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在谈论分级制度时，实际在谈论什么？

编辑导读：关于影视剧分级制度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是迟迟没有实现。优爱腾三大平台更是取消了超前点播和会员定制广告，网友们高声欢呼。互联网的兴起，让盗版的传播也更加方便。复杂的影视环境，仅仅想要靠分级制度就能产生优秀的作品是不太可能的。本文作者对此发表了看法，与你分享。

最近借着《鱿鱼游戏》的火热，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为什么韩国什么都敢拍？而我们就不行。

把各行各业都黑了个遍的韩国导演、编剧，已经在亚洲观众的潜意识里树立了一个苦大仇深、愤世嫉俗的形象。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个，网上也不乏鞭辟入里的解析。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解读，都会牵涉到分级制度，在许多人看来，无论游戏、电影、电视剧、动画和小说的创作自由，都是建立了分级制度之后才能实现的事。

然而当我们在抱怨国产影视作品千篇一律，小说不能写到脖子以下，吃鸡须得洒绿血的时候，可能误将创作自由与创作优秀对等了。

有分级制度的国家非常多，但能生产出优秀文艺作品的国家却非常少。

《鱿鱼游戏》剧照

不少人认为眼下国内的很多内容生产和创新力不足问题，可以通过分级制度得到解决，凡事一刀切的做法就像是拦在通往自由精神生活路上的一道铡刀，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但在一个内容生产市场远未成熟、版权保护意识非常薄弱、网盘面前人人平等的环境下，谈论分级制度，就像要往一个刚会用火的部落引进食品卫生标准，有点扯。

这个比喻或许有些夸张，但我想传递的观点就是如此。

一、当用户不愿意掏钱

前不久，爱优腾宣布取消超前点播和会员定制广告（不是免广告的意思），互联网上欢呼一片。不知道有几个人会去思考，当失去了超前点播的收入以后，制片商和平台方需要多打多少广告来弥补这部分收入。

在这里悲观地下一句结论：欢迎进入一个中插广告更多的新世界。

可能观众要说了，那没有超前点播的时代，资本们怎么赚的钱？没有超前点播的时代，大家也不流行看小鲜肉+大IP啊，平台产出的内容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高，势必要想办法平衡这部分花销。

如果十年前那批观众有记忆，他们一定不会忘记黄金档的广告从5分钟到半个小时有多让人抓耳挠腮。

超前点播确有其问题，但想赚钱本身没有毛病，毕竟谁做生意都不是为了搞慈善。无论是音乐、影视或小说，国内市场的付费率都远低于国际市场，这是不争的事实。

平台和制片公司，主要考虑的都是在通过审核的前提下赚钱。

即便是在有健全分级制度的欧美，电影制片公司为了获取更广大的全球用户，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也会选择将内容处理为最保险的PG-13级。（PG-13：少量暴力、裸露、脏话镜头，如《泰坦尼克》《哈利波特》）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日本、欧美等地方还保留着一定的碟片市场，在电影公映之后发行一些未删减的碟片，即电影院公映版里看不到的内容。粉丝们会花钱购买碟片，在销售时基本也能筛选掉大部分不符合年龄规定的消费者。

筛选消费者，从来都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尤其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十数亿人口的庞大市场。

分级制度是个好东西，那么多人都能想到，广电难道想不到？广电不仅想过，还可能想过很多次。早在2010年8月10日，广电总局在回答《好莱坞电影报》的记者时，就正面回应过分级制度的问题——

“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市场的调查研究，从调查结果来看，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上还不适宜推进电影的分级制。”

新闻引自中国网

真要按分级制度来，《红海行动》这样的电影其实是妥妥的R级，但看过这电影的小孩应该很多，当时就在电影院里坐着。陪同孩子观看的家长大概也不觉得这些血腥暴力应该让小孩回避，由于传统观念和思维，在家长眼里，未成年唯一需要回避的因素是那啥。

大家对于分级制度的想象，大约只停留在汤唯的代表作上，扪心自问，就算被禁，你们几个人没看过《色戒》？即便有了分级制度，也不能阻止人们去找资源，就像当年网吧门口“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标语并没有阻止未成年人打游戏一样。

限制未成年打游戏时长的机制并不能把熊孩子变成乖孩子，就像线上教育无论辉煌与否，该是学霸的依然是学霸，前后高起楼塌都不过是一场商业炒作。

呼吁分级制度的人，他们不见得会为知识产权付费，更不会思考分级审查制度背后所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部分人眼里，看盗版的理由除了因为删减还因为正版太贵。

在现实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大力鼓吹分级制度，是一种对绝对自由的虚妄追求。

要知道，分级制度不等于什么都能拍，饶是韩国、美国，也有播不了和不能触碰的题材。因为拍不了，所以不广为人知。

这里提供一部电影：《社会中坚》Salt of the Earth (1954)，我国最早引进的外国片，作为一部在美国被禁的电影，由一群上了黑名单的好莱坞导演、编剧创作。

别看国产电影不断票房创新高，在未达到文化输出的宏伟目标前，票房唯一应该感谢的是——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正是因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入电影院。

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用户的付费意愿只会越来越高，尽管到达理想状况还需要很长时间，平台和制片商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届时内容对不起价格。

那么问题来了，倘若有一天，国内的版权保护得到进一步改善，内容付费率紧跟欧美，分级制度就可以迎来它的春天了吗？

结果可能依然不容乐观。

二、当版权遭遇互联网

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就是版权保护战，在商业社会里只关乎商业利益，与保护创作者关系并不大。

早年《鬼吹灯》的版权归属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在眼前的是腾讯音乐集团和对手们的版权大战问题，政策出手前，巨头已经一脚踩进了垄断的泥潭。名义上，所有为此打官司的企业都是在保护创作者利益，实际上，商业集团只会关心钱的事。

再说直白一点，一首歌、一部网络小说，即便与商业集团签署了授权协议，只要它还不温不火，没有到广为人知可以赚钱的地步，那无论它怎么被盗版，拥有这个版权的商业集团都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利益集团打击盗版，为的只是争取自己的利益，创作者保护只是顺带的事。阅文等公司如果真的看重创作者权益，就不会写出那样的合同。

有时候不是用户不愿意为好内容付费，只是不愿意付无意义的费，譬如超前点播时不能自由选择集数，又或者刚付费完，作品就下架。

即便是在付费意愿更高的欧美国家，大家也一直在寻求更自由的资源共享环境。

互联网诞生之后，要实行分级制度和打击盗版一样困难。

在查找知识产权保护相关资料时，我无意间发现了瑞典一个叫“海盗党”的政党，这是一个主张支持网络自由下载合法化，并抵制版权保护的政党。他们还有一个在欧洲非常有名的资源共享网站：海盗湾。要知道，瑞典可是诺贝尔颁奖地。

这个政党名字听起来可能不那么正式，但确实是瑞典第三大政党，2011年以9%的得票率首次进入柏林议会。在瑞典海盗党的影响下，欧美一些国家也组建起了自己的海盗党，目的几乎都是同一个——支持盗版。同时，冰岛的第三大党也是海盗党。

海盗党更准确地说，应该叫盗版党，2006年时，其网站首次现身互联网世界。这个支持BT下载的网站在上线后几个小时就引起了媒体注意，但多数人没当回事，以为又是程序员们的一次游戏行为。只是没想到网站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获得了将近5000个签名，作为申请成立党派的依据。（冷知识：这一年还有一个互联网界非常有名的事件——熊猫烧香病毒爆发。）

后来瑞典警方多次查抄过海盗党位于斯德哥尔摩的服务器，查抄一次，他们的党员就猛增一波。真正让海盗党成员实现飙升，进而上升为瑞典第三大党派的事件是2009年世界唱片工业协会(IFPI）向海盗湾提出的一场诉讼。

斯德哥尔摩法院宣判海盗湾四人组入狱一年，赔偿IFPI 3000万瑞典克朗（约合350万美元）。案件一经宣判，海盗党的党员飙升了近3倍。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在这类案件中，娱乐巨头通常不会是最后赢家，即便它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胜利。腾讯音乐集团在决定狂买版权前，其实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国外类似的案子最终发酵出了什么结果。爱奇艺等视频平台可能应该庆幸，幸好自己够穷，买不了那么多版权，否则也会进入反垄断的狙击猎场之内。

我们都清楚抵制盗版是一种非常正当的口号和手段，合法且正当，同时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盗版，很多东西可能无法迎来它的真正普及（这里没有支持盗版的意思，我捍卫一切创作者的权益）。

微软公司并不会真的和全世界那么多盗版系统的用户较真，因为盗版传播能为它带去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而国内众多忙着版权大战的公司，也不要太高看它们，他们没有太多的长远考量，只想守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很多巨头忘却了互联网的初衷只是“连接”而非“拥有”。平台型企业妄图从连接者转变为拥有者，方向上就错了。双标的是，这群连接者在遭遇负面事件时又会声称自己只是中立的技术平台（我姑且称之为中介）。

版权大战不见得保护了创作者的权益，却真正妨碍了用户的利益，这一点，音乐发烧友可能最有发言权。明明是为了周杰伦的歌才开的会员，结果刚开会员没几天，软件提醒你：周杰伦的歌曲已经下架。

三、当分级成为背锅侠

古往今来，创作从来都是一件戴着镣铐跳舞的事。任何看似自由无边、思想开放的年代，都有着不能触碰的禁忌。

当所有人都在抱怨制度问题时，不见得是制度真的出了问题，可能某一部分群体希望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一个背锅侠。

还记得《我不是药神》取得票房佳绩时，徐峥说过一番现在听起来颇值得深思的话。大意是讲徐峥一开始并不认为现实主义题材能够大获成功，他认为市场更喜欢喜剧，比如《囧》系列，经验之谈无可厚非。直到《我不是药神》，徐峥才反应过来，很多题材不见得不受欢迎，只是没有人去尝试。

这个逻辑放到电视剧、网剧市场一样成立，为什么都拍甜宠剧呢？工业糖精来钱快又稳，这能怪制度？所以后来走迷雾路线的爱奇艺杀出了重围，《沉默的真相》这种，可以想象在内容审核上必然经过了一定坎坷。

当创作者不觉得自己对文化负有责任，只对赚钱和娱乐大众负有责任时，甩锅就成为了下意识的选择。退一步说，即使真的作品分级制度，只愿意制造奶头乐的人只会制造分级之后的奶头乐。

既要对投资人有所交代，又要对消费者有所交代，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能力不足的时候不该怪环境不给力。

前不久看到贾樟柯在谈新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时的一篇采访：不顺利、不畅达，充满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坚持，一直坚持。这番话其实很适合用在多数困难环境中。

比起国产电影刚刚步入商业化的90年代，今天对文艺作品的扶持力度要大得多。不过是利润分成蒙蔽了初心，才使得再没见过《英雄》，徒留怀念《霸王别姬》的心。

当然，我也认同在影视、小说等创作领域，有些限制需要放开，但并非一套分级制度可以办到，因为没有人会为分级制度后的私人传播负责。只要有利可图，分级制度就会沦为形式主义。

大谈分级制度，更像是大谈私欲自由。

私欲从不为社会传播负责，但社会却要为私欲买单。

 

作者：风千语，微信公众号：科技复联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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