛媒体影像《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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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截止2016年的第一周,第三方检测平台优恪已经对外发布了37个检测报告。监测什么呢?这些报告包含10款在中国销售的商品,而检测都是送到德国的独立实验室完成的。据了解,德国的12个独立实验室可检测的品类涵盖了吃、喝、玩、穿等消费的各方面。

前媒体人罗昌平作为优恪的创始人,宣称是一个「面向十亿中国消费者的第三方独立检测平台」,控股股东是德国社民党自营的媒体控股公司DDVG(德国印刷出版集团),投资方还包括中国的若干私人投资者。我们的镜头对准了55岁的德国人托马斯·博文(Thomas Böwer),他作为德方的项目经理和DDVG的股东代表在优恪担任CFO,除了日常的财务处理,更为重要的是,公司任命他管理检测样品的采购,这是“让检测保持中立的方式之一”。

2016年1月7日,北京三里屯,托马斯·博文在公司楼顶抽烟。托马斯是德国社民党成员,曾是一名议员,他对社会议题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将出现4亿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很在意生活质量,对食品安全和消费品安全问题非常关注,这是优恪的机会,这样的独立第三方测评服务,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2016年1月7日,北京三里屯,托马斯·博文在公司楼顶抽烟。托马斯是德国社民党成员,曾是一名议员,他对社会议题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将出现4亿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很在意生活质量,对食品安全和消费品安全问题非常关注,这是优恪的机会,这样的独立第三方测评服务,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检测样品的采购分别在线上和线下完成,托马斯有时会和同事一起去线下大型超市卖场采购。同事打出了一张地图,几人商量后,决定第二天的采购地点。

检测样品的采购分别在线上和线下完成,托马斯有时会和同事一起去线下大型超市卖场采购。同事打出了一张地图,几人商量后,决定第二天的采购地点。

托马斯和同事在一家超市的进口食品区随机采购检测样品。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目前优恪只做在中国销售的国际品牌检测,检测主要依据欧美、世卫相关标准进行,每次的检测周期为3个月。

托马斯和同事在一家超市的进口食品区随机采购检测样品。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目前优恪只做在中国销售的国际品牌检测,检测主要依据欧美、世卫相关标准进行,每次的检测周期为3个月

优恪一年的检测费用预算达到一千万人民币,“成本相对较高,比如检测一台空气净化器需要一万欧元”。对于这些费用支出的统计,托马斯习惯用计算器来完成,“我们还在摸索阶段,项目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尝试,如果我用计算器,就能对这些数据了然于胸,有利于总结经验”。

优恪一年的检测费用预算达到一千万人民币,“成本相对较高,比如检测一台空气净化器需要一万欧元”。对于这些费用支出的统计,托马斯习惯用计算器来完成,“我们还在摸索阶段,项目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尝试,如果我用计算器,就能对这些数据了然于胸,有利于总结经验”。

接到检测报告后,德语翻译团队首先要将报告翻译成中文,接着编辑再把中文报告翻译成互联网语言,“我们只做到第一步,第二步还不够,比如如果想把报告数据化,就牵扯到很复杂的框架设计,因为每个品类检测的成分非常多。”创始人罗昌平介绍。在优恪APP、微信、网站等平台发布的中文报告,托马斯也每篇必看,“我可以看阅读量,如果有很大的变化,我就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托马斯几乎从不说中文,而他到底懂多少中文,在同事眼里一直是个谜,他说这个秘密对自己很重要,“就像你在谈判桌上,对方不知道你的底牌。”

接到检测报告后,德语翻译团队首先要将报告翻译成中文,接着编辑再把中文报告翻译成互联网语言,“我们只做到第一步,第二步还不够,比如如果想把报告数据化,就牵扯到很复杂的框架设计,因为每个品类检测的成分非常多。”创始人罗昌平介绍。在优恪APP微信、网站等平台发布的中文报告,托马斯也每篇必看,“我可以看阅读量,如果有很大的变化,我就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托马斯几乎从不说中文,而他到底懂多少中文,在同事眼里一直是个谜,他说这个秘密对自己很重要,“就像你在谈判桌上,对方不知道你的底牌。”

托马斯的办公桌位于公司的一角,从这个特殊的角度,他可以看到办公室大部分人。“从政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坐隔间,要和人们坐在一起,这样方便办公和交流,既可以看到同事每天的变化,同事也可以监督我每天在做什么”。

托马斯的办公桌位于公司的一角,从这个特殊的角度,他可以看到办公室大部分人。“从政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坐隔间,要和人们坐在一起,这样方便办公和交流,既可以看到同事每天的变化,同事也可以监督我每天在做什么”。

在这个拥有特殊视角的空间里,托马斯摆了两张假钞。这个陈设源于他5个子女中的一个儿子在北京的一次经历:“有一回我的一个儿子在北京打车,付车费时司机拿钱看了一下,之后告诉他说‘是假钱’,那之后,我把这两张钱拿到办公室,放在了陈列柜里”,托马斯说自己并不是想表达什么,而只是觉得“这是艺术”。

在这个拥有特殊视角的空间里,托马斯摆了两张假钞,假钞背后的故事,源于他5个子女中的一个儿子在北京的一次经历:“有一回我的一个儿子在北京打车,付车费时司机拿钱看了一下,之后告诉他说‘是假钱’,那之后,我把这两张钱拿到办公室,放在了陈列柜里”,托马斯说自己并不是想表达什么,而只是觉得“这是艺术”。

托马斯很喜欢北京三里屯,就像他认为的“除了网速快过中国,德国的互联网发展落后中国至少4年”,他同样认为德国街头的热闹程度远远不及三里屯,“这里永远都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在德国很难得,虽然北京有时候空气不那么好,但我吸烟,空气不好对我来说没那么大影响。”

托马斯很喜欢北京三里屯,常常独自一人到这里坐一坐。就像他认为的“德国的互联网发展落后中国至少4年”,他同样认为德国街头的热闹程度远远不及三里屯,“这里永远都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在德国很难得,虽然北京有时候空气不那么好,但我吸烟,空气不好对我来说没那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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