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只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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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只是电影

跃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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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作品需要有社会横切面，但不应是相应社会议题的“参考答案”。

《我的姐姐》只是电影

文 | 跃幕，作者 | 七月，编辑 | 庞宏波

今年清明档的冠军。

对于《我的姐姐》这部体量并不算大的影片来说，目前已经突破了5亿的票房成绩、打破了多项清明档纪录无疑是一次相当不错的市场表现。作为一部亲情片，尤其是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女性向影片，《我的姐姐》的细分化创作是一直以来的市场上少见的，加上春节档大热的《你好，李焕英》，足以证明亲情片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存在着发展空间。

只不过，对比之下，围绕着《我的姐姐》的社会话题讨论度也并不低，甚至类似探讨女性独立问题等影片的大众评论已经越过了这部影片的内容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变成了社会热点带动着影片的票房增长，这其实让《我的姐姐》承载了过多的社会压力，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市场趋势。

此外，目前的《我的姐姐》过于“社会化”，也给影片的创作者们带来了不小的舆论压力。这种局面不会止于《我的姐姐》一部，对于接下来的创作者们来说，其他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很大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社会背景束缚力。这种不利因素或许会劝退一些创作者。

01 亲情片的更多市场可能性

现实题材的细分创作。

《我的姐姐》只是电影

经过了3月的超前低迷，国内电影市场终于在清明档迎来了小爆发：假期首日《我的姐姐》破亿，并推动着大盘顺利达到3亿大关；影片4天拿下了4亿多票房，助力清明档刷新了多项纪录。

而作为一部亲情电影的《我的姐姐》，成为了一匹新的小黑马，也是继近54亿的《你好，李焕英》之后国产亲情电影的再次成功。

实际上，从《你好，李焕英》到《我的姐姐》，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了两部表现惊艳的亲情片，已经让整个行业看到了这一类国产片的市场空间所在。只不过，国产片在这一方向上还处于试水阶段，亲情片的发展“天花板”在哪尚不可知。

不仅如此，喜剧外壳的《你好，李焕英》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创作内容是从导演贾玲的自身经历出发，将母女情装入了80年代背景下的奇遇来呈现的，实质是很普世的视角。对比之下，《我的姐姐》就有了不同的行业价值。

具体来看，《我的姐姐》不仅仅是一部讲述姐弟关系的亲情片，还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女性向影片，关注的是在重男轻女历史遗留问题加上“二胎”政策叠加的社会背景下，“姐姐”这一群体的真实模样。

显然，《我的姐姐》不单单是对亲情“感动”的普世性探讨，比之前的同类作品有着更加细分的内容视角，这正是整个市场更为稀缺的类型创作方向。因此，《我的姐姐》的上映，无疑在现实题材创作层面上给其他亲情片带来了不少的借鉴意义。

再加上，《我的姐姐》并不属于完全的大制作、大投入影片，体量有限的影片却能够获得目前较为不错的市场表现，也充分证明了现实主义亲情片有着一定的市场可能性。

02 被过度“社会化”的《我的姐姐》

无法给出社会话题的答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的姐姐》的大众评价已经偏离了影片的内容本身，开始带有了更多的社会属性，比如不少观众的评论已经着重于“当下女性个体的独立到底应不应该被亲情束缚”等话题的探讨。

对于《我的姐姐》这部影片来说，过多的“社会化”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往往意味着大众对于《我的姐姐》这样的影片变得越来越苛刻，既希望现实主义作品能够充分展现“真实”，但又不能只是表面化的呈现焦虑。

实际上，这一点从《我的姐姐》的豆瓣评分已经从开画的7.7分跌至如今的7.2分，猫眼和淘票票的评分也出现了小幅度的下滑就能看出来了——《我的姐姐》陷入了“社会话题”的争议中，还没能成功脱困。

问题在于，这种大众评论的过分“社会化”，究竟应不应该是《我的姐姐》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需要去承载的内容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我的姐姐》的重男轻女历史问题和二胎政策现实困境来看，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确实需要寻找一定的社会横切面，这更多的是为了能够与广大受众有着共情的基础，不仅仅是故事共情、还有情感共情。

但是，现实题材内容并不意味着，应该让《我的姐姐》这样的影片去承载相应的社会话题，甚至针对这些现实问题给出详细的“参考答案”。尤其是，这样的内容厚度和深度也不是简单的《我的姐姐》一部电影作品所能够承载得了的。

此外，在之前脱口秀演员杨笠的“女性”发言引起的性别战争余波未消的背景下，《我的姐姐》的编剧、导演关于“女性”的一些发言带来了或多或少的矛盾对立问题，让影片在“女性独立”的社会话题中陷入了不小的争议。这也让不少观众对《我的姐姐》的评论融合了过多的“社会化”，对影片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不公平性。

03 难以两全的《我的姐姐》，逃不过一场“死局”

如何结尾都会引起社会争议。

不难发现，目前大众评价对于《我的姐姐》这部影片的最大争议在于，结尾姐姐到底选择把弟弟送去、还是没送去领养家庭的留白处理。观众们基本上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站队符合亲情伦理的没送走弟弟，另一边则是站队坚持自我追求的送走弟弟。

尽管说不出来这两种选择到底谁对谁错，但很明显的是，《我的姐姐》这部影片其实是一个“死局”，无论怎么结尾都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姐姐把弟弟送去领养家庭，之后无阻碍地追求自我发展，这种与伦理道德相悖的做法无法保证影片能够过审；而如果姐姐不把弟弟送去领养家庭，又会出现“亲情绑架当下女性”的争议。

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观众无法要求《我的姐姐》必须给出一个确定的结局，目前的开放式结局反而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社会背景的确与早几年有了不小的变化，以国产亲情片为例，观众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之前的“感动”，还逐渐有了“参与度”，开始在影片中寻找并代入社会真实。

但是对于《我的姐姐》这部影片来说，结尾的留白处理只是创作者的一种观察视角，并不代表着这能够完全呈现出社会变化如何，或者相应的社会话题有着怎样的结果。如果先用这些社会因素框住《我的姐姐》的创作，于2020年8月才开机、制作周期较短的影片呈现给观众的内容可能会是最贴近当下社会背景的，也就无法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投机”成分。

同样的，《我的姐姐》因为内容涉及到了“女性”相关的社会话题而承载了不小的舆论压力，这种压力最终转移到了创作者的身上。这实际上成了一种劝退创作者的“反面案例”。毕竟，《我的姐姐》之后还会出现其他的现实主义亲情影片，对于接下来的创作者们来说，《我的姐姐》遭遇的这种社会束缚力还会继续出现，并不利于他们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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