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生育配套措施来了，国家卫健委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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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生育配套措施来了，国家卫健委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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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我们是希望释放生育潜能，平缓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从长期看，关键取决于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是否能够很好地衔接，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地，这需要我们各地各部门各方面共同努力

三孩生育配套措施来了，国家卫健委答疑解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急速出台！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一下简称《决定》）公布。

7月21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张贞德、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介绍《决定》的有关内容。

会上，对于公众普遍关心的三孩生育给予哪些配套政策措施？家庭养育子女成本能否降低？社会抚养费是否还要继续缴纳？开放三孩是等于全面开放生育吗？等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现场给予了相应回答。

为何是三孩生育而不是全面放开？

于学军表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是通盘考虑了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考虑了人口发展自身的主要矛盾，考虑了与人口发展密切相关的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以及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考虑了现阶段的公共服务能力等——经过通盘考虑，全面评估，最后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短期内，我们是希望释放生育潜能，平缓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从长期看，关键取决于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是否能够很好地衔接，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地，这需要我们各地各部门各方面共同努力”，于学军表示。

于学军介绍，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着眼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发展、兼顾多重目标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与全面两孩政策的有序衔接，是对生育政策的再次完善和优化。

他说，在一个人口总量超过14亿、人口形势错综复杂的发展中国家，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统筹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多重政策目标。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说，当前我国人口规模压力和结构矛盾交织，今后一个时期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高龄少子特征明显，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生育政策对调节群众生育行为的作用进一步弱化，而配套支持措施不完备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在优生优育、托育服务、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三方面，决定提出40多条支持政策措施。”杨文庄说，此次优化生育政策，更重要的是顺应群众期待、聚焦家庭的实际困难，着力从上述三方面减轻群众后顾之忧。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认为，三孩生育政策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的生育数量要求，侧重于为群众生育创造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同时，配套支持措施则致力于更好地满足家庭的生育需求。

三孩生育配套支持政策

于学军也强调，这次优化生育政策，不是简单地从二孩到三孩的数量调整，还推出了全面配套支持政策，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旨在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以释放生育潜能。

比如，在促进优生优育方面，实施妇女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相关工程，扩大妇幼健康服务供给；实施母婴安全提升行动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范围，促进早筛查、早诊疗、早治疗；开展孕育能力提升专项攻关，建设供需平衡、布局合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规范不孕不育诊治服务。

在扩大托育服务方面，制定托育服务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开展普惠托育专项行动，推动城市制定整体解决方案，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等。

在减轻教育负担方面，推动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持续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改进校内教学质量和教育评价，全面开展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严格规范校外培训等。

此外，在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方面，也都将研究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

“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目前已经作了初步分工，相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方案和实施措施，后续会陆续推出，确保我们优化生育政策能够取得积极的效果”，于学军表示。

取消社会抚养费，对提高生育有多大作用？

“肯定会有鼓励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有多大，不好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对此并不是特别乐观。

《决定》在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中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社会抚养费作为一种限制生育意愿的经济措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社会抚养费简单理解为我们口中常说的“超生罚款”。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控制过快的人口增长，我国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国策，“超生”成为一种需要纠治的“违法”行为，“超生罚款”相伴而生。

后期随着法律的完善，2000年3月，中央8号文件明确规定实行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同年，财政部、国家计生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将“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从法律性质来讲是行政性收费，而不是行政罚款。”支振锋表示，在国家出台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之后，社会抚养费的性质明确了，征收的标准、方式方法都更加规范。

从超生罚款到计划外生育费，再到社会抚养费，支振锋认为，虽然叫法不一样，法律性质也在变化，但是实际上都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公民的生育意愿。

在支振锋看来，现在取消社会抚养费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支振锋参加过对地方生育情况的调研。在他看来，原来的生育政策取得很大的成效，计划生育外的情况在很多省份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支振锋表示，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优化生育政策出台后，更加友好、更加包容的生育政策下人们的生育意愿并未有很大提高，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情况也越来越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继续征收社会抚养费已经不合时宜了，成本高但收益不大。”

（钛媒体APP编辑郭虹妘综合自21世纪经济报道、澎湃新闻、新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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