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婚姻家庭报告》发布，结婚率跌至新低，梁建章等提七大建议促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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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率初婚人数下降近半，离婚率陡增近3倍

报告根据民政局公布数据分析，2021年全国结婚登记数相比2013年峰值数据减少583万对，为1986年以来最低。而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初婚人数，从2013年的2385.96万人峰值持续下降至2020年1228.6万人，下降幅度达48.5%。

最新《中国婚姻家庭报告》发布，结婚率跌至新低，梁建章等提七大建议促婚育

报告显示，2000-2020年全国结婚率数据呈“先升后降”趋势。2020年结婚率5.8‰，相比2013年最高点9.9‰下降了41.4%，这也是20年来中国结婚率的最低点。与此同时，离婚率则从2000年0.96‰上升至2020年3.1‰，最高点2019年3.40‰相比最低点2002年0.9‰，飙升近3倍。

分地区来看，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结婚率3.8‰全国最低，其次是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离婚率方面，2020最高的地区是天津市，达到4.93‰，其次是重庆、贵州、吉林、黑龙江。

年轻人减少，结婚生育成本过高等导致结婚人数下降

年轻人数量下降，适婚人群总量减少，是结婚人数和结婚率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23亿人、2.1亿和1.63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近8年20岁-29岁对应出生人口总体下降11%。

性别比长期失衡、“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观念导致结婚人数进一步降低。

报告称性别比长期失衡是造成婚育不匹配的重要原因。中国出生性别比自1984年起失衡长达30余年，虽然2014年开始生育政策放宽后失衡情况得到一定缓解，但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20-40岁的男性较女性多1752万人。

报告分析称，传统的婚配观念，一般倾向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按婚姻条件的高低把男性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女性也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那么一般是甲男和乙女结婚，乙男和丙女结婚，丙男和丁女结婚，而剩下的甲女和丁男就会找不到对象了。所以，现在大城市有很多甲女是大龄未婚女性，而农村则有很多丁男是大龄未婚男性。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我国20-34岁人口中，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共有5894万人，其中女性占52.7%；男性占47.3%。

养育成本过高也让初婚年龄不断增长。虽然结婚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孩子。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恋爱双方没有能力养育孩子，就没有迫切的动力结婚。数据表明，一方面中国的初婚年龄最近几年不断延后。报告数据显示，全国多地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多地区初婚年龄突破了30岁。如湖北襄阳，初婚年龄5年内推迟了5岁，2021年襄阳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33.96岁。

养育成本过高也导致同居率上升很快，而非婚生孩子还是非常少。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1985-1989年出生的男性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则为33.13%。而1980-1984出生队列中男性未婚同居率为30.33% 女性为26.79%。而根据2016年CFPS数据，中国的婚前生育和未婚生育（生育后始终未婚）的占比呈上升趋势，其中，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这一水平原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

结婚成本过高和社会竞争压力大抑制了结婚意愿。城市高房价、农村天价彩礼等结婚成本增加，进一步抑制当代青年的结婚意愿。房子是结婚的首要条件，当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许多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只能选择推迟结婚。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年轻男青年结不起婚。此外，社会竞争，就业压力和婚姻观念的变化，也挤压了人们对婚姻的向往。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

七大建议鼓励婚育，包括启动中国《同居法》等

综合多项因素来看，未来我国结婚率和生育率仍会继续下降。对此，梁建章，任泽平为首的育娲人口研究相关专家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

梁建章称，“虽然有一部年轻人可以接受租房结婚，但买房依然是大部分人结婚的首要条件，降房价可以有效减轻年轻人的结婚生育压力。”对此，可以通过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而生育压力也是很多人不想进入婚姻的重要原因，因此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也至关重要。

同时，帮助单身男女“脱单”，社会舆论需要改变婚配条件一定要“男高女低”的传统观念，既需要提倡男女平等，也需要包容婚配条件“女高男低”的家庭，在这些家庭中，男方要多做家务，并在育儿方面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

报告还建议《民法典》修改相关收养条款，放宽收养范围和收养人限制条件，包括取消收养人子女数要求、降低收养人年龄要求等。如将被父母虐待和家暴的子女列入被收养范围；如把收养人需“年满三十周岁”改为“年满二十五周岁”；如不再限制收养人“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改为“收养人可以收养多名子女，但应证明收养人具备抚养和教育多名子女的经济能力、健康情况及家庭意愿等，并且个人信用良好。”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内地居民的收养数量从2005年的3.8万人下降到2020年的1.1万人。鉴于严苛的送养收养法律条款，真正能在民政部门办成合法收养手续的“民间收养”数量较少。与此同时，没有办理民政登记的“民间收养”大量存在。这些民间收养的小孩因不符合现在收养条件上不了户口而处于“黑户”状态，给其入学、生活及以后的就业都带来很多不便。

报告还建议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保护普遍存在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报告称当今世界主流的法定婚龄是男女均为18岁，中国现行的法定婚龄是世界最高的，这一规定来自于1980年修订的新《婚姻法》，出于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考虑，把法定婚龄从20岁和18岁提高到男22岁、女20岁。而当前我国的生育政策已经转向鼓励生育，有必要降低不合时宜的、过高的法定婚龄，将法定结婚年龄统一到18岁。

与此同时，报告也关注了未婚人群的权益，提出了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或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增加有关法律条款。在目前中国未婚同居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未婚男女在结束未婚同居后常常引发很多纠纷。

瑞典在2003年出台《同居法》，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的区别是：如果两人结束了同居关系，需要分的财产只是两人共同的常住居所和里面的家具家电；而如果两人结束了婚姻关系，瑞典婚姻法对共同财产的分割采取均分规则，伴侣双方各获得共同财产的一半。

在生育子女方面，同居双方都是孩子的合法父母。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在入学、户籍等方面享受的待遇不会有任何差别。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1年瑞典20-34岁年轻人中，与伴侣共同居住的年轻人占比为46.98%，其中以婚姻形式或注册伴侣形式共同居住的年轻人仅占17.57%，其余29.41%是以未婚同居形式共同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