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安代表郝世玲:建议引入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新模式保护知识产权-天下网商-赋能网商,成就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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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年来,打假均是两会上引起公检法系统代表委员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屡打不绝的假货,成为危害百姓健康安全、降低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没人比我们警方更迫切希望减少制售假犯罪了”。被誉为“群众代言人”的全国人大代表郝世玲,是公安领域代表中从警时间最长的。今年她在全国两会上带来了“加大打假力度、让制假者直接入刑”的建议。两年来,打假均是两会上引起公检法系统代表委员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

郝世玲在基层公安一扎就是近40年,这位被群众亲切称呼的“郝大姐”,先后被授予“全国劳模”、“全国公安二级英模”、“爱民模范”、“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三八红旗手”、“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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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难题:电子证据难认定、缓刑率高

郝世玲现任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劳动南路派出所民警、副调研员。她说,社会愈发稳定安全,日常工作中接触过假药、假酒案,对假货深恶痛绝。2013年,劳动南路派出所破获了一个为了延长面食保质期而往面条里加甲醇的案例,“含甲醛35%到40%的水溶液通称福尔马林,对人体危害非常大”。

她以陕西省十大食药犯罪典型案件举例称,西安警方破获一起涉案金额2000万元的假鸡精案,主犯师某原本是正规公司的打假人员,经受不住高额利润诱惑制售假被抓。

江苏泰州警方2018年6月侦破的一起特大制售假酒案中,主犯周某也曾两次因造假酒被追究刑事责任,先后被劳动教养一年、有期徒刑9个月。

“很多制售假案件中,或多或少都有惯犯、累犯,为什么?罚得太轻,利润太高!这对一年要办数十上百起案子的警方而言,无异于浪费执法资源”。郝世玲说,警方在基层执法实践中发现,假货认定难,打假难,执法周期长、成本高。

记者了解到,依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销售假货超5万或违法所得超3万,才可追究刑事责任。制售假分子反侦察意识强,电子证据认定难。制售假分子把生产仓储物流环节物理隔离,线上线下跨平台跨国境销售。侦查取证时牵一发动全身,很难一次性抓个现行,且证据易销毁,电子证据难以认定,关键环节取证难度极大,直接导致很多制售假案件无法立案。而另一个现实是,缓刑率高,即便罚金,大多数也远少于其违法所得,等同于罚酒三杯。

代表建议:涉食药安全及制售假累犯惯犯要从重处罚

“假货屡打不绝,但警方从未降低过打假力度,没有人比我们警方更迫切地希望减少制售假犯罪了”。郝世玲建议,要加大打假力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制售假犯罪成本,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让制假行为直接入刑。要加大惩罚性赔偿,把制假售假者罚到倾家荡产,尤其对涉及食品药品等人身安全的制假售假者要从重处罚,对屡教不改、累犯惯犯从重处罚,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郝世玲说,打假是很大的难题,仅靠单方难以解决,必须社会各界联合、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让制售假者不敢制假售假。她建议,为避免浪费执法资源,提高执法效率,要在传统的执法中应用、推广数字经济时代的打假新技术、新模式,加大对电子证据认定的实践应用。

据报道,上述西安假鸡精案中,当地警方将传统侦查手段与阿里打假新技术、新模式结合,当地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加强协作,缴获大量半成品、原料、包装袋、包装箱及制假设备等涉案物品,涉案金额达2000万元,对犯罪嫌疑人实现精准打击,无一漏网。

加大对制售假犯罪行为打击力度的话题,在去年两会期间就非常热门,来自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的代表委员及专家也多次提出相关提案及建议。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浙江省高院副院长朱新力,建议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让造假者“一次造假、终身负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也建议从刑法立法入手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并建议最高法、最高检出台专门打击制售假行为的司法解释,从更高的国家战略角度来打击制售假行为,指导全国的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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