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我们为什么还相信来自社交媒体的求助？

编辑导语：对于普通人来说，社交媒体带来的社会连接意味着资讯的获取、关系圈的拓展，但对于这些求助者来说，社交媒体是他们求生的绳索，他们期待着有陌生人出现，抓住绳索的另一段，将他们从难以脱身的泥沼中一把拉出。在后真相时代，我们为什么还相信来自社交媒体的求助？

“我今年65岁，感染了新冠肺炎。我还患有脊柱炎，血氧已降至52。现在所有医院和医生的电话，都打不通。”

印度时间4月16日上午10点22分，家住印度北部邦的记者Vinay Srivastava在推特上发布了这样一条令人焦心的内容。血氧饱和度52%，意味着他此时已经在经受着严重缺氧的折磨。

印度记者Srivastava的求助推特。图片来源：推特@Vinay Srivastava

求助发出的17.5个小时后，一位官员——拥有200多万推特粉丝的印度北部邦新闻发言人Shalabh Mani Tripathi回应了Srivastava的求助，这位记者的困境也由此获得网友的关注。

然而，回应的出现并没有带来奇迹。求助发布的20小时过后，志愿者公布了Srivastava的死亡消息。在此之前，Srivastava多次发推更新自己的状态，相关方面的回应却迟迟没有下文。

记者Srivastava在推特上发布的最后一张图片，图中仪器显示血氧已经降到了31。图片来源：推特@Vinay Srivastava

以悲伤的结果告终，这段绝望的求助过程，被许多媒体称为一场发生在社交媒体上的“死亡直播”。

对于普通人来说，社交媒体带来的社会连接意味着资讯的获取、关系圈的拓展，但对于这些求助者来说，社交媒体是他们求生的绳索，他们期待着有陌生人出现，抓住绳索的另一段，将他们从难以脱身的泥沼中一把拉出。

Srivastava的故事无疑代表着这类求助无奈而失败的那一面，但也有许多人幸运地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找到愿意帮助他们抓住绳索的那群人，实现了处境的逆转。

本期全媒派将对这类社交媒体求助现象的发生机制与影响进行探讨：

1. 在以社交媒体为主的网络传播环境下，个人的求助是如何抵达距离遥远的其他人的？
2. 在这类个人求助成功地动员起公众的关注甚至行动时，哪些与信息传播和社会心理相关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3. 面对个人在网上的求助，信息接收者的反馈总是积极的吗？

一、社交媒体上的求助与回应

《奇葩说》第六季曾抛出一个“博物馆里火灾是救猫还是救画”的问题，彼时黄执中一段关于“远方的哭声”的论述深入人心——选择救画，是出于一份不再狭窄的同理心，不仅看得到眼前的无助，也能听到“更遥远的哭声”。

如果说一幅画传来的“哭声”是穿越时间与历史的求助，那么社交媒体就为一些“遥远哭声”的传递提供了跨越空间的可能。而当物理意义上的隔阂被消除，这些求助也往往可以建立起公众心理层面上的联系，催生公众的同情与回应。

这些求助中，有些是出于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希望社会“还一个公道”。例如曾引发舆论热议的李心草事件。2019年9月，李心草母亲陈美莲被告知女儿“醉酒自杀”；10月12日，陈美莲在微博上发布求助文章，认为此前调查结果存在疑点，请求公众关注以推动事件进程。

李心草妈妈发布微博求助。图片来源：微博@李心草妈妈

求助信发布后，李心草事件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盘龙公安分局当日成立工作组开展核查，多家机构媒体也迅速介入报道。

从判定“自杀”到得到新的调查结论和庭审结果，那封网络求助信所期待的“真相”与“公道”已经借舆论之力逐步实现。来自李心草妈妈——一个“不太会用微博“的农村母亲的无助与绝望，通过社交媒体完整地传递给了公众。

在普通人那里，社交媒体为许多弱势群体的求助提供了“扩音器”；而当求助由一些本就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所发出，就更容易带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传播效果。

同在2019年，美妆博主宇芽在微博曝出自己曾遭受半年家暴，随文字发出的视频更是触目惊心。

宇芽微博发布后第二天，相关部门宣布介入调查。图片来源：微博@平安江北

作为百万粉丝的KOL，宇芽的发声不仅带来公众对宇芽个人境况的关注，更是引发了围绕女性权益保护的法律与伦理相关问题的激烈讨论，“宇芽被家暴案”还入选了上海市妇联发布的“2019年影响社会发展的十大女性新闻事件”。

而在李心草母亲、宇芽这类“大声疾呼”的求助之外，还有一些求助的声音显得更为隐秘，他们的诉求或许没有被明确地表达，却依然通过社交媒体被网友所敏锐捕捉。

“如有来生，只愿我和你死生不遇，永无再回之期”，这是今年4月25日零点，晋江文学城作者懒月月所发布微博的结尾。在这篇长文中，懒月月吐露了结婚五年来丈夫多次出轨、屡教不改的事情，并表示自己如今已有身孕，言语中透露出轻生的念头。

微博一发出迅速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网友及晋江文学城方面迅速报警。25日晚上，警方在一处住所中找到了身上有伤口的懒月月。

无论强烈或微弱，这些求助的声音都通过网络实现了超越时空间局限的传播。与之相比，当“遥远的哭声”在社交媒体上被敏锐捕捉的同时，人们对身边的求助似乎显得相对迟钝。网络上一对多的传播模式，相较于现实生活中一对一的传播模式，在效果上的确不那么显著。

今年年初，极昼工作室报道了一位独居女生洗澡时被反锁在自家浴室将近30个小时的惊险故事。期间她不断尝试通过窗户与楼梯间路过的住户对话，却频频遭到质疑。

其中最引人深思的一条是：“洗澡怎么不带上手机？”这一质疑虽然被斥冷血，但也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手机中的互联网世界在“呼救”方面的重要意义。

女孩获救后，浴室门锁被撬开。图片来源：极昼工作室受访者

相比物理意义上真实的声音，从互联网彼端传来的“遥远的哭声”似乎更为动人心弦。那么，互联网上的发声何以获得比现实世界中真实的声音更有效率的感召力？社交媒体上围绕求助产生的社会动员是如何形成的？

二、经由社交媒体的发声，何以扭转事态？

1. “在场”的力量：基于社交媒体可供性的公众参与

由于数字技术具有某些天然特征，因此拥有左右人的认知、态度、情感乃至行为的特殊效应，[1]这一效应的来源被称为技术的可供性。正是基于社交媒体技术的特征，网络求助由此具备激励人们持续参与，甚至发起回应与行动的可能。

传播的即时性就是社交媒体技术带来的特征之一。传播学者Zizi Papacharissi曾指出，“照片、YouTube上的视频、Twitter上充满紧张气氛的浓缩式描述、或是实时博客所记录的正在发生的事件，都能够带来一种即时感（sense of immediacy），让我们觉得我们就在‘那里’，无论这个‘那里’具体指的是什么地方。”[2]

在社会求助发出后，吸引人们持续关注的正是这种即时性所带来的参与感。正如印度记者求助的例子中，牵动人心的不仅仅是求助的紧迫性，更是由于这是一场时刻更新的“直播”。随着Srivastava的推特内容越发短促而无力，人们似乎能亲耳听见他挣扎呼救的声音渐渐低落下去，直到最终消失。

在共同参与的心态下，人们表达出一种“我在”的立场与“我知”的诉求，那些发生在陌生人身上的困境也变得不再遥远，而是“与我相关”。

而在围观之外，话题标签的建立、网友大量的转发行为，都为社交媒体上的求助创造了更大的传播影响力。

例如，在李心草事件发酵过程中，微博上前前后后建立了上百个相关话题标签，其中最受关注的#警方通报李心草溺亡事件#话题吸引了25.5万讨论、15亿阅读。

李心草事件相关的微博话题。图片来源：微博

可持久性、可复制性、可拓展性、可检索性，这是Papacharissi在其论著《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总结的社交媒体的四大可供性[3]。

通过话题标签的建立、大规模的转发行为，社交媒体提供的技术特征使得个体的求助声不再如物理意义上的声音那样脆弱而易逝，而是变得持久、稳定，并且在广阔无垠的互联网空间中不断扩散，制造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力。

在社交媒体技术赋予的可能性下，那些相隔遥远的求助由此在互联网空间中固存下来，扩散开去。

2. 道德情感的感召：悲情叙事催生的情感动员

“当我们的内心被激活，我们的头脑也就改变了。”[4]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参与感外，情感的唤起也是促使个人求助在社交媒体获得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同情、悲伤、愤怒，正是在这些强烈情感的交织下，横亘于人们之间的物理空间、阶层差距、心理隔阂都可以被成功地跨越，催生舆论的持续发酵。

具体而言，个人求助中的情感动员往往是通过特定的叙事策略实现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便是求助个体身份的塑造。“‘弱势群体’的身份是进行同情动员的重要策略”，[5]通过叙述作为弱者的求助者遭遇不公处境、个人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胁的经历，往往能够唤起公众的同情。

例如，在李心草母亲的求助信中，其自述曾遭遇丈夫遇难、自己重病、女儿逝世这样“人生三大不幸”的经历极其令人感慨，公众的同情心随之油然而生。

《博士论文致谢走红：社会新闻的苦难叙事是如何感动公众的？》曾指出，在苦难叙事中，正是由于公众的同情感被成功地动员起来，对痛苦的共同体验成为连接人们心灵的纽带，使得不同群体都被新闻当事人的故事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能持续地参与到对相关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当中。

在同情之外，悲情叙述所带来的愤怒感也是促使公众对求助个体的遭遇产生共鸣的主要因素，而这种愤怒往往与人们道德上受到的撼动相关。学者贾思铂和普鲁森提出了“道德震撼”（moral shock）这一概念，指当特定时间或信息与人们既有的道德认知相悖甚远时，道德上的冲击会引发激烈的情感。[6]

回顾过去几年各种类似的社会热点事件，无论是程序上的不正义、残忍的家暴行为，还是另一方出轨的不端行径，无一不触碰了人们在道德上的敏感地带。被激烈的道德情感所驱使，人们对求助者的关注也不再仅仅出于对单一个体的帮助。

3. 公私边界的融合：私人议题促发公共思考

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公域与私域的界限日益模糊，作为个体遭遇的求助事件也由此得到进入公共讨论的机会，甚至发展为受到全社会关注的舆论事件。

但界限的融合却不代表任何私人事务都可以发展为公共事件。纵观那些能够引发激烈社会反响的个人求助，不难发现，这些事件往往都并非纯然偶发、单一的个例，而一定程度上本身就带有公共事务的“基因”，本身就是某种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折射。

如宇芽所反映的家暴问题，实际上很早就已经成为人们讨论的重要议题。

在宇芽事件后，各种公众人物的家暴新闻也一直受到舆论关注。同时，家暴也逐渐与性骚扰、性别歧视、艺人自杀等议题融合，被一同放进了女性权益保护的母题序列中。

在人人皆可发声的社交媒体环境下，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区分难以明晰，但这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公共讨论空间会被纷乱的私人事务所挤占。相反，正是许多来自个体的发声唤起了人们对一些“隐秘的角落”的注意。

这些发声与呼救本身就是当下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而公众对于这些个体求助的重视，也将引向一个更具有人文关怀的公共讨论空间。

三、当求助落入虚空：真相的反转与拉扯

在社交媒体求助事件中，事件的解决与否并不限于成功或失败这非黑即白的两面，还有很多时候，个人的求助往往会由于事实不明而陷入争议之中，让人们起初被唤起同情与愤怒最终失去了落脚之处。

这些争议有些是来自于事实的“反转”。2016年11月30日，许多人的朋友圈都被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刷屏了。这篇为身患白血病的女儿请求社会帮助的文章让许多公众被打动后自愿转发，并因此收获了巨额捐款。

然而，争议也来得非常迅猛，文章作者罗尔被指仍有多处房产，治疗费也并不如文章所说那样高昂，感动万千网友的文章也被认为是营销炒作。

罗一笑事件就此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中，这一年的平安夜凌晨，6岁的罗一笑病逝，围绕这起求助事件的议论也就此停在了悬而未决的争议之中。

类似的还有2018年同样引发了巨大争议的王凤雅事件。从起初王凤雅家人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出的求助，到最后亲属、志愿者各执一词的“王凤雅之死”，人们对求助信息本身的关注热情早已被纠缠不清的事实渐渐磨灭，在种种质疑下，公众的同情也无处安放，甚至有可能在事实被一次次地反转与拉扯中陷入“同情疲劳”的局面。

今年年初，在武汉抗疫中为人所熟知的艾芬医生也因一则维权求助信息而成为焦点人物。在微博中，她曝光了武汉一所眼科医院在治疗期间存在不规范操作，导致自己右眼几乎失明。

然而，这却被一些网友斥为“在抗疫英雄光环加身情况下公然作出‘医闹’的不良示范”，此事也陷入连续性争议。

当这些求助的声音被听到，可能带来的结果并非事件本身的解决与否，而是关于真相的反复拉扯，甚至是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在事情似乎总有“反转”的后真相时代，这自然提醒人们，要在为那些“遥远的哭声”投入真情实感时依然保持审慎的理性，不让同情落入被滥用或误用的局面。

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应意识到，面对个体的求助，是否“应当”帮助本身并非一个简单二元对立的判断题。

不论何时，当“遥远的哭声”从社交媒体的彼端传来，人们心中萌生的道德情感与公共参与的意识都是弥足珍贵的品质，而对这份品质恰当的实践，则是建成一个更加温暖真诚、“彼此相顾”的公共空间的关键所在。

参考链接：

1. 清华大学副教授常江：网络化公众，从粉丝的集体情感到标签运动，全媒派，2019年8月23日，
2. Papacharissi, Z.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 Papacharissi, Z.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 克劳斯, 谭安奎译. 公民的激情：道德情感与民主商议[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5:142.
5. 袁光锋. 公共舆论中的“同情”与“公共性”的构成——“夏俊峰案”再反思[J]. 新闻记者, 2015(11):31-43.
6. Jasper. James M., Jane D. Poulsen. Recruiting strangers and friends: Moral shock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nimal rights and anti-nuclear protests[J]. Social Problems, 1995,42:49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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