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网将改变中国——专访通用电气首席经济学家Marco Annunziata

《财经》记者 周哲

工业互联网正在改变世界工业的结构和格局。所谓工业互联网，就是数字技术和大型机器的融合。每一台机器经过安装传感器之后，成为数据来源，机器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数据传回到后台，又可以经过分析后指导决策、提高效率，甚至帮助研发新一代的技术。

比如在能源领域，工业互联网让风场的上百台风机可以相互传输数据，使一台风机的功率变得最大的同时，让其他风机不受影响，从而提高整个风机群组的稳定性和效率；再比如在医疗领域，工业互联网可以远程监测大型设备，及时维修，也可以进行远程诊疗，譬如将影像或者诊疗数据上传到云上，使得北京或上海的大型医院的医师可以在云上读取数据，提供远程诊疗的方案。

对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未来，通用电气（简称“GE”）首席经济学家Marco Annunziata非常乐观。

作为工业互联网研究的专家，Marco丝毫不吝于表达对工业互联网的看好。《2016年GE全球创新风向标报告》于1月19日对外公布，GE调查了世界各地的商界领袖如何看待创新,以及他们的观点如何塑造他们的商业策略，该调查涉及24个国家的企业高管和13个国家的有识阶层人士。

该报告发现，68％的高管和64％的有识之士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有着积极的预期。61％的企业高管使用大数据来影响决策（高于2014年的53％），以及77％的高管看到了合作带来的金融成果（从2014年的64％）。

Marco对《财经》记者说，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转型中失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但中国可以通过拥抱“工业互联网”，拥抱这一轮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的数字创新来应对这个挑战。

在他看来，中国重视创新，也有良好的人才培养的基础，如果能够学会更加开放合作以及从数据中挖掘经济价值，一定可以绕过弱点，快速地飞跃到全新的技术层面。

工业互联网与工业4.0之异同

《财经》：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什么？

Marco： 工业互联网是信息技术或者数字技术和大型机器的融合。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智能手机，它不光可以打电话，更像是互联的连接器一样。在工业互联网方面，就是把很多的机器连上互联网。同时，和现在的智能手机一样，工业互联网也有软件，可以不停地去更新、完善这个功能。因此，在工业互联网概念下也是类似的，这些机器设备和软件在互联的支持下能够不断完善自己。

另外有一个相互反馈的机制。比如在航空、医疗等领域，这些设备可以提供大量数据。你设想一下，一台设备的数据，不管是发动机也好，CT也好，和所有设备相互连接产生的数据，质量是不一样的。工业互联网提供的是后者，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诊断和预测所有设备，包括它的效率、健康状况等，这是工业互联网运行的规则。

《财经》：GE率先提出的“工业互联网”和德国西门子率先提出的“工业4.0”有何区别？

Marco： 工业互联网和工业4.0从目标上来讲，是非常相似的，目标其实就是对于工业未来转型的一种描述，共同在展望一种新形态的工业形态，这种新的形态就是数字化工业当道的形态。可以这么说，两个不同的描述其实是异曲同工的。

但是从途径上来讲是不一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是，工业4.0是西门子主导的，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政府作为国家，对它自己未来工业转型的期待，或者说希望能够走向的道路，即德国希望通过这样的转型，步入数字化工业时代。

相比而言，虽然GE提出来工业互联网，但这更多是市场行为，是基于共同驱动往前推进的行为。我们和很多企业有很广泛的合作，像思科、英特尔等。从我们推进工业互联网的过程来看，工业互联网是高度开放的体系，不可能在某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者很少的几个国家完成。

《财经》：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工业互联网是将机器设备改造，使其成为我们的数据来源，从而将我们的机器设备互联成为物联网；机器拥有者再从获得的数据当中进行分析，来指导其决策。如果这个理解大致没错的话，那对不同机器进行改造，使其成为智能机器、数字化机器，是不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这个在目前来讲，可行吗？

Marco：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个，安装传感器或者改造现有的设备，其实要比想象中简单得多。现在将传感器安装到比如燃机或者飞机发动机上面，让它去收集数据，然后将数据反馈到后台进行分析，这个过程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而且涉及到的投资的数字不是那么大，和机器本身的成本相比，是非常非常小的投资。

另外这些数据可以提供给业主，或者设备拥有者一些操作的、优化的建议，这个的回报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可能在这个架构之下，很快地给飞机或者燃机提供一些参考的建议，比方说如何改进飞机的燃油效益，还有怎样使飞行员的起飞和降落更安全等方面的建议，这个投资回报的周期是很快的，数据很快就能提供很大价值。

除了刚才说的改造现有设备，其实工业互联网收集的数据，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产生的更加重要的价值，是为我们用户在使用、开发新一代设备提供非常重要的参考。当然这个周期肯定比改造机器要长得多，但是它允许我们在基于数据分析和数据运行基础上，开发新一代工作方式完全不同的产品，这个是很直接的价值。

虽然周期会长一点，但是它的价值非常大，尤其是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国家可以循序渐进地改造，它们有很多的资本。对于新兴国家，本身就没有太多已有的设备，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新兴国家提供全新的下一代设备，新兴国家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个跃进式的发展，直接进入一个全新的技术阶段。

工业互联网将改造中国

《财经》：工业互联网对中国而言有什么意义？您认为工业互联网是新兴国家弯道超车的好机会，但是有没有可能，新兴国家由于自动化水平比较低、技术水平比较低、人才的缺乏等等，没有办法加入到工业互联网当中，从而工业互联网反而拉大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距离？

Marc： 工业互联网对中国的价值非常大。工业互联网核心价值第一个就是提升效率，让很多工作的成本更加低廉，而且生产力能够提高。这些听起来可能很空泛，但是对我们日常生活或者工业社会发展是有直接帮助的。

比如在能源行业，中国经济体量非常大，而且在能源领域的投资，不管是发电还是输电是非常巨大的，因此需要持续下去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反过来说，发电或者能源需要注重可持续发展，需要降低污染程度，而且整个成本也要降下来。

举个例子，是工业互联网在工业方面的运用实例，我们在云南那边已经有这样的运用。在风场，不是一台风机，而是几十台、上百台风机，按照勘探完的结论把它们全部竖起来。工业互联网的方案，对它们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改变，就是让每一台风机之间相互联通，相互传输数据；然后做完一整群的风机，把数据协调完之后能够把数据传回背后的大数据平台，做出分析；做出分析以后做出一些调整，比如单个的风机可以变桨或者变速来调整输出功率，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群来统一协调其他风机之间应该怎么变桨。

很多时候我们考虑的过于线性，认为让一台风机效率变得最大就可以了，但是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可以使一台风机的功率变得最大的同时，让这台风机、后面那台风机不受到影响。作为一个群，提升它整体输出功率的稳定性，增加输出的电力数量，这么做下来电力数量可以增加4％－5％，由此可见这已经是触手可及的利益。

再比如在医疗方面的运用。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紧缺的。从根本上来讲，要把这些紧缺的资源，设备、人力、诊疗的专长等，尽可能地触及到尽量大的人群，即我们所谓的“可及性”要提高。在这方面工业互联网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不同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远程监测我们所有的设备，相当于有一个相对集中、相对有效的监测去支持远程的大型设备。不管是CT机、核磁共振，还是超声波扫描仪，我们能够很早地知道这些设备的健康状况，是不是需要及时地维修，避免它的宕机。

第二个可以帮助医生做一些远程的诊疗，这个可能不只是点对点的，有可能是将影像或者诊疗的数据上传到云上，使得北京的或者上海的大型医院的医师可以在云上读取这个数据，提供远程诊疗的方案，这样的话就把医生的专长或者知识分享给更大的人群。

工业互联网在能源和医疗等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其实除此之外，GE自己也很广泛地采用了这个概念。很多GE的工厂用到了3D打印，用到了工业互联网模型，能够帮助我们加快速度，很快地把设想的设计做出原型、推向市场。

举个例子，燃气轮机对技术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很多其他产品，但是因为有很多数据的支持，在工业互联网架构之下利用很多现有的试验台，还有很多现有的设备做分析和虚拟的测试，使得整个的开发过程缩短了一半，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样的例子其实对于中国的企业和整个工业来讲非常鼓舞人心。中国非常推崇创新，而且国家的整个战略就是加速创新，那我们提出的工业互联网这个框架，能够给中国的企业提供一个快速实现创新的、很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思路，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对于中国有很大的帮助。

至于中国会不会因为人才或者基础的薄弱，反而在工业互联网这个领域落于下风，我的意见是完全相反的。首先，中国需要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投入再多一点，当然在很多技术的领域，基础设施的领域也需要做相应的投入。

整体而言，工业互联网不是拉开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而是把技术鸿沟填平了。因为工业互联网是从全新的实验阶段开始的，没有人知道哪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我觉得中国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很好的机会的。

《财经》：实现工业互联网，需要具备哪些因素？

Marco： 需要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人的培养。需要澄清一下，技术人才当然是很重要的，不管是软件的、通信的还是硬件开发的，但是我们讲的人的培养是更广义的人的培养，即劳动力的培养。因为工业互联网时代，不是只有一小部分人专门去开发，而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里面，所以操作的人也应该具备这个能力，包括企业家也应该在企业运营方面有新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当然是数字架构，不管是企业还是国家层面都应该有相应的投入。数据肯定是需要完全全新的架构，这个毫无疑问。

最后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开放性，或者合作。没有一家企业，或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把工业互联网做得更完善，企业应该抛开这些条条框框，积极地寻找合作伙伴，在国家来讲也是这样。

在欧洲有这个思潮，关于工业互联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边界或者是国界，因为这些数据的私密性，所以应该在一个物理的国界里面进行，但是这个是完全行不通的。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面，每个国家和企业必须抛开自己的一部分，很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和协作，这样才能够激活工业互联网。

《财经》：您认为开放性或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中国可能在工业互联网道路上面临更多的阻碍？

Marco： 我们应该明确，互联网数据的交换或者数据的采集，不单纯是技术过程，而是真的能产生经济利益和价值的过程，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层面上，不管是企业的机器数据还是个人的用户隐私（和工业互联网有关的医疗领域涉及用户的隐私）都值得采集。

我们首先确实是比较赞同当地政府来进行比较合理的投资，以确保数据的安全，因为涉及到国计民生，我们可以理解。

其次，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经济或者商业话题，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剥离掉政治或者社会层面的意义，只从商业价值来讨论，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把这个话题留给国家或者政府去探讨，以他们的建议或者见地为准，我们会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最后，其实从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有一个很显著的改变，也希望提醒你注意。以前好像总觉得中国是一个IP黑洞一样，国外的互联网的知识产权，或者很重要的软件或者知识在中国通过互联网被泄露出去，好像中国侵犯了别人的版权或者知识产权。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很多的创新，其实中国也有同样的诉求，也需要在互联网上保护中国制造和中国的知识产权，因此我觉得相比以前来讲，中国处于一个更平等的讨论这个议题的地位。因为有着相同的诉求和相似的义务，这个事情显得没有那么难办了。

本文原载于《财经》杂志2016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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