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捷的时代，最焦虑的劳动者：零工经济阴影下的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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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 | 罗广彦LGY ，编辑 | 黄月，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我们可能生活在有史以来最便利的时代。

仅仅20年前，要求选手只使用网络获得生活必需品的“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还曾被认为是一个艰难的考验，甚至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在今天，如果有网络，我们能足不出户活到天荒地老，而且任何服务需要等待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面对这种惊人的便利，互联网企业当仁不让地独领所有的功劳，接受大众的欢呼与资本的青睐，人们相信“互联网+”就是一台轰鸣作响的崭新引擎，不仅将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将把社会推向一个更便利快捷的未来。

然而，在现实中为大众提供服务的，终究是活生生的人。这些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与滴滴司机被称为“零工经济”中的“零工”，穿梭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里，源源不断地为日夜不眠的引擎提供燃料，维持互联网公司们的漂亮数据，也维持着我们便捷的生活体验。

零工经济：新希望还是即将破灭的神话？

《零工经济：传统职业的终结和工作的未来》
[美] 莎拉·凯斯勒 著  刘雁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年5月

在《零工经济：传统职业的终结和工作的未来》一书中，作者莎拉·凯斯勒（Sarah Kessler）将零工经济的思路总结为：高科技公司创建电子平台，将自身视作“调度员”，一旦出现可接的工作，就运用相应的手机应用软件分发给“零工”们。这种工作形式被许多企业家与媒体看成是“工作的未来”，因为零工经济看上去似乎“一举三得”。

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能够抛弃朝九晚五式的传统工作模式，不再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工作，因而能够更弹性、更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时间与工作量，成为所谓的“按需工作者”。

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零工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如Uber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会将注册司机们视为“合同工”，这意味着企业只是与司机们合作，两者之间并非正式的雇佣关系，企业由此能够免除劳动法规中对资方的要求，由于需要承担更少的人力成本，企业自然乐意拥抱这种工作形式。而国家也乐见其成，期待零工经济成为其解决失业问题的绝佳手段。

然而，通过对数个个案的追踪调查，凯斯勒尖锐地指出，零工经济绝没有当初媒体与企业们鼓吹得那么美妙。

她认为，尽管存在一些专业人士能够由此获得更高的自由度与收入，但大部分依靠零工的互联网企业一开始就建立在严重剥削工人的基础上。他们有意将许多低收入、低技能的劳动者美化为“微型企业家”，竭力打造和维持自身只是一个“平台”的身份，这样一来就能逃脱许多国家规定的公司应对员工履行的义务。

即使大部分“零工”实际上都是全职工作，即使这些所谓“微型企业家”无法享受包括社会保险、退休金与失业津贴等福利待遇，并可能随时被企业解雇，他们也无权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

与此同时，零工经济也有着让互联网企业们左右为难、但又无能为力的矛盾。

企业们希望树立优质服务的良好名声，以培养忠诚度高的客户，这势必要求为零工们提供培训以及设置明确的工作要求，而这又可能会引来有关零工们身份的诉讼——“合同工”理论上能够自主决定完成工作的方式，否则就应该被视作企业的正式员工。

而如果企业们将零工的身份转为正式员工，这也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风投资本正是由于这些企业具备“轻资产”的特性才为他们投入大量资金，正是依靠高额的补贴，企业们才能吸引零工的加入与消费者们的使用，迅速拓展商业版图。如果他们需要额外支付更多人力成本，投资人将会迅速撤离。

正如凯斯勒调查的一家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所承认的：“一旦它们将合同工转为正式员工，这种商业模式就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便利幻梦：被监控的劳动者与被转嫁的风险

相对于美国媒体与学者的怀疑，零工经济在中国还是一个广受热捧的概念，它似乎即将开启一个多方共赢的时代。

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使互联网企业的经营者们得到了数以亿计的投资，也让中国城市的消费者们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Uber创始人兼前任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梦想的现代生活：“现代生活方式就是给我想要的，现在就给。”

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与滴滴司机为代表的零工们在大众舆论中成为“新贵”，他们既能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不受任何拘束，同时只要肯努力工作，就能挣得高额的收入。正如《快递员与你的关系，可能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一文以耸动的口吻宣称的：互联网重构了城市的社会秩序，零工们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能够在收入与地位上超越那些光鲜体面的白领们，打破阶层的间隔。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李希如也曾表示，以网络平台型就业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吸纳了大批就业人员，提振了就业率。到目前为止，零工经济似乎是中国消费社会走进美妙未来的一扇关键之门。

但很快，媒体与学者们注意到，即使是在中国，零工经济的基础依然是对劳动者的剥削。

以快递员为例，大量快递员并未签订劳动合同，更没有五险一金，需要经常长时间工作，缺乏最基本的福利待遇与劳动保护。社科院调研组的一项分析也显示，与大众的印象并不一致，快递员的收入并没有那么高，近六成快递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如果考虑到工作时长，快递员的工资也仅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

外卖骑手的收入略高一些，但如果要挣到足够高的收入，他们需要高强度、长时间地工作，并且需要足够幸运地不生病也不受伤——考虑到他们经常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迅速穿行，这的确需要足够的经验与运气——因为如果出现意外，没有任何安全网可以兜住他们。

尽管对零工缺乏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而为了建立品牌、维护好评和用户量，互联网企业试图通过严密的监控以规范零工工作场域中的行为。研究劳动社会学的学者梁萌将这种关系称为“强控制-弱契约”，她以互联网家政工为例指出，尽管家政工与企业之间是非正式的劳动关系，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企业对家政工劳动过程的控制更加严苛。

例如，企业能够更明确地规定劳动者与消费者沟通的方式与内容，利用手机应用程序严格控制劳动时间与劳动地点，并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另外，用户也作为家政工劳动过程的监控者，通过星级评价系统与定期的反馈问卷，协助企业对家政工实施管理控制。

零工经济中普遍实行的“强控制-弱契约”模式搭配上严厉的惩罚措施，劳动者的确会在劳动过程中竭力遵照企业要求的标准，但这种始终笼罩在劳动过程中的压力也会从劳动者身上投射出去，对社会造成影响。

以外卖骑手为例，他们的争分夺秒与“戾气爆表”无疑让许多路人或消费者侧目，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骑手们需要严格遵照平台方苛刻的劳动控制，及时将外卖送到并得到消费者的五星好评，但同时他们又完全缺乏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平台方能够任意对其处以高额罚款，骑手们又无力就处罚合理与否与平台辩白讨论。

所以他们必须始终处于加速状态中，被监控与被罚款的压力转化为了对交通秩序的破坏、对部分消费者的恶意以及对其自身生命安全的威胁。

我们必须意识到，建立在零工经济基础上看似便捷的城市生活，实际上并不廉价。互联网企业通过逃避本应承担的人力支出与员工福利，拒绝保障劳动者的安全问题，将巨大的成本转嫁给社会，并以此编织出漂亮的故事与数据吸引风投资本的资金涌入，再向消费者提供高额的补贴。

低人力成本与高额补贴不仅让我们沉浸在他们许诺的便利幻梦中，更使得我们如资深IT从业者鲁节所说的那样“助推了私人财富的积累，并帮助建设了新形式的被剥削式就业”。

不稳定性：危机感充斥各行业各阶层

实际上，这种被剥削式的就业并非由零工们所独有，零工经济的兴盛只不过是当前全球劳动者不稳定劳动状况的缩影，日益削弱的社会福利与受企业家们赞美的高度灵活、弹性的雇佣方式，使劳动者们日益丧失议价能力，始终笼罩在不安全感中。

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提出了“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的概念描述当前劳动者的流动现况。他指出，由于近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浪潮对政府管制与工会力量的持续攻击，作为阶级的“不稳定的无产者”诞生了，他们以临时和短期的工作为生，收入不稳定，没有工作身份的认同感，缺乏社区的支持与国家的保护。

许多学者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不能被看成单独的阶级，并与斯坦丁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但大家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不稳定”（precarious）的状况确实在向全世界不同阶层的劳动者不断蔓延。

《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一书的编者姚建华与苏熠慧指出，在中国，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中，甚至还在继续恶化。

而即使原来被认为非常稳定的国有企业员工或是中产阶级劳动者，也都正滑向不稳定的工作状况中。他们总是担心自己能够随时被其他人取代，职业保障与社会福利逐渐被削减，并被要求进入更弹性与更灵活的工作模式。

或者说，不稳定性正在自下而上晃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或许也不例外。无论哪一个行业，危机感都充斥其中。从高校教育体制开始，以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为导向的训练让学生提前做好被雇佣的准备。

年轻人在正式求职之前，总要先在自己的简历上更新数个实习生经历，运用话术推销自己，竭力证明自己并非可取代的个体，即使实习生意味着聊胜于无的补助与短期或临时的工作。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前途与行业发展充满疑惑，暗自忖度在被裁员之前做好准备，或及早跳槽。

这也难怪不少自媒体能够不断“贩卖焦虑”，号召人们要有危机意识，时刻做好行业将会有根本性转型的准备。

德国哲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指出，我们现代人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一直在加速，加速意味着“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

今天的劳动要求更灵活与弹性的工时，也就意味着要求员工随时处于加速状态，以跟上企业的节奏。员工们一方面需要不断更新行业信息，被提醒为越来越快到来的未来转变做好准备，因为此时的经验与知识的保质期不断萎缩，否则就有被取代的危险；同时也被要求对工作有越来越快的响应速度，“马上处理”所能包容的时间长度越来越短。

由于缺乏职业共同体的对抗与国家的保护，企业可以伸出它的长手，借助互联网技术，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线，劳动者即使在休息时间也必须随时回到工作状态，一旦领导提出要求，他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给予响应。或者企业也可以直接将员工的工作时间拉长，996工作制就是最好的例子，员工休息时间被工作淹没，他们完全“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

大众似乎已经服膺于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企业对员工的任意控制被视为高效管理的体现，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必要条件。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则被认为能够让员工们摆脱惰性、提高工作效率、锻炼自身适应能力。而对有尊严的工作环境、有国家法律保障的福利待遇以及职业共同体联结的追求，却被广泛贬低为养懒汉的“白左”思想。

这种所谓对效率的追求，的确带来了经济增长，催生了一大批市值亿万的独角兽企业。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一过程也生产出了惊人的不平等，以及时刻处于焦虑与愤怒的劳动者们。当我们享受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便捷生活时，或许也应时时想起茨威格的那句话：“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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