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到用车创始人周航：我是一位赚钱了但不开心的理想化商人

【i天下网商注】Uber和易到用车要合并了，作为舵手，创始人的周航，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公司是少有盈利的打车应用，这也被很多人称为“商业逻辑”。但是这位“商人”却有着改变世界的想法。

文/刘州
 

Uber和易到用车要合并了，作为舵手，创始人的周航，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公司是少有盈利的打车应用，这也被很多人称为“商业逻辑”。但是这位“商人”却有着改变世界的想法。

Whois it 周航，易到用车创始人。

一个挣了钱但不开心的商人终于找到了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好的商业一定要有精神上立得住的东西，并且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虽然忧心忡忡，周航先生还是如约出发了，一大早他从北京飞上海，然后坐车到芜湖，晚上又连夜赶回北京。这一天是2014年8月13日，周航把日子记得很清楚，他跟博泰集团的应宜伦来到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的办公室，第一次一起讨论共同出资，推出一款生而共享、只用不卖、没有钥匙的汽车。

临行前一天，2014年8月12日，周航创办的易到用车上了新闻头条—「易到被认定非法」的新闻纷沓而至。

「都约好了，不能不去啊。」周航思来想去，「还是硬着头皮去了」。8月13日清早，他登上早班机，刚一落座，新信息仍然从微信、微博里挤进来，他点开新消息提示的红点，看也不看就关掉，「『易到遭遇割喉』，就是这些，我早知道了，还用你们发给我吗?」

周航坦言，那次才是政策压力最大的一次，一方面正在新一轮融资进行到最关键的阶段，另一方面，专车市场上当时只有易到一家独大，「政策一出来就感觉是针对自己的」。2015年1月，易到等专车服务被查的新闻再次让他身处风口浪尖，但周航已学会处惊不变，全力准备2月3日易到宣布要造共享汽车的新闻发布会—这是去年那次芜湖之行的成果。

易到用车是周航在2010年创办的公司，缘起很朴素：周航自己很讨厌去上海出差，原因极简单—每次到了虹桥机场，打出租车都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有一回，他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结果被告知「排错队了」。周航气坏了，他琢磨着「什么时候能走哪儿都有自己的专车」。这种专车比出租车稍微贵一点，提供的服务好一点，应该有人会买单吧?至少，他自己都愿意买单。

周航说，他就喜欢这种「高级点儿啊，有意思的事情」。由这个朴素的愿望出发，经过四五年的打磨，易到用车建立，成为中国第一个由汽车租赁公司、劳务公司、软件平台和乘客四方协议模式的约租车服务模式。

然而政策风险在易到的高速发展中一直如影随形。杨芸是周航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天创的员工，2010年，她跟着周航开始做易到，那时候，周围的人大都不理解周航的想法，杨芸记得当时「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听了我们即将要做的东西，说『车船店脚牙』，司机是一群非常没办法管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这个行业可能会触及红线，可能会被别人定义为灰色地带，因为法律对它还没有界定」。

周航笃信，在成熟的公民社会中，政府的行为必须有法律授权，才可以实施，而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只要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就可以执行。「但政府找我，我也哆嗦啊」，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回去(他的移民地加拿大)呗」。

2013年，周航听到了交通电台里开始有人讨论：互联网约租车的模式是否合法?那时起，周航心里开始恐慌，因为「不知道政府会干什么」。这种惴惴不安一直持续，直到2014年8月12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下发《关于严禁汽车租赁企业为非法营运提供便利的通知》(下称「通知」)，一时间，仿佛一纸文件定生死，媒体上几乎是一面倒地抨击约租车。

易到高级副总裁于瑞卓在8月13日走马上任，他的到来多少缓解了不喜欢应对政府关系的周航心中的恐慌。此前，于瑞卓为宽带资本创始人田溯宁做了9年助理，他告诉《人物》记者，8月12日通知出来之后，他很自然地进入了工作状态，「以前张树新做互联网史的研究，把互联网过程中很多小人物比作『扳道工』。比如，这列车应该往上海走，要在火车来之前把铁轨扳过去，否则，火车就有可能跑到济南去了」。于瑞卓觉得「很兴奋」，因为，巨变的时代才会出现扳道工。

与兴奋相生相伴的是不安。周航从芜湖回到北京后一周，仍然觉得「对政府权力有很大的不安」，他准备去瑞典考察，去机场路上接到电话，说政府领导要来考察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园区推荐了易到。周航立马决定取消考察，马上调头，从机场返回公司。结果，领导最终没有来。

周航在《贪婪与恐惧》的文章里写道：「人是贪婪的，没有对更多更好的欲望的执着，人类就不会进步，因此，贪婪是人类的驱动器。但是，人性又是恐惧的，恐惧变化，恐惧不确定。」如此一种对更美好的世界追寻的欲望和对身处行业不明朗化的各种变数的恐惧一直伴随着周航。

他有时会怀疑自己，会因为「一点好事儿，觉得很开心，充满了希望，也会因为一点坏事儿，就觉得确实干不下去了」。杨芸觉得，周航在这些年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是和别人不同，「他执着于自己的梦想，执着于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按周航自己的话讲，「明明瑟瑟发抖，你还是要坚持前行」，「我要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一个主张吧。」

乐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邢文毅是周航的好朋友，周航觉得邢文毅是他的启蒙者，因为她介绍了茅于轼先生、资中筠先生等很多人给周航认识。「这么多年，这么多企业家，我就介绍了周航一个人给资先生认识。现在，资先生是易到的忠实粉丝。」

茅于轼先生后来也成了周航的忘年交，他说周航对他的支持不仅仅是捐款，他做的所有事情，周航都积极参与。「我知道企业家的时间很宝贵，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邀请他，他就会来。来了，还会发表一些很要紧的意见。他有很强的组织才能，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重点在哪儿，周航一点，我们就明白了。他的眼光是我们欠缺的。」茅于轼对《人物》评价说他最看重「周航有独立思考能力」，「我们普通人看出租车行业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就能看出潜在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他就看到了，而且想办法实施了，这就是他企业家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

航班管家的创始人王江是在周航创办易到之后才认识他的，在他看来，周航有他的理想，不仅是商业架构上的理想，他有情怀，能够通过设计商业架构让这种理想情怀施以更多的影响力。在王江众多的企业家朋友中，「他是明星」，王江说，「他希望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有更高的影响力，能够让他的想法、理念普惠更多的人。这是他明显的长板」。

周航口述：我从小就有了自己的是非观

「你是哪里人?」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惑，我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我出生在北京，随父母在四川内江的石油大院里生活，那时候，我的童年是金色的。大院的环境跟王小帅的电影里很像，大院里甚至是夜不闭户的，非常安全。

家里有很多书，一半是爸爸的石油的书，一半是妈妈的医学的书。家里经常没大人，我就自己看书，也许那时起就独立思考了。记得大约是70年代末期，大院里有一个阿姨是我妈妈的同事，有阵子，大家在悄悄议论说，她丈夫放出来了。我就好奇，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听我爸爸说，是武斗把人打死了。我心里挺害怕的，但是，仍然会想，这个叔叔家里很多书，看起来也不是贼眉鼠眼的样子，不像个坏人。这样因为各种原因被抓起来又放出来的人在大院还有很多。我就在想，是真的因为这些人坏吗?至少，看起来不像。

有一年春节，我妈带着我哥去了川北医学院，我跟着爸爸上井队过年。井队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顶上，唯一能住的地方就是劳改队的招待所，外面就是劳改农场，装了好几千劳改犯人。我一个小孩儿，啥也不知道，有一天，一开门，外面是劳改犯的放风时间。我跟一个看起来很和善的人聊天：「你犯了什么事儿啊?」他看上去也就30岁左右，中等身材，回答我：「投机倒把」。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投机倒把，只是单纯地感觉他面善应该是个挺好的人，那么投机倒把应该也不是非常坏的事情吧。

过了几天，有新犯人来了，他们被用机枪顶在头上。我看着很不是滋味，不管他们犯了什么罪，都过去了，为什么还要在这一刻继续羞辱他们呢?井队里扛钻管啊这些最繁重的活都是劳改犯干的。家属送来的腊肉根本到不了本人手中，基本就被充公没收。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拥有这么多权力而另一个人好像一点都没有。人为什么就被分了三六九等呢?

和今天遇到事情一样，我从小就有了自己的是非观，不太受外界看法的影响。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小学读的是石油大院的子弟学校，中学我就开始到县城住校了。那个环境就跟一个小社会一样了。全校几百个男生住在一个大礼堂里，今天这个人的箱子被撬了，明天那个人被打了，充满了一种江湖感，小时候的安全感没有了。

我觉得很鄙视那种小社会，我不想在里面当老大，因为我不会跟他们趋同，他们做的事情我也基本不参加。

对体制的反抗和叛逆都来自中学。我非常厌恶排名，一个班级里动不动就要全班大排名，语文、政治、历史，除了数学课都是数字没啥好说，我基本都要跟老师较劲。有一回写作文，我心情很糟糕，就写了一篇议论文，论高考制度如何恶劣。结果，下午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谈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浑身哆嗦是记得清清楚楚的。这种挑战权威的恐惧一直在，跟现在一样。

上初中的时候，我学得最棒的是政治经济学，初二寒假大约是1986年，隆昌一中的老师让我们做寒假调研。我回到北京，住在姥姥家，就在草场四条胡同，采访张大妈、刘姥姥、胖舅这些胡同里的邻居，问他们：你觉得菜价涨了吗?你还买肉吗?等等这些问题。末了，我就给老师写调研报告：物价可以继续上涨，但是市场应该充分竞争。老师觉得很稀奇，说一个初二的孩子居然做了一篇这么好的社会调查报告。

我终于在中学时代被老师肯定了，这非常重要，我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经济学有了很大的兴趣，自己看书，经常跑去跟老师讨论讨论通货膨胀。

中学时，我开始住校，因为不喜欢学校食堂，只好开始倒卖粮票，那算是最早开始做生意吧。我原本是不能吃辣的，食堂里的饭菜全都是辣的;我不吃馒头，食堂里的早餐却天天都是稀粥馒头。我只好天天下馆子，一块钱来一碗红油抄手，我妈每月给我的30块钱就不够花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城乡二元经济的实质就是农村同学是没有粮票的，他们只能自己每月背米来。我隐隐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后来就把家里的粮票按两毛钱一斤卖给农村同学。

价值观是潜移默化被一层层涂抹形成的。我现在经常鼓励人学一些经济学，有人说，我不懂经济学，生意照样做得很好，还有人说，经济学家都是纸上谈兵，让他们自己做做生意炒炒股票，十有八九是亏的。在我的理解里，经济学是研究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问题的。经济学的逻辑不是站在某个阶层的利益立场，凭借直觉和个人意愿做政策选择。

上述内容为节选版，剩余5034字，价值兄购买了原文，分享给大家。

过了赚钱的坎儿了，却陷入一种巨大的不开心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很会做生意是19岁，我没读完大学，在广外读了一年就退学了，觉得舅舅特别厉害，在80年代就开上车了，家里有28英寸的大彩电。来到北京，到舅舅公司里打工，他的公司是二十二中的校办工厂，在交道口有一个两间门脸儿，一百多平方米的店面，销售音响器材。我什么都不懂，但是很爱学习，第一个月工资一百多块钱，我全用来订一本杂志了，叫《世界广播电视》，当时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期刊。我就从头到尾地读，看不懂就死记硬背，最后积攒了二三十期，每一本都仔细地看过。杂志上有时候还会有厂商的讲座，有一回讲座在白石桥，我转好几次公交车才到地方，就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行业里比较明白的那个人了。

可能我天生就比较会做生意吧，印象最深的一次，舅舅和搭档出差去了，我在站柜台，接到一个电话，问有没有这个货那个货?那时候，我刚开始做学徒也就两个月，非常有责任心地回答：有呢，都有。挂了电话，就想尽办法调货，连《北京晚报》的中缝广告也不放过，打了好几天电话，总算把5万块钱的货凑齐，生意做成，赚了好几千块钱。

回忆我一路走来，遇到善人无数。在舅舅那里干了一年多之后，我就回学校读书了。毕业之后，我拉上我哥一起创业。启动资金来自我的姨夫，1994年，姨夫给了我们5万块钱，那真是第一桶金，5万块钱人民币装满了一水桶。

到2000年左右，公司一年可以赚两三千万了，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觉得一般人的发展轨迹是，20岁大学毕业，工作几年，有了人脉资源的积累，三十出头开始去创业。而我30岁的时候，算是少年小成了，2003年的时候，我已经过了赚钱的那个坎儿了。

但是，我陷入一种巨大的不开心，很焦虑，很痛苦。公司不用我每天守着干了，每天早上起来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发现，打高尔夫球是个很好的逃避方式。每天开车一小时去球场，打几个小时，然后回程一个多小时，再找几个朋友吃吃饭，一天就过去了。但是，晚上回到家里，我恨不能在日记本上写下今天自己做错了10件事情。

从2003年到2010年创办易到之前，前后差不多整整7年时间，一直在寻找。最难受的时候，我妈还陪着我去广医三院，看心理医生。我记得，做了一大堆问卷，说第二周才能来看结果。等了半天，医生说，你心事儿太重，得放下。放下这事，还用你说吗?抑郁症都是被看成狂躁症了。(笑)

邢文毅对我有一定的启蒙作用，通过她我认识了很多人，她比较系统地引导我对民主自由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大概在2002年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茅于轼先生写的文章，收获很大。茅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他在做富平学校，需要资金支持。我就网上找啊找，找到一个电子邮箱地址，可能是茅于轼先生，我就写邮件给他说，我是广东的一个小青年，想捐点钱给您。没多久，邢文毅就打电话给我了。

邢文毅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之前在索尼公司，后来放弃企业的高薪，什么也不要了，做公益了。因为天创跟索尼有多年的往来，她在电话里说，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

后来，我去北京出差，就去拜访了他们。在北二环一个破旧的小楼里，那是一个夏天，空调制冷效果也不是很好。再后来，我就开始给茅先生的富平学校捐钱了。

再后来，我给很多项目也捐钱，我对慈善也有新的思考。我觉得捐款不在于额度，有的项目是在作秀，就是上流社会的慈善秀，在炫富。你捐10万，我捐20万，那么，你就再捐30万。大家在乎的是捐款数字出来时，别人欢呼，而不是这个项目究竟帮助了多少人。

后来，我经常跟邢文毅聊。她可能也觉得我跟其他企业家不一样吧。她说「你没想到索尼的人竟然会跑来全职做公益，我也没想到索尼的代理商会有你这样的人，如此真正地关心公益」。差不多两个月左右，她就会邀请我去他们那里，一起聊聊他们的项目。我会贡献我的思考和我的智慧。邢文毅介绍我认识了资中筠先生、阎连科先生、王克勤先生等。

我们一群企业家去不丹，觉得每个人都很幸福，大家正在很高兴地聊天，谈起了自由的话题。有个企业家就说，我们不自由吗?我们很自由啊，想吃，吃，想喝，喝，想来不丹，不就来了吗?我们哪儿不自由了呢?

我就觉得，他理解的自由和我理解的自由是不一样的。小时候，我就不理解，《宪法》说人都有出版、结社、示威的自由，当时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这个自由有没有无所谓吧。从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去关注、去思考这些问题，不是背过了就过了。

前几年，长江同学聚会。我们那班长，当时是一个省的经贸委的主任吧，我还没讲话呢，他就来了，今天只谈同学情啊(笑)。我讲话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几年过去了对吧，同学们都发展得不错，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社会还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们应该追求点什么社会公平正义之类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太不好了。真的，我觉得社会太不好了。我觉得太不好了，就是说这种不好不是一种刺痛或者割伤，它是一种慢慢发酵，到溃烂。比如说没有美剧同步了，好像你也，就算骂一句也没什么的，是吧，微博不让发了，你也觉得没什么。然后，很多个「没什么」以后，就是发现我们这个社会，所有向上的动力就没了。

关系可以保命，但是关系不能赚钱

我长江的同学很多都是巨富嘛，但是我也没觉得他们怎么着了。因为，他们的财富逻辑是如何去占有更多的资源。办法是什么呢?不是巧取就是豪夺嘛。而我的逻辑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啊，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我不喜欢人被分三六九等的感觉。我特别不爱去夜总会，首先，所有的夜总会房间都是没有窗户的，又抽烟，又喝酒，里面乌烟瘴气的。长江的同学经常去，有一回，长江同学在沈阳聚会，一个一个搂着人家走了，服务员问，谁买单，就剩我一个人了，好几万。

在那种环境下，我特别受不了他们对小姐的不尊重。进来之后，骂骂咧咧喊：「喝!」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在(高尔夫)球场上也是。在广东打球的时候最明显，顺德佛山的土老板经常骂球童。球找不到了骂球童，自己没打好也赖球童，着急了有的还打球童。我心情好的时候，就客气地劝劝，别这样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骂那些老板，怎么能这样呢。

我这辈子就唯一去过一回东莞，那是在上一家公司，我才二十多岁，接了一个五六百万的单子。某个省的厅级领导说要亲自来这儿考察，我想，这得安排吧，怎么安排，只能去东莞。

加上省委驻广州办的，一共二十多个人进了一个金碧辉煌的KTV，我感觉特别难受，感觉自己在当孙子，特别不爽。我正想着是不是得给领导点歌啊?结果，领导很直接地说：「小周啊，不用唱歌了，你直接安排吧。」

从来没干过这些事，完全不懂啊，转场到了宾馆，我站在宾馆大堂，感觉自己就像妈咪桑，挨个给小姐们说，「别问客人要钱啊，完事儿了之后，都来找我领钱。」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发现金，每个小姐发千儿八百的。

我觉得这事儿太没意思了，挣多少钱我都不干了。上一家公司跟政府相关的，一般都是我哥周洲去打理。他有一个理论就是，关系可以保命，但是关系不能赚钱。

小时候在职工医院，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挂号。对我来说，医院是一个随便去的地方，所有的护士姐姐都对我非常好。我还一直很喜欢牙医，我躺在那里，睁开眼睛，觉得就像躺在牙医怀里一样。我觉得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缺乏被人关心的时候。在大院里，邻里关系非常好，家里都不锁门，父母不在家，就会有邻居来给你吃给你喝，周围有很多的爱。

到了医院里，我看到附近总是有喝了农药，被送过来抢救的妇女，我就很不理解，她们为什么那么轻视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迫使她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证明或者维护?

我觉得这些人不应该是这样，她们应该被关怀、被拯救。

在我公司里，有一个员工叫涛涛，他跟健全人有一些不同。公司里的会议室都会摆上瓶装水，涛涛就负责给大家补给这些水，他的工资公司发，他的陪护老师工资我来发。我现在在公司经常着急、发脾气，但是对保洁阿姨态度是最好的，我经常把别人送我的购物卡啊小礼物啊，转送给她。

我觉得他们就应该被关怀。我在一个团队中，经常就是无意中扮演了关怀者的角色。比如，我去徒步，我不会走在最前面，我通常会去关心走在最后的人。我会去尽可能地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走。

一个商业，它一定要有精神立得住的东西

曾鸣对我的影响也很大，2004年，我在传统行业创业整10年，进入长江商学院读书，成绩最好的是战略学，这门课的教授就是曾鸣，他当时是中国雅虎CEO。2007年，曾鸣邀请我去中国雅虎做顾问，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真正的互联网公司。

3721到底还能不能做?这是我到雅虎之后，接到的第一个项目研究课题。

我一直把曾鸣当做导师，把自己很多创业点子讲给他听，听他的意见。我是一个会为美好的经历买单的人，所以，很多想法都是从我自己的需求出发的，去思考有什么可以创新一下?

有一回，我跟一个哥们在宾馆聊天，钱包能不能不要了?这个很朴素的想法也是缘于我自己，跟很多男性一样，我喜欢把钱包插在裤子后面口袋里，鼓个大包很难看，还容易被小偷盯上，坐下起身很容易落在座位上，不胜其烦。如果能电子支付，银行卡就不要，然后直接把钱包不要了，该多好?

一宿没睡啊，我俩当时兴奋，这应该是一个1000亿美金的生意。一早就跟哥们一起找曾鸣去了，谁知，曾鸣一句话就浇灭了我们的梦想：这是支付宝该做的事情，不是你们做得了的。

寻找的过程很漫长，我觉得房地产不高级，做游戏也不高级，看了好多好多项目，都觉得「不高级」。

我很喜欢一款App，叫纪念碑谷，它给我带来了一个哲学意义和美学意义都无法忘却的震撼。我不是一个游戏人口，但是，我觉得它不功利，不会去用尽心思设计关卡、收费点，我就是一个付费游戏，你玩吧，享受了一个游戏真正的乐趣。《征途》我就看不上，很聪明，很鸡贼，让大家免费来玩，卖道具挣钱。通过操纵人性中的恶，处心积虑地让你多花钱。前阵子，史玉柱出了本新书，邀请我写序言，我的题目是《向你讨厌的人学习》，但是写了一半，实在写不下去，就放弃了。

2007年我去了加拿大。闲不住啊，一个月去了3次拉斯维加斯：一次听辣妹演唱会，一次听比尔·盖茨退休演讲，最后一次把婚结了。最后一次，我突然发现太阳马戏团太了不起了。以前只是知道太阳马戏团，但这一回，我发现太阳马戏团占下整个拉斯维加斯的秀场份额的半壁江山时，真是深深地震撼了。

我认真观察了他们的几场秀以后，发现每个酒店的秀都是不一样的，但是精神内核的东西是一致的、相通的，充满了探索爱的过程，我觉得，一件艺术作品一定要有精神上立得住的东西。一个商业也是如此，它一定要有精神立得住的东西。

过往的迷茫终于有了出口，经历了整整7年的全国各地寻师访友，像所有的富起来的企业家一样不断地各种名目的慈善项目捐钱，一年打满七八十场球赛，深夜自视省察。经历所有的一切之后，我突然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收获，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内在自己的存在，就是我可以和自己内心有一种新的对话，有了一种自我的觉察，突然能够看到自己当下的状态，明白了我那个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2010年创办易到，我受到了很多人的启发。第一位是胡舒立女士，2009年3月，她在《财经》杂志上写过一篇《「公司出租车」模式》的文章，讲述了新西兰一种新的出租车业态，引发了我对中国出租车的关注和思考。第二位是中国最著名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他是我的好朋友，从2003年开始，他撰写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的报道，一写就是8年，每年出一份出租车行业的蓝皮书。第三位是我的忘年交茅于轼先生，他是我非常尊敬的长者。我们曾经在2010年我创立易到之初，讨论过出租车是否具备公共产品的属性，车的数量和运力模型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4年过去了，约租车这个市场由易到开创，通过互联网那个预约，提供了与出租车不同的差异化服务，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专车服务，我很骄傲，但是，这远远不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不是说我要造一个中国的特斯拉，我是最鄙视这种说法的，你知道吗，我绝对不是要干一个中国的×××，就是我绝对不干那事情。而我认为我要造车就是说，我找一个独特的定位嘛，我就认为那我就是要造一个共享汽车。我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汽车共享社会。只要有5%的汽车愿意加入到共享网络中来，共享汽车的数量将达到1000万台。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需要买车了。

最近有人说，易到被收购了被吞并了。我想说，你们吞不起。专车服务市场里，给大家弄点优惠券，给司机弄点补贴，这样靠利益是诱导不出真正的共享经济的。不同场景不同人群需要不同的出行服务，我希望帮助所有的人提高在不同的场景出行的品质。所有的出行都应该是轻松的，舒适的。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的汽车消费大国、生产大国，但我们整个中国的汽车企业引领过世界的发展方向吗?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疯子般的想法，我们想做这件事情。而互联网的时代恰恰是让疯子梦想成真的时代。

（编辑/天下网商 E—Linda，本文来源于《人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