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线上线下社交的密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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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大年初四啦，这段时间你心里是不是只有一件事——红包！

从前只能从长辈那儿收到红包，现在只要你微信群够多，手快，抢红包的机会不要太多~

一个小小的微信红包，作为一种并不局限于家庭内部的仪式性互动游戏，让本与家人欢度春节的我们又能和朋友同事同学在线上世界聚会了。想知道传统春节红包与微信春节红包有哪些不同，请收下本篇推送。

（节日聊天谈资指数：5颗星）

微信红包：线上线下社交的密码本

文 | 张放

四川大学新闻学院腾讯新媒体研究所教授

微信春节红包打破了三十年来除夕夜举家看春晚的“新民俗”，拉开了春节新一轮民俗变迁的序幕。微信红包所具有的操作便利、互动性强的优势为其赢得了巨大的用户黏性。那么，微信春节红包的出现又会对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以下我们将从二者的 流动范围、流动路径和仪式性 来进行一个比较。

家里到家外从家庭关系延伸至社会关系

严格来说，“正宗”的 传统春节红包是指家里长辈向幼辈发放用红纸包裹的压岁钱这一种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中国人家庭内部的礼物流动。从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等许多经典著作中我们都能发现家庭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那么可以推断，传统春节红包背后一定担负着某种与家庭关系（亲属关系）高度相关的社会功能。

而微信春节红包跟传统春节红包不一样，涉及到了两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一种是家庭关系或者说亲属关系，一种是社交关系。 其中前面一种既包括和传统春节红包类似的由家里长辈向幼辈发放的带有压岁钱内涵的微信红包，也包括和传统春节红包不同的家庭同辈之间互相发放的微信红包。但后一种跟传统红包完全不同，即便是在春节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民俗节日，也经常出现在好友、同事、同学等家庭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之中。

微信红包摆脱了地域限制空间感消失

孝道是中国家庭观念的核心，而最能体现孝道的家庭成员间礼物流动则是所谓的“孝敬”。如果说“孝敬”式的礼物流动方向是体现了从幼到长的这样一种次序的话， 那么传统春节红包恰恰相反，是从长到幼的礼物流动形式 ，属于“赏赐”的性质。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按照春节民俗传统，家里长辈向幼辈发放红包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幼辈必须在大年初一向长辈行拜年礼。在当今社会，成年子女一般都会离开父母而独立成家，这就使得春节拜年必须“上门”，也就是到长辈家，同时拜年礼也必须拿出实物来。换句话说，在春节要获得长辈的红包，幼辈必须首先上门送上“孝敬”。这就说明， 传统春节红包的“单向行驶”其实是属于一个“双行道”中的一部分，它的真正作用是“以慈促孝”，通过自身流动形成一个立体的“金字塔”结构 ，从而强化了对整个大家庭也就是核心血缘关系的整合。

流动于家庭关系之中的微信春节红包在发放形态上与传统春节红包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其通常以“抢红包”的形式出现。 在家庭群中， 由于第一代长辈的技能所限，这种“抢红包”式的流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在第二代子女和第三代子女两代人构成的一个“去顶金字塔”的结构之中 ，并且在流动路径上只存在三种理论上的可能，即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第二代相互之间和第三代相互之间。其中，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的微信红包流动，不仅时常会针对包括自己子女在内的全部第三代子女多次发放，而且还在红包金额的设定上较为随意。

这种随意性意味着微信春节红包某种程度上并未被视作馈赠对方的礼物。这样一来，原本蕴含于传统春节红包之中的“以慈促孝”的内涵就变得非常淡薄。而其他两种流动路径（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第二代相互之间和第三代互相之间）都是传统春节红包所没有的，由于金额数量的原因也很难将其界定为带有人情色彩的礼物交换行为。在实际操作当中，无论红包发出者是谁，都几乎不会专门地指明自己在微信里发出的红包是特地发放给某一代对象的，这使得前述三种微信春节红包理论上的流动路径往往是相互伴随的。这就表明，家庭微信群中的红包发放在实际效果上恐怕无法像传统红包发放一样进行清晰的“点对点”划分，而是处于一种“混合”状态。这种混合状态显然无法体现传统中国家庭的辈分等级，相反却呈现出一种所有家庭成员“平等参与”的内涵。

当然也有人表示说，“我家长辈现在已经用微信单独给小辈发红包了（特别是人在外地的），或者丢一个大红包在群里，让我们小辈去抢。” 虽然都叫红包，发的一样是钱，但内涵完全不同。为什么呢？① 因为微信红包摆脱了地域限制，空间感消失（特别是当其中的一方不在场）；② 因为“显圣物”（即作为物质的红包）不再呈现（这是所有实物电子版的缺陷）。

互动式游戏，再生产社会交往关系

传统春节红包馈赠毫无疑问是具有仪式性的。一方面，它起源于“压岁钱”，被赋予了“压祟”这样一种具有浓厚中华文化特色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模式化、程序化的礼仪。这两点是仪式的基本要素。所以传统春节红包馈赠与其他仪式一样，具有表达参与者情感和规范参与者行为的作用，包括引导幼辈对长辈的尊敬，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孝顺，还有长辈对幼辈的慈爱，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权威。在这个基础上，传统的家庭关系就可以不断地再生产而延续下去。这一具有再生产家庭关系功能的仪式只在作为岁时仪礼的春节期间出现，与日常生活的常规部分之间存在着断裂，构成了罗马尼亚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说的神圣空间，因此是一种神圣仪式，而红包在其中正是表征神圣意义的“显圣物”。

而微信春节红包尽管在内涵上已跟传统春节红包完全不同，然而并不能就此断定它不具有仪式性。 从模式化这一仪式必备的要素来看 ，在微信“抢红包”的过程中，从红包金额、类别的设定，红包说明的填写，到红包的发放，再到群中家庭成员依次点击红包得到相应的份额，无论是参与的时限还是进行的时序，无论是参与方式还是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都遵循着微信平台所设定的相对稳定的规则；而且每一次“抢红包”均完全按照这一流程进行。 从仪式必备的另一要素——具有深层文化意义这一点来看 ，虽然微信春节红包并未继承传统春节红包最早所具有的“压岁（祟）”以及后来出现的维护传统家庭“孝—慈”关系的文化意义， 但就维护和延续即再生产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关系）这一功能而言，微信春节红包和传统春节红包可谓如出一辙。 这足以说明， 微信春节红包同样具有仪式性。但微信春节红包具有“抢红包”、“拼手气”等特质，可以视为一种并不局限于家庭内部的仪式性互动游戏。 不过“抢”这种方式本身让微信红包无法建立起传统红包具有的神圣感和维护家庭关系再生产秩序。

按照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中的经典界定，游戏具有自主参与、不涉功利以及进程独立等三个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在家庭群中抢红包时也恰好具有：一是“抢红包”完全自主参与；二是“抢红包”以家庭成员的参与本身为乐趣；三是“抢红包”的从发红包开始，至所有红包被抢完或是收回为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进程。过程中只有游戏的参与者，而不存在传统家庭关系中长辈/幼辈这样的等级划分。辈分等级的淡化和参与代际层级的减少，使得整个家庭关系呈现扁平化的趋势。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是一种人们会同时与亲、友两种不同的群体进行的一种互动游戏，也并不局限于春节这样具有浓厚家庭意义的的节庆，而是随时随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故只能算是 一种世俗性的仪式。